少年中國(丁三)

從 钉子の书房

本文為長篇非虛構文學《少年中國》縮寫本,已刊發於《國家歷史》雜誌第12期。請轉載者務必說明

  

  作者:《國家歷史》主筆 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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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中國》之一:「蜀道難」

  1941年冬天,在成都東郊沙河堡鎮,一場小小的葬禮進行着。正值戰亂,墓地邊只站立着寥寥幾個身影,在他們的注視下,作家李劼人將一個骨灰盒放進墓穴,隨即覆蓋上泥土。他們的頭頂飛舞着幾張紙錢,爆竹只有稀疏的一兩聲。他們鞠躬、默哀,然而也沒有哭聲和眼淚。

  因為,被埋葬進田土的這個人,已經死去五年了。他死在遙遠的德國,生前孑然一身,身後一無長物。整整兩年以後,他的骨灰才被輾轉送回中國;又三年,李劼人終於將他安葬在了自己菱角堰的老屋附近。------他從此長伴着他;面對他的墓碑,他潛心修改着自己的三部作品,《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和《大波》。

  「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所謂至重的死亡,乃至大好的人生,歸根到底也不過如此罷?然而,殘留在人心深處的些許面容,連同墓石與青草,到底會讓人透過這紛紜浩蕩、似真非真的人間,去尋求一些活過的實在。何況,死掉的這個人,曾經有過恍若天籟的青春與人生。

  死掉的這個人,名字叫作王光祈。

  

  一、

  

  1907年夏天,當15歲的王光祈跟隨母親遷居成都時,他斷然無法想像,這個古老城市千年不變的面貌,已變得如此駁雜、破碎、模糊不清。

  成都之行極富戲劇色彩。幾個月前,晚清重臣趙爾巽調任四川總督;幾乎下馬伊始,他就派人尋訪受業恩師、咸豐舉人王再鹹的後人。得知王再咸之子王展松早已去世、留下一對孤兒寡母后,這個風流儒雅、頗具古風的封疆大吏當即贈銀一千兩;隨即,他又把王光祈送進了開辦不久的成都第一小學堂。

  成都生活就這樣開始了。而這個生活着七萬家庭、三十餘萬人口的城,已不再是昨日的那個城。

  原本的城,聚集着官員、胥吏、商販和手工藝人,他們或是鄉村的食稅者,或是千萬農夫的變種。一句話,他們和他們居住的城,不過是廣漠鄉土的附屬物。而伴隨着「新政」的興辦、學堂的興起,城市漸漸地獨立出來,並漸漸地光怪陸離了。

  製革廠、火柴廠、瓷器廠、「勸業場」,以及巡警、「公娼區」、工藝品博覽會和新川劇,烘托出了一個舊的將死、新的方生的城。或許,與這一切相比,一個名叫周孝懷的地方官吏,他的行政履歷更能折射出成都的嬗蛻,乃至無數城市的變遷?

  周孝懷是浙江諸暨人,在成都,他綽號「周禿子」。自從1902年率領20名學生從日本留學歸來後,這個年僅27歲的年輕人,開始以勃勃的生機、過人的精力,以及來自東洋的新經驗,改造着這個老朽不堪的城、老朽不堪的省份。繼開設四川第一所學堂、第一個巡警教練所後,他又接連創辦了乞丐工廠、幼童工讀廠、社會福利院、消防局、彩票局、自來水公司、川江輪船公司……儘管川人刻薄地以五個諧音字「娼場廠唱察」,來形容他的新政作為,但,短短几年時間,一個近代化成都漸漸出現了。

  對王光祈來說,這個初分娩新誕生的城,如此喧囂沸騰,又如此熱烈清新。次年,他考入了四川高等學堂分設中學堂。

  

  二、

  

  格致、算術、地理、體操……這些來自泰西的詞彙,充斥着這所新學堂。義理、考據、詞章、詩賦,從此變成了聲、光、電、化。比起實驗、公式和化學分子式,沒有什麼更能夠顛覆鄉村的記憶、並磨去過往的生活痕跡了。至今沒有發現王光祈關於學堂時代的回顧文字,但,與他同時代的蔣夢麟留下的諸多記載,或許能夠折射出他的心路。幾十年後,蔣夢麟這麼回顧自己的學堂生活:「我在中西學堂里首先學到的一種不可思議的事是地圓學說,我一向認為地球是平的。後來先生又告訴我,閃電是陰電和陽電撞擊的結果,並不是電神的鏡子裏發出的閃光……這簡直使我目瞪口呆!」

  更重要的是,在這所學堂,王光祈結識了眾多一生交好、相濡以沫的朋友。

  1908年夏天,也就是王光祈入學這一年,16歲的曾琦、17歲的李劼人以及年僅13歲的魏時珍,分別從隆昌縣、成都府和蓬安縣考入該校,成為他的同班同學。其中,曾琦性情溫和,在舊學、辭賦之外,他英文、體操樣樣不及格,被戲稱為「老夫子」;魏時珍聰穎過人,年紀雖小,卻「諸子百家無所不讀」;而李劼人極具豪俠氣息,他的一樁舊事更被視為壯舉:15歲那年,他父親在江西病逝後,年幼的李劼人不顧三峽之險、蜀道之難,跋涉幾個月將靈柩送回成都安葬,在鄰里傳為佳話。

  來自新都縣的周太玄,入校時年僅14歲,被稱為「風度翩翩」;來自成都的李璜也不過15歲,被認為「眼界頗寬」、「見識深入宏大」。至於來自樂山的郭沫若,他前來投考的情形則被傳為一時笑柄:被嘉定府中學開除後,他攜帶介紹信,先是坐轎子,而後又改乘「雞公車」,輾轉幾百里來到成都。見到學堂監督(校長)都靜階後,他趕忙遞上介紹信,誰知綽號「都喇嘛」的這位監督理也不理,當場拿出紙筆讓他作文,並表示「不要浪費我上好的筆墨」。

  郭沫若後來說,「文字做得都還通順」。但被該校錄取後,他似乎不甚得意,以至於後來牢騷連天。而在他們之外,還有趙世炯、鄭尚廉、胡助、蒙文通、何魯之……

  漸漸地,十幾位四川少年成為好朋友了。對王光祈來說,這是一段「攜來百侶曾游」的美好時光。在這所學堂,這個昔日牛背上的牧童、從前的私塾蒙生,有時獨自一人攜帶竹笛和洞簫,到野外一吹半天。他吹奏《陽春》,吹奏《白雪》,吹奏着《陽光三疊》和《高山流水》。在清新開闊的韻律中,他一次又一次感受着自身與天地向彼此的無限開放。有時,他又與十幾位友人或登望江樓,或赴浣花溪,他們明志、詠懷、契闊、高談、指點江山、激揚文字……

  這一天,一行人來到東郊沙河堡菱角堰。見這裏沙白水清,王光祈多少有些戲言地與同學相約,「死後合葬此處」。這是一個過眼雲煙般的說法,因為,他們到底還年輕,他們還有着許許多多彼此的約定,比如不管人世如何變遷,他們都要常相聚首;又比如,「畢業後不問有無條件,都一定要出省,到那時認為是先進的上海、北京去讀書」(周太玄,《關於參加少年中國學會的回憶》)。然而,三十一年以後,當他在萬里之外的異國化作了一抔骨灰,李劼人還是幫他實現了這個心愿。

  也是在這所學堂,王光祈目睹、參與了兩場接踵而來的歷史大戲:「保路運動」和辛亥光復。

  

  三、

  

  1911年3月,趙爾巽調任東三省總督,王人文護理四川。兩個月後,清政府議決將川湘粵三省地方鐵路收歸國有,此前商辦或官督商辦的方案「一律取消」;5月20日,在盛宣懷主持下,郵傳部以三省「路權」為抵押,向四國銀行團貸款六百萬英鎊,決定自行修路。此舉激怒了三省紳商。

  收回路權的決議,不無道理。推行新政以來,國家急需鐵路,為此才下詔鼓勵商辦或官督商辦;然而,民間興辦鐵路六年,不僅勞而無功,並且弊端百出。以粵漢路為例,六年僅修建五百餘里外,股東糾紛層出不窮;以川漢路為例,不僅寸路未修,其賬目之混亂、貪污之嚴重,更幾近觸目驚心……

  正因此,收回路權似乎成為唯一的良方。但它冒犯了漸漸崛起的紳商階層。

  遠在洪楊叛亂後期,紳商開厘金、辦團練、興公益,事實上已攫取了地方實權。以湘淮重臣為例,從左宗棠、劉坤一到江忠源、彭玉麟,無一不是中下層紳士出身;至於盛宣懷、唐廷樞等人,更是由商而官、以商入仕。如果說,這些紳商中的大人物的地位,已經折射了晚清「內輕外重」的權力格局,那麼,興辦「新政」、特別是設立咨議局後,紳商更已登堂入室,儼然地方領袖。與他們相比,象徵着政權、紫禁城的官員,只剩下空空如也的一個衙門、一枚印信。

  更何況,川漢鐵路的一千二百萬兩股本,是以強制方式、「值百抽三」地從地租中徵收的;它涉及到三千餘萬四川男女。它的股東代表就是百餘州縣的大小紳商。正因此,6月17日,當四川保路同志會宣告成立時,僅僅十幾天時間,它就在64個縣份建立了分會,擁有成員幾萬名……

  官紳衝突愈演愈烈之際,又一個大人物出現了。他就是趙爾巽之弟、王光祈祖父的另一門生趙爾豐。

  早在三月份,趙爾豐就接到調令,接替其兄川督職位,但川滇邊務繁重,他遲遲無法到任。而當他匆匆趕到成都任所時,保路運動已如同星火燎原、一發不可收拾。為此,9月2日,他急急致電北京,呼籲「准歸商辦」;他並警告說,倘若動用兵力剿辦,「至全國受其牽動,尤非爾豐所敢任咎」……

  與趙爾巽的書卷氣相比,趙爾豐是這麼一個人:他幹練、極有主見,同時狠辣、強調秩序。幾年前出任永寧道台時,他先後處決叛亂會黨數千人;而在川滇邊界期間,他也屢屢大開殺戒,是朝廷極器重的幹員,以及川人眼中的「趙屠戶」。這麼一個人,居然視幾千紳商的請願、罷市為洪水猛獸,可見形勢之嚴峻、局面之複雜。

  但,也是這一天,朝廷敦促湖北的兩標新式陸軍火速入川,「嚴加查辦」;它並以森冷口吻,嚴令趙爾豐「速予彈壓」。

  這兩封電報,斷送了大清三百年的國脈。

  

  四、

  

  史料記載:保路運動期間,王光祈、李劼人等集體加入了保路同志會。他們罷課、集會、抗議、散發傳單,一時頗顯聲勢。

  史料記載:鄂兵入川的消息傳來後,分設中學堂諸生曾齊聚一堂。他們眾口一聲地認為,這是「官逼民反」、官逼紳反。

  但後來的事態演進,卻讓王光祈百感交集,並影響了他的一生。

  辛亥光復後,11月25日,「大漢四川軍政府」在成都皇城宣告誕生;浦殿俊、羅倫分任正副都督。在四川全省,這兩個大紳士擁有極高的聲望,「猶如拿破崙之於法國、列寧之於革命的蘇俄」。但,面對滿城的驕兵悍卒,他們唯唯諾諾、束手無策。

  11月27日,他們簽署了一紙手令。這道命令兼具笑料、荒誕戲和悲劇的三重色彩,事實上也是這場革命的縮影:新舊軍隊一概准許自由行動十天,「不受軍律之拘束」;但十天以後,所有秩序均應恢復。

  郭沫若後來回憶說:「成都的市面在那幾天,真可以說是百鬼晝行的世界。……平常在街上點綴風光的女學生和新式的女性可以不用說,就連出門買菜的老闆娘丫頭子都不敢在街上走路了。」(《反正前後》)

  好戲還在後頭呢!12月8日,在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之後,浦殿俊、羅倫終於在成都東校場檢閱營防軍了。這一天,他們以苦口婆心的姿態,反覆表示「自由假期已滿」、此後軍人們應恪守本分、保境安民,云云。一番哀求後,丘八們也很乾脆,他們要求補發三個月的軍餉,只要有錢,他們就認兩個都督。

  讓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就這樣發生了:這一天,當浦殿俊面露難色、囁囁嚅嚅時,一個兵二話不說,朝兩個都督就是一槍。

  又何止是這一槍?當浦殿俊屁滾尿流地逃出東校場後,兵變開始了。在不遠處的分設中學堂,王光祈、郭沫若聽見,士兵們開槍的時間,大約是午後兩點鐘,「從那時起槍聲愈打愈多,愈打愈近,打到天黑的時候一城都是槍聲」。

  槍聲之外,還有大火。很快地,成都淪為一座空城了:無數市民扶老攜幼、出城逃難;路過分設中學堂時,許多難民不斷打門;而在監督、「先生」的阻止下,學堂大門始終沒有開啟。幾百名學生站在院子裏,他們看了一夜的火光,聽了一夜的槍聲,有的心急如焚,有的嚎啕大哭……

  這一天,在全城浩劫中,王光祈聽到了母親哀哀的哭泣聲。

  

  五、

  

  長久以來,母親羅氏是那樣的溫和、那樣的堅強。她出身富戶、熟讀詩書,但丈夫去世後,她又是紡麻織布、又是砍柴挑水,艱難地將兒子拉扯大;她白天務農,晚上點起一盞油燈,教兒子讀書、認字。她熬過了最寂寞、最清貧的十幾年,直到趙爾巽出任川督、贈銀一千兩以後。

  一千兩銀子,被分存進了兩家當鋪,每年付息四十兩。這是細水長流的日子過法:依靠這筆錢,她供養兒子讀上了學費高昂的新學堂;依靠這筆錢,她為兒子娶了一房媳婦。這筆錢是她的底氣,也是她的希望。然而,就是這噩夢般的一夜,兩家當鋪先後遭遇亂兵的洗劫。她,血本無歸了。

  一夜之間,她似乎老了許多。而在她的身後,還有幾間東歪西倒的老屋,還有一對嗷嗷待哺的孫子、孫女……

  母親的心靈支柱就這樣塌陷了。而對王光祈來說,這不過是苦難的開端。因為接下去的幾年,這個家庭的不幸,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這一年冬天,也就是成都兵變十幾天以後,王光祈的長子夭折了。

  早在十五六歲時,羅氏就為王光祈訂下了一門親事。那時,他是洋學堂的學生,趙爾巽又為他捐了一個「同知」的功名,在四鄉八里,他都被視為未來的官老爺,上門提親的人絡繹不絕。經過比較、挑選,不久後,一個知根知底、名叫羅次珊的女孩子,進入了羅氏的視野。1910年初春,他們結婚了。

  妻子性情溫婉,又有一雙巧手。她崇拜他,因為王光祈字「潤璵」(另一表字若愚),結婚後她就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王次璵」。之所以沒有改掉那個「次」字,是因為她原名羅次珊,還是取義於追隨、跟從王光祈呢?沒有人說得清。那是其情融融、家庭充滿天倫之樂的一段時光。它讓王光祈終生難忘。

  然後,當年年底,兒子出生了。次年深秋,在「保路運動」漸漸飆升之際,王次璵又為他添了一個女兒。一對兒女的啼哭聲,曾給他帶來多少欣喜、多少感動,又給他母親帶來多少快慰、多少知足呢?但好景是這樣的短暫;他們仿佛剛剛品咂了一點日子的甘美,境況就急轉直下了。

  兒子死掉後,王光祈中學畢業了;十幾個親如兄弟的同學,從此各奔東西。幾乎還來不及從喪子之痛中解脫出來,王光祈又迎來了一場喪事:母親羅氏去世了。

  此時,羅氏還不過四十歲出頭,身體也一向硬朗。但在多年寡居、艱困生活之外,短短一年多時間,她經歷了本銀的失掉、愛孫的死去,以及希望的喪失。所有這一切,無不壓迫、煎熬着這個一生含辛茹苦的女人。如同一盞油燈那樣,她一直依靠希望生活;希望就是她的燈油。而希望破滅後,油盡了,燈也就熄了。

  不知道臨終之前,羅氏會對王光祈說些什麼?是咀咒這可惡的亂世呢,還是叮囑他多多保重?想必,在她蒼老的心中,她還相信失去「同知」功名、正艱難覓職的兒子,會有一個很好的前途。

  《王光祈先生紀念冊》這樣描述羅氏之死:「……於貧病交加中去世。」

  羅氏之後,再一個死掉的,是他的女兒。

  

  六、

  

  女兒生病時,王光祈正在重慶。

  從這一代人開始,「畢業即失業」仿佛是一種揮之不去的命運。學堂是人為的產物;1901年,當紫禁城的士大夫們倡言「變通科舉」、興辦學堂時,他們斷然無法想像,不過三五年以後,學堂培養出來的新學生就大大過剩了。如果說,還要幾年時間,李大釗才發出「京津之學生卒業而未就職者以萬千計」的悲涼嘆息,那麼,在落後的大西南,這早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了。

  在求職無門、衣食無着的處境中,王光祈只好拋妻別女、前往重慶,投奔曾琦。作為官宦子弟,這一年,曾琦在重慶創辦了一家小小的報館,《民國新報》。王光祈進入這家報館當記者了。

  報館生活也那樣蒼涼、那樣落寞。後來,李劼人曾這樣回顧王光祈當時的境況:「那時,(他)在一個頂無聊的報社編稿子,只有一碗小菜飯吃。日暇無聊,便來找着我,少城公園茶鋪里一坐,相對無言,連談女人的興趣都沒有……」

  這種蒼涼和落寞,其實未必都因為家庭的境遇。那是一個街市中瀰漫着絕望氣息的年代,在狂歡一般的革命後,荒誕的時局、悲涼的人間,讓一代青年日漸麻木、瀕臨絕望。范愛農、魏連芟、呂緯甫……這些或真實、或虛構的人物,或許是那個年代最真實的寫照。即使魯迅自己,也由此開始了蝸居寂園、抄拓魏碑的十年……

  就在這樣悲涼的時世和日子中,一封急信讓王光祈趕回了成都。

  這一年,女兒還不過兩歲多;在長子、母親接連死去後,女兒是他的至愛。然而這一天,女兒開始嘔吐、發燒;在街坊鄰里的紛紛猜測中,他擔心女兒「出花了」。直到此時,他和妻子還死活不肯離開女兒的病床……

  隨即,紅色斑疹出現了,幾天後又變成了丘疹、孢疹。確信是染上天花後,他甚至開始燒香拜佛,祈求那無知無覺的土像木偶。他盼望女兒能夠熬過這一關,只要熬過去,天花就不會再來,女兒也就可以長長久久地活下去了。

  但女兒沒有熬過去。她還是死掉了。看着漸漸冷卻的小身體,不知道王光祈想到的會是什麼?女兒死得乾乾淨淨,連一絲念想都沒有給他留下:按照千百年來的經驗、做法,天花病人的衣物、用品乃至身體,都是必須徹底焚燒掉的。從此以後,他再也看不到與她有關的一切了。

  再也看不到的,又何止是女兒?1914年春天,就是女兒去世後不久,他悄然地走出家門、買舟東去。他從此再也沒有回去過,而任憑那個原名羅次珊、改名王次璵的女人,在那幾間老屋裏年復一年地等待着、守望着。他再也沒有回去過,從此也再沒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而王次璵也如此。

  隨着他的離別四川、漸行漸遠,他由此開始了自己一生中最貧困、最淒寒的幾年。站在時光的後頭,我們可以發現:這艱難、迷茫的幾年,連同他此前的所有傷逝、落寞、決絕,與其說是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並促使他拋家別妻、從此不再回來,毋寧說,這是他一生中最具激情、最為光華燦爛歲月的伏筆。歷史殘酷地以一個女人的悲劇,去換取一個民族不久後的剎那光芒。

  《王光祈家庭成員略記》簡單地記載:「王次璵……卒年不詳。當於1946年前去世。」

  

  七、

  

  四川、王次璵以及自己的青年初期,就這樣漸漸地遠去了。1914年初夏,王光祈抵達了他路途中的又一個城:北京。

  與成都相比,北京古樸、寧靜而寥廓。後來,老舍這樣描述那個浩茫的城,「第一個城樓,第一個牌樓,都可以從老遠就看見……在街上還可以看見北山和西山」;鄭振鐸則謂嘆說:「你見過一串的駱駝走過嗎?安穩,和平,一步步的隨着一聲聲叮噹叮噹的大頭鈴向前走,不匆忙,不停頓。……這便是北平人的象徵。」

  或許,這種廣闊和從容,也漸漸抹去了王光祈的辛酸、傷逝?1915年秋天,到北京一年多以後,他考入了中國大學法律本科;而次年春天,他又漸漸地與分設中學堂的那些同學恢復聯繫了。

  「學堂是一條遠走的長路」。如果說,辛亥以後,分設中學堂諸生大多走過迷茫、困頓的幾年,那麼,經歷覓職、辦報、教書、蝸居等長短不一的徘徊,他們終於陸續地走出家門,到省外乃至海外求學。其中,趙世炯來到北京,李璜、魏時珍、周太玄去了上海,而郭沫若、曾琦、鄭尚廉則前往日本……

  十幾位同學中,他和曾琦私交最好,而與周太玄往來最密。1916年,正是王光祈抵達北京的第三個年頭,周太玄從中國公學畢業了。他也來到北京,前往《京華日報》任職;他並介紹王光祈到該報兼職,「(兩人)共同工作常到深夜……談得最多」。幾十年後,周太玄回憶說,那些深夜,他們時常探討個體、社群與國家的出路,「首先是發揚志氣……不要同流合污得過且過;其次是為國家民族找出一條出路;第三,以為只依靠少數人的一點友誼還不夠,一定還要有一種組織形式把大家團結起來,共同奮鬥……(因此)很迫切地需要擴大圈子、尋求同氣」(周太玄,《關於參加少年中國學會的回憶》)……

  或許,也出於尋找同道、「嚶嚀求友」之意,王光祈才與遠在日本的曾琦不斷地通信?此後一年多,在許多通信中,他們一方面「切磋學問、砥礪品行」,另一方面,他們也相互介紹着各自的新朋友。

  經過一年多的通信,一個小小的朋友圈子產生了。曾琦的東京同學陳淯、張夢九、雷寶菁,紛紛出現在交往名單里。周太玄後來回顧說,「(他們三個)也都是四川人,也都在一處讀過書」;王光祈則談到,通信期間,「(我們)大半先有一種精神上的結合。出路進退,互相商榷,已略具團體之規模」……

  不止這六個四川青年。1917年夏天,當陳淯完成學業、回到北京後,他又為王光祈引薦了一個新朋友。或許,正是這個河北籍貫、時年28歲的年輕人,給了他最大的激情、最多的共鳴,並最終促使他發起「少年中國學會」?

  這個人就是李大釗。

  

  八、

  

  後來被大書特書的李大釗,幾十年來面貌漸漸斑駁、模糊。1933年,當李大釗遺著《守常全集》出版時,魯迅勾勒了這麼一個李大釗形象:「(他)給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誠實,謙和,不多說話。《新青年》的同人中,雖然也很有喜歡明爭暗鬥、扶植自己勢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後來,絕對的不是」;「他的模樣是頗難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質樸,也有些凡俗。所以既象文士,也象官吏,又有些象商人……是舊書店或箋紙店的掌柜」……

  如果說,誠實、和藹、與人為善,是李大釗留給世人的主要印象的話,那麼,他那生機盎然、幾近「與天合」的文字,他那揮舞潑灑、幾乎衝口而出的澎湃激情,則讓後人有機會走進他的心靈世界,去體驗那顆最純淨、最寥廓的赤子之心。

  他自幼父母雙亡,依靠祖父祖母的拉扯長大;他時常受到姑母以及招贅上門姑父的虐待;在15歲時,他又失去了兩個老人,從此和亦母亦姐、幾乎一字不識的妻子相依為命;而僅僅38歲,他就慘死在絞刑架上……他境況之悲慘,超出了常人的想像;然而,他始終是那樣地平和、溫良,所謂「謙謙君子、溫潤如玉」。

  他又那樣地熱愛自然。日落、月出、花開、花落,天空與大地、黎明與黃昏……在天地化育、萬物滋長的周始循環中,他仿佛獲得了宇宙的啟迪。從27歲開始,他就以一種夐絕的宇宙意識,一種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浩茫感悟,書寫着他所嚮往的「青春中華」,並以此書寫他的青春心靈、青春人生。

  比如,「今者,白髮之中華垂亡,青春之中華未孕……期與我慷慨悲壯之青年,活潑潑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氣……人人奮青春之元氣,發新中華青春中應發之曙光,由是一扣發一聲,一聲覺一夢……」

  比如,「大千本無一有,更立不定,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謂也。……生死、盛衰、陰陽、否泰、剝復、屈信、消長、盈虛、吉凶、禍福、青春白首、健壯頹老之輪迴反覆,連續流轉,無非青春之進程」……

  又比如,「地球即成白首,吾人尚在青春,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雖老也未老也。是則地球一日存在,即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有現在一剎那之地球,即有現在一剎那之青春,即當盡現在一剎那對地球的責任……」

  如此浩茫、廣闊而又動感十足,它讓人想起盛唐的詩篇。如果說,王光祈的種種思考,後來構成了少年中國學會之「體」之「腦」,那麼,李大釗的清新歌唱,也無處不在地表現在後來少中的生活里。它構成了少年中國之「心」。

  那麼,在和李大釗的一年交往中,王光祈是否感覺到惺惺相惜呢?

  他也是父親的遺腹子。1892年夏天,幾乎是他出生前夕,一群親友從幾百里外的隆昌縣城抬回了他父親的棺木。他依靠母親的紡麻織布、縫補漿洗長大;在四川溫江鄉下,至今還流傳着他少年放牛的說法。

  和李大釗一樣,他沒有兄弟,沒有姐妹。一個中學同窗後來談到,前往北京時,「(他)一身破衣裳,一個臉盤,一部杜詩,布鞋後跟爛得像魚尾巴一樣拖起了」;而另一位少中「會友」也回憶說,在北京的幾年,他常年只吃兩頓飯,「每日銅元四枚的生活費……早晚兩餐,均在市上極便宜飯攤上吃飯。與一般洋車夫為伍,一個銅元的窩窩頭,半個銅元的小菜……」

  如此辛酸、淒寒的圖景,或許也曾磨損過他的情懷與風骨?周太玄後來認為,「他的整個人生觀都寄托在這個學會」;「光祈沒有這個學會,便無生趣;這個學會若沒有光祈,便沒有靈魂」……儘管是溢美之語,但「無生趣」的說法,依舊折射了他悲涼的生命底色。十幾年後,當他在德國淒涼結束自己的一生時,他的一生境遇,令無數友人唏噓不已。

  但,自從結識李大釗、並相約發起少年中國學會後,孤獨、失意、貧困、飢餓……所有這一切,他曾經有過的黯淡與灰涼,一下子都退居到生命的次要地位了。此後幾年,他的生命煥發着雄健、光華和燦爛,一如他所締造的那個少年中國運動。

  如果說,李大釗身上有着天地元氣,如同遠古詩者的話,那麼,王光祈的身無分文、心憂天下,則讓人想起范仲淹。歷史以最神秘的深意,選擇這兩個最苦命的孩子,來充當20世紀中國最美好時刻的主角。

  1918年初春,「少年中國運動」捲起了。

  

  

  「第三代人」(上)

  

  1918年冬天,23歲的李璜出夔門、經上海,跋涉大半個月來到北京。這一天,在米市胡同便宜坊的一家烤鴨店,北大教授李大釗設宴為他洗塵,同時在場的還有分設中學堂同學王光祈,北大學生鄧中夏、易克嶷,以及李大釗的密友陳淯。李璜記得,六個人剛剛坐下,又有兩名青年冒雪而來。王光祈介紹說,他們也有意到法國勤工儉學,「聞我將往,甚喜,願一談」(李璜,《學鈍室回憶錄》)。

  此時,歐洲大戰已經結束,斷絕四年的中法航線也行將恢復。李璜此來,正是應「留法儉學會」之召、前往巴黎勤工儉學的。後來,他這麼回憶當時的情形:「我注視趙毛兩會友,似較我輩年青……以小弟弟待之。」

  這一天,與兩位「會友」,李璜稱兄道弟、極為親熱。儘管初初相識,但他們同屬「少年中國學會」(以下簡稱「少中」)的籌備成員。他們年輕、純潔,心中有着無盡的山河,以及「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情懷。……幾十年後,李璜說,那個午後他永生不忘;因為在那張小小的圓桌邊,他見證了人生的無常、命運的殘酷以及歷史的分合。

  因為,那個高個子的「會友」是毛澤東,黑皮膚的是趙世炎。與李大釗、鄧中夏一樣,他們後來都成為共產黨的主要首腦。此後十幾年,除易克嶷不知所終外,陳淯病逝、李大釗被絞死、趙世炎被槍決、鄧中夏被槍決、王光祈客死他鄉……最後活下來的兩個人,一個走進了中南海,另一個卻遠走台灣,並被指控為政客、幫凶和「反動派」。

  儘管如此,晚年李璜在寫作回憶錄時,依舊稱呼他們為:「會友」。

  

  (一)初潮

  

  1、

  

  「同人等欲集合全國有為的青年,從事專門學術,獻身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俗。」 1918年初春,在北京北池子的一間「狹陋不堪」的小屋裏,26歲的王光祈起草着發起少中的計劃書:「……知改革社會之難而不可以徒託空言也,故首之以奮鬥、繼之以實踐;知養成實力之需時而不可以無術也,故持之以堅忍、而終之以儉樸……」

  這寥寥幾十字,勾勒了一個溫和、漸進、旨在改良社會的青年團體。

  所謂「專門學術」,指的是近代學科。晚清以來,分工、專業理念漸漸興起,學製革命更造就了一個基於分工和專業化、包含類別五花八門的新群體,「知識分子」。然而,興辦學堂十年,急功近利的心態,乃至「學而優則仕」的舊觀念,無時不刻地籠罩着學界:以專業論,法政科多如牛毛、動輒萬千,格致、化學、礦業、商科則幾近無人問津;以學制論,後來成為教師主體的萬餘名留學生,普通班、速成科比比皆是,「入大學者僅百分之一而已」,以至得一本科學位,「社會尊之如帝天」……

  清末興學之弊,影響了民國學子。王光祈記得,他從前的先生中,「講理化、數學的教員……淺顯的教科書都讀不斷句」;而以北大為例,在蔡元培出任校長前,學生們上體育課,教員呼喊的口令是:「老爺,向右轉!老爺,向左轉!」……

  專門人才的匱乏,使「教育救國」、「實業救國」流於空談;與此同時,民國社會之敗壞、人心之沉淪,更幾近病入膏肓、無藥可治。

  

  2、

  

  如果說,過往的年月,紳士、儒生、宗法和千年風俗,構成了這個國家慘澹經營的社會骨架,那麼,隨着鄉村的衰老、舊政制的解體,紳士為「劣紳」替代,儒生為秘密會社替代,宗法為「族權」替代,而千年風俗也斑駁不堪、風雨飄搖……所謂「一盤散沙」,正是社會組織急劇惡化的產物。

  正因此,構築「新骨架」、奠基新社會,已成為這個國家的第一急務;也因此,舉凡公會、社團、自治組織、民間團體、輿論機構、工商企業,乃至「社會公德」的培育、契約精神的形成……種種社會的紐帶物、「民眾的聯合體」,無一不是不可或缺、百廢待舉。王光祈認為,少中應成為各種社會事業的發動機;他為此寫道:「務使全國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風,常懷改革社會之志,循序以進,懸的以趨……」

  那麼,政治呢?

  王光祈斷言,只有造成「中國社會之基礎」,並「基於社會之實力」,才能最後解決作為社會產物的「政治問題」。而在此之前,「勿為無意識之犧牲,宜作有秩序之奮鬥」……

  顯而易見,王光祈的這些思考,有着深重的、梁啓超式的改良痕跡。如果說,作為「支筆橫掃千軍」的天才報人,梁啓超是近代中國的啟蒙者,而《新青年》作者群被視為「第二代人」的話,那麼,遠離政治、關注社會、力主改良、強調漸進……則始終構成幾代知識者通往現代中國之路的着眼點,也始終左右着幾十萬知識分子的個體選擇。王光祈這一代人登台之初,並不例外。

  1918年4月,王光祈完成了這份長達萬餘字、名為《吾黨今後進行意見》的計劃書。他並將它寄給遠在東京的曾琦,「商榷意見」。

  

  3、

  

  曾琦,四川隆昌人,1892年生。這個時為日本中央大學學生,曾被舊日同學郭沫若譏為「補人」(四川方言,意為可笑之人)、「老夫子」的26歲青年,有着異常複雜、混沌的面貌:一方面,他守舊、固執,即使在白話文運動興起後,他也旁若無人地寫文言文、作舊體詩,並且言必稱王陽明、顏習齋;另一方面,他又頗具大時代青年的氣息,他的日記時常出現「生於亂世」、「力挽狂瀾」的字樣,他並公然以克來曼梭、墨索里尼自居。他混雜了新與舊、文明進化與因循保守的諸多色彩。

  在幾千名中國留學生中,他有着極廣的人脈、很高的聲望。他也正籌謀創建一個學會;他的《戊午日記》記載,「予思擬集會同志,提倡分業,為一真正之學會,各就所學,輪流演講,要以根於學理、按諸事實……」正因此,接到王光祈《意見書》後,他當即委派同學雷寶菁前往北京,「接洽一切」。

  那麼,在曾琦的最初設想里,他是否計劃以東京為中心、建立學會的日本分部呢?畢竟,還要兩年多時間,他才能完成學業、回到中國;畢竟,三千餘名留日學生藏龍臥虎、人才濟濟……

  但,仿佛是他們集體命運的一個隱喻、一種象徵:幾乎是雷寶菁剛剛抵達北京、還來不及安頓下來的日子,在日本列島,一場突如其來的救亡風潮爆發了。它不僅改變了曾琦的計劃,迅速催生了少中、「國民」等青年社團;它並以令人悲欣交集的變奏,伏筆着「第三代人」未來的命運變遷。

  

  4、

  

  自從簽訂《馬關條約》,對這個一衣帶水、「同文同種」的蕞爾小國,中國人曾經有過異常複雜的心態:一方面,怨恨、憤怒、屈辱、自卑,另一方面則是親切、欣慰、追隨、感激……它的戰勝俄國被視為「黃種人的勝利」,它的庇護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它的容納萬餘名留學生,也讓人感受着「泛亞洲主義」的襟懷。而這一切伴隨着歐洲大戰的爆發,永遠地成為了過去。

  歐洲大戰爆發後,亞洲的權力真空出現了。它化作了日本朝野的陣陣歡呼:元老井上馨說,「這是大正新時代的天佑」;黑龍會創始人內田良平的「特殊權益論」,則被視為「關於大陸政策的最大公約數」。此後幾年,日本攻佔青島、拋出「二十一條」、執導西原借款、攫取北滿特權……如果說,和日俄戰爭沒有什麼兩樣,青島戰役不過是又一場列強的狂歡,那麼,1915年的「二十一條」、1917年的西原借款,以及1918年春天的《中日軍事協定》,則意味着遠東的新格局。在歐洲遠東艦隊紛紛撤離太平洋後,門戶開放、「利益均沾」的舊世界,從此一去不再復返了;一強獨大、吞併鯨食的可怕前景出現了。

  它也化作了留日學生的暗啞呼喊、紛飛眼淚。

  5月4日,《中日軍事協定》簽署前夕,在東京神田的一家飯館,46名中國青年聚集着。他們代表了各省、各校的三千餘名留學生。當夜,全體罷學歸國、「一致對外」的決議作出了;作為與會代表之一,曾琦被推為「先發隊」成員……

  一艘艘輪船開往上海。在黑壓壓的人頭中,夾雜了一名叫彭湃的廣東青年,一名叫李達的湖南青年,一名叫王若飛的貴州青年,以及三名四川青年,曾琦、張夢九與鄭尚廉……短短十餘天時間,5月17日,「抵上海者已有一千四百餘人」,他們籌集經費、建立機關,決心以「學生救國團」的名義長期活動;截至當年八月,「回國者共達兩千餘人,約佔當時中國留日學生的三分之二」……

  也是在沸沸揚揚的救亡風潮中,6月25日,曾琦與張夢九離開上海、來到北京。

  

  (二)「萬類霜天競自由」

  

  5、

  

  「予當時所以毅然輟學歸國,尚非僅為一時之外交問題……」後來,曾琦這樣回顧參與救亡的初衷:「而實重在重振中原之士流,以期外抗強權、內除國賊……」

  正因此,抵達上海後,曾琦事無巨細地參與着「學生救國團」的籌組,張夢九也出任機關報《救國日報》總編輯。而他們的前來北京,初衷也不過是遊說梁啓超、蔡元培設立一所新學校,以安置歸國學生。但抵京第一天,王光祈的一席話打消了他的念頭。

  幾十年後,在《學鈍室回憶錄》里,李璜追記了兩人晤談的情形:幾乎剛坐下來,王光祈開門見山地說,「我有一議,思之已久,等着為你提出。……留日學生救國團的主張,明明在反對段祺瑞,要在京津發動,障礙必大。而即使發動成功,也不過是一哄之局,勢難持久」……

  換而言之,所謂「救亡」不能指望學潮。在這樣規勸曾琦後,王光祈隨即談到:「應早日集結有志氣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經過歷練,成為各項專門人才,始足以言救國與建國的種種問題的解決……」

  這些立足長遠、重在建設的勸告,讓曾琦欣然接受。這一天,在一拍即合後,曾琦建議學會定名為「復興社」;但在王光祈的力主下,它最終定名為「少年中國學會」。

  也是這一天,包括李大釗、周太玄、陳淯在內,六名發起人「公推王君光祈為起草員」,負責起草《意見書》之後的又一份重要文件,《學會規約》。他們並議定,五天後也就是6月30日,在北京南郊岳雲別墅舉行少中籌備會議。

  

  6、

  

  岳雲別墅位於順治門(今宣武門)外溝兒胡同55號,前身是浙江嵊縣同鄉會館。從6月30日開始,七名發起人在這裏接連會議;他們反覆討論、「修改數次」,終於擬定了共計八章、多達七十條的《學會規約》。

  在「定名」之後,學會宗旨被歸結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術」、「發展社會事業」和「轉移末世風俗」。

  一個不易覺察、但異常微妙的變化,悄悄地出現了。如前所述,所謂「專門學術」,指的是近代學科;而「真實學術」則無疑包括了儒學在內的傳統學問。從「專門學術」到「真實學術」,應是舊學功底深厚、視儒學為安身立命之所的曾琦堅持的結果。

  如果說,四大宗旨以及四項信條,「奮鬥」、「實踐」、「堅忍」、「儉樸」,大抵來自王光祈《意見書》的話,那麼,長達十四條、內容極其詳盡的《會員》一章,則是七名發起人反覆討論的產物。後來,它被認為是「少中命脈之所系」。

  入會須「由會員五人介紹」,並經評議部認可;會員須研習一種專門學科,不得中途休輟或自行更改;不得嫖娼、賭博、懶惰、浪費;不得「接近政黨」;不得虛偽、冷漠、言行不一、「無悛改之心」;甚至,「介紹會員不加審慎」也或致警告、或予除名……後來,會員易家鉞在《京報》上匿名發表了一篇罵文,被認為「吐詞淫穢」、「不啻宣告青年人格的破產」,而決議讓其自行出會。

  連同不久後頒行的《本會徵求會員之標準》,《學會規約》構成了少中「以傳統之心、行改良之事」的鮮明氣質。如果說,苛刻、嚴厲乃至略顯瑣碎的品行要求,讓人想起傳統儒生的修身進德、慎獨自律,那麼,徵求會員的三大標準,「純潔」、「奮鬥」、「對本會表示充分同情」,以及「須俱備以上三個條件、缺一不可」的要求,則讓人想到原典儒學「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力行精神。

  更重要的是,在易家鉞之外,此後幾年會員違反《規約》、或被評議部警告的,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一群群中國少年的百侶攜游、「萬類霜天競自由」,讓少中生活無比清新、令人難忘。一名會員後來追憶說,「在少中最初幾年的會員間,實在沒有給我留下半點不良的印象。這與我後來所過的黨人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勾心鬥角的把戲,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左舜生,《近三十年見聞雜記》)……

  不僅如此。在《會務》一章,少中明確了「發行報章」、「刊布圖書」、「組織演講」、「學術談話」等日常活動;在《機關》一章,學會設立了評議、執行、編譯三部;在《職員》一章,則規定了選舉制度和選舉辦法……直到7月21日,《規約》才最終定稿。後來,王光祈回顧說,「岳雲別墅者,本會成立史中最可紀念之發祥地也」。

  也是在岳雲別墅,七名發起人達成了一項意味深長的決議:學會先設立「籌備處」,以王光祈為主任,進行為期一年的籌備;一年之後,1919年7月1日,學會再正式召開成立大會。

  

  7、

  

  「燈光正在整個歐洲熄滅。」1914年8月4日,面對窗外的璀璨燈火,英國外交大臣格雷伯爵悲嘆說:「在我的餘生,我永遠不會看見它的復明……」

  熄滅的何止是燈光?巴爾幹、萊茵河、英倫三島……隨着一個又一個國家的捲入大戰,歐洲的心靈也急劇衰老着。當歐洲淪為一片廢墟後,羅素說「歐洲已死」;而在斷垣殘壁之間,一本《西方的沒落》成為眾多市民的讀物;巴黎出現了四萬名職業算命者,倫敦更多至不可勝數,並且是「唯一興隆的生意」……

  熄滅的,還有大陸這一頭的微茫希望。

  1917年秋天,在一次演講中,蔡元培情感複雜地談到,「生存競爭云云,已成過去學說」。如果說,這個判斷折射了眾多中國人悵然若失的心態,那麼,不久後梁啓超的歐洲之行,更意味着中國近百年心靈苦旅的又一次大轉折。在《歐遊心影錄》中,梁啓超這麼比喻過去的路:「我們……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遠遠望見個大黑影,拼命向前趕,以為可以靠它做嚮導。哪知趕上幾程,影子卻不見了……」

  這是中國心靈最困頓、最苦澀的時刻:過去的七十年,西風東漸、效法歐美是這個國家漸行漸遠的一條長路;沿着這條路,它已經走得太遠,已經無法回頭、無法再回去了;而歐洲之燈熄滅後,不僅政制、社會、「新民」的老話題,還有思想與精神資源的新困境:它已經一空傍依;它該走向何方呢?

  從這裏開始,「中國向何處去」?成為最迫切、最重大的時代追問了。如果說,在梁啓超、陳獨秀那裏,這一切無須作答、仿佛不言自明的話,那麼,對初初步入歷史的「第三代人」來說,無論李大釗呼喊的「青春中華」,還是王光祈心中的那個「光華」、「燦爛」、「雄健」、「文明」的少年中國,都更多地是一種意象,一種氣質的書寫;它遠非具體、切實的社會藍圖。因為他們沒有參照物,他們無法作答……

  正因此,王光祈明確表示,十九世紀的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運動,「在當時視為少年者,在今日吾人視之,亦老大意大利、老大德意志而已」;而「吾人所創造非十九世紀、十八世紀之少年中國,實為適合廿世紀思潮之少年中國也」。也因此,七名發起人一致決議,以一年為籌備期,尋求何為「少年中國」、「中國向何處去」的答案……

  無論如何,伴隨着高遠寥廓、充滿少年風華的氣息,少中的第一輪成員發展開始了。

  

  8、

  

  在成都,李劼人、胡助、何魯之、李小舫等人入會;在南京,左舜生、黃仲蘇、阮真、謝循初等人入會;在上海,魏時珍、李璜、楊賢江、鄭尚廉等人入會;在日本,沈懋德等人入會……

  自然而然地,分設中學堂舊友成為少中的主體了。而在分設中學堂諸生之外,以盧作孚為例,這個後來的「中國船王」、民國最傑出的實業家,是李劼人在《川報》的同事;以周曉和為例,他是周太玄的親兄;以左舜生為例,他是曾琦的震旦公學同學。至於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後來的大漢奸周佛海,救亡文藝家、《義勇軍進行曲》作者田漢,則分別是曾琦、鄭尚廉在東京的同學和朋友……

  舊友、同鄉、同學、同事,交織出了少中遍佈全國、遠及海外的會員群體。這一天,在南京玄武湖畔,左舜生又介紹兩名被河海學校開除的學生入會。他們是後來的共產黨總書記張聞天,以及茅盾之弟、早期共產黨主要活動家沈澤民。

  這一天,在李大釗的介紹下,一個高個子、湖南鄉音濃重的湘潭青年,進入了王光祈的視野。他就是「新民學會」創始人、時為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毛澤東。不久,王光祈這樣評價他,「此人頗重實踐,自稱學顏習齋(作者按:清初儒學大師顏元)之學主實行」。

  又一些日子後,由趙世炯引薦,一個皮膚黝黑、中等身材的青年也加入少中。他就是趙世炯的弟弟趙世炎……

  無一例外地,這些青年處在最清新、最生機勃勃的年齡。古典情懷的滋養,此時尚未消褪;一空傍依的時世與人生,讓他們一方面極目四野、「問蒼茫大地」,另一方面,他們也由此進入了個體與友人、自然、天地無限交融的寥廓情境。以毛澤東為例,這一年春天,他和一群青年在長沙組成了新民學會。在橘子洲頭,他們讀書、辯論、抒情、詠懷;他們上山砍柴,到很遠的泉邊挑水,以蠶豆拌米飯充當一日三餐;他們在湘江之畔漫步交談、登高眺遠,到愛晚亭邊通宵露宿、「野蠻體魄」……後來,毛澤東以這樣的詩句,回顧詠嘆那無比清新、異常廣闊的日子:「攜來百侶曾游,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

  不僅如此。他還以「萬類霜天競自由」的情懷,化實為虛、兼類而及,將中國少年和自然萬物融入了同一意象,從而揮發出生生不息、深邃高遠的宇宙意識。你看,那萬山紅遍、層林盡染,不就是少年中國旭日初升的景象麼?你看,那鷹擊長空、魚翔淺底,不就是中國少年盡情揮灑、行走人間的比照麼?……

  這不是一個人的。這是「第三代人」的集體抒發、清新歌唱。在新舊交替、「百舸爭流」的年代,「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讓他們擁有恍若古代士大夫的廣闊;作為初初崛起的近代青年,他們又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清新。他們盡得新之美、舊之善。歷史以最神秘的造化,在一個最慘澹、最苦痛的人間,生化了一群最自由揮灑、最意象寥廓的青年……

  而就在他們揮灑潑灑、青春放歌的時候,一種光輝燦爛、最古老也最年輕的思潮,一曲無比清新、近乎天籟之音的時代變奏,那美麗的「安那琪」的旗幟,悄然席捲着、征服了「第三代人」。對無數青年來說,它如同新的轉機,如同閃閃星斗。

  



  「第三代人」(中)

  

  (三)「安那琪」的旗幟

  

  9、

  

  如果說,理性、科學、進化、批判精神……是蔡元培、陳獨秀、胡適一代的主題詞,那麼,儘管這些詞彙也被「第三代人」反覆引用,但它近乎宗教的權威色彩,畢竟漸漸地褪卻着、消失了。「第三代人」清新、激越、情感奔放、猶如狂飆,與其說這是盛產學者、理性主義的一代,毋寧說,他們是關乎文學、浪漫主義的一代。徐志摩、郭沫若、巴金、茅盾、郁達夫、葉聖陶、張天翼……後來,巴金回憶他當時好像活在一個「夢的世界」里,而郭沫若的長詩《鳳凰涅槃》,則集約折射了那一代人的特質:舊的、污濁的世界將要毀滅;在殘餘的灰燼上,將誕生一個新的、溫暖的、光輝的世界。

  這新的、溫暖的、光輝的世界,又何止是詩人的想像?也是1918年,在歐洲燈光漸漸熄滅之際,一股突如其來的風潮迅速席捲了中國,席捲了「第三代人」。

  「近數月間,政界、學界、報界、實業界,『社會主義』之名詞,口耳相郵、筆舌互戰,漸漸輸入一般人頭腦中」。如果說,1911年江亢虎的這個觀察,折射了「社會主義」初初舶來、風聲漸起的景象,那麼,在七年之後,它忽然化作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洶湧潮流,讓無數青年為之傾倒、沉醉。

  實社、進化社、互助社、奮鬥社、平社、民聲社;《勞動》、《工余》、《民鍾》、《奮鬥》、《自由錄》……幾十個團體,百餘份報刊、圖書,成千上萬的研究者、信仰者,使「社會主義」漸漸成為街頭巷尾耳熟能詳的詞彙。自從天演進化、「適者生存」的殘酷規則退潮後,從來沒有哪一種學說能如此迅猛、如此普遍地風行全國。更重要的是,《天演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帶給中國人的,是不盡的無奈、苦澀、別離和被裹挾的痛楚;而對億兆生長在五穀與土地、社稷與倫理中的中國民眾來說,社會主義帶給他們的,則是美好、親切、自信乃至「對本民族過去的深切欣賞」(舒衡哲,《五四兩代知識分子》)……

  那麼,讓中國人如痴如醉的「社會主義」,究竟包含了什麼內容呢?

  早在1914年,最老牌的社會主義者、中國社會黨創始人江亢虎就概括說,社會主義的形態是「三無」、「二各」,即無宗教、無政府、無家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因為「三無」,眾多自由人將按照契約,組成「社」與「會」,並以此為基礎形成日漸廣泛的「自由人聯合體」;正因為「社」、「會」替代國界、民族,這種社會形態才被稱為「社會主義」。而紐帶「三無」與「二各」的,則是無家庭帶來的無私產;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也可被稱為「公產主義」或「共產主義」……

  那麼,在這麼一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紐帶又是什麼呢?那些社會主義的先驅者,克魯泡特金、巴枯寧們回答,是互助,是合作。正如資本主義以競爭說、進化論為理論基礎那樣,社會主義以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巴枯寧的合作主義為學說根本。克魯泡特金認為,人類乃至生物界的進化,並非因為競爭;恰恰相反,它因為互助。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是:不會互助的物種正漸漸滅絕,而人類這個最擅互助的社群,已經進化到了最強大的地位。

  巴枯寧的合作主義也大致如此。換而言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立意,有着近乎顛覆的差異;正因此,它們的社會形態也將截然不同。資本主義冷漠、殘酷、剝削、掠奪,社會主義則溫暖、善良、美好、友愛。去試想那麼一個社會吧!人人都是兄弟姐妹、四海恍若一家;在社群與人類家園中,人們自由棲息,沒有壓迫,沒有對立,更沒有戰爭、殺戮、侵佔和掠奪;而隨着「自由人聯合體」的漸漸擴大、不斷融合,人類也將實現它的最高理想,天下大同……

  當歐洲之燈熄滅後,這樣的社會圖景,迅速成為中國知識者的集體憧憬,並化作了「第三代人」又一輪的清新歌唱。

  

  10、

  

  1917年,16歲的蔣光慈在安徽省立第五中學讀書。這一年,他陷入了青春期的極度苦悶;他化名俠僧,決定「跳出紅塵」、出家修行。就在此時,他偶然讀到了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以及廖抗夫劇本《夜未央》。他受到了巨大震撼;不久後,他成為一名社會主義者了,俄國著名虛無黨人蘇菲亞則化作了他的夢中情人。他說,「此生不遇蘇菲亞,死到黃泉也獨身」……

  次年,他和兩個朋友李宗鄴、錢杏邨(阿英)結成了小小的「安社」。「安」是安那琪之意,「無政府」的音譯。他們油印小報《自由之花》,開始斷斷續續地寫詩。幾年後,蔣光慈詩集《新夢》出版時,他的老師、《新青年》作者之一高語罕在《序言》里寫道:「作者光赤,是我數年前一個共學的朋友;那時,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蔣光慈的社會主義信仰,重在無政府;而作為一名女性,蔣偉則從「無家庭」出發,漸漸成為女權主義者。這一年,她在上海廢棄了自己的姓氏,以此表達脫離舊家庭、告別舊社會的決心。她並取了一個新名字「冰之」;以這個名字,她戀愛、結婚、生子……許多年以後,她才又有了另一個名字「丁玲」。

  與丁玲同齡的四川少年李堯棠,經歷與蔣光慈差相仿佛。這一年,16歲的李堯棠讀到了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他為此激動不已,哭了又哭。他從此看到了一個純潔、渺遠而高貴的世界,一種前所未有的新人生。不久,在一個深夜,他以「一顆戰慄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用一個謙卑的孩子的口氣」,給陳獨秀寫了一封信。據說,陳獨秀是《告少年》的中文譯者……

  他始終沒有收到陳獨秀的回信。但,這個孩子的安那琪之夢,從此再也沒有失卻。幾年後,他從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的名字中各取一字,作為自己的化名、筆名。這個名字就是「巴金」。

  也是幾年後,巴金結識了畢生摯友、來自山西的衛慧林。他由此進入了一個無比廣闊、有着眾多青年的安那琪天地:黃凌霜、匡互生、朱謙之、區聲白、袁振英……如果說,蔣光慈、丁玲以及茅盾、朱自清、朱光潛,成千上萬的青年,後來紛紛告別了安那琪,那麼,他們則在這面旗幟下終生守望,終生不肯出走。毫無疑問,他們始終沒能看見那個安那琪的世界,但,安那琪就在他們的心中,並浸入他們的魂靈,化作他們的生命,而這一切,不正是安那琪的真義嗎?……

  幾十年後,隨着台海的開放,已成耄耋老人的衛慧林終於回來了。這一天,在巴金的寓所,衛慧林批評他「不敢說真話」;據說巴金沉默以對。但,他很快出版了一本「講真話」的書,《隨想錄》……

  何止蔣光慈、巴金、衛慧林、朱謙之?又何止是「第三代人」?這一年,巴金和衛慧林結伴前往漳州;自從1918年8月陳炯明將軍接受安那琪、建立「閩南護法區」以來,一群文化人就在這裏創辦了《閩星》雜誌。而進入漳州後,巴金又驚又喜:陳炯明真誠、熱烈;在他「近乎革命」的治理下,這個城市「成效極佳、人民盡皆滿意」,一份德國報紙甚至聲稱,「東方一顆明星,正在放出光芒」……

  不僅眾說紛紜、後來毀多於譽的陳炯明。後來淪為大漢奸的王楫唐,這一年也開始宣揚社會主義。他並組織了一個安那琪社團「民生研究會」;而作為北洋政權的死對頭,南方的胡漢民則以《孟子與社會主義》的標題,宣稱在「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以及「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古代經典中,已蘊含了安那琪、社會主義的思考……

  並不令人意外地,這股席捲一代人的潮流,也裹挾了眾多少中會員,以及另一些青年的身影。後來,正是他們將類別紛繁、統稱為「社會主義」的眾多思潮,一概歸結為「無政府主義」或「空想社會主義」,以區別來自蘇俄、原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那種社會形態。

  

  11、

  

  遠在1912年,讀過一些小冊子後,惲代英即開始信仰「無政府的共產主義」。後來,在寫給王光祈的一封信中,這個少中會員這樣描述自己的信心與感動:「從實告訴你,我信安那琪已經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琪的真理……我信一個人只要有了自由、平等、博愛、互助、勞動的精神,他自然有日會懂得安那琪的……」

  如果說,惲代英的信仰,主要來自安那琪先驅劉師復的話,那麼,在為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起源》一書批註一萬餘字筆記後,毛澤東則沉迷進了周作人宣揚、日本學者武者小路篤實創立的「新村主義」。1918年6月,在橘子洲頭,他試圖和兩名友人張坤弟、彭則厚,建立一個小小的新村;而新村嘗試失敗後,在北京大學,他又結識了時為北大學生、後來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朱謙之。

  朱謙之是福州人。進入北大哲學系後,由於時常到圖書館借書,他很快認識了助理員毛澤東。十幾年後,在延安的窯洞裏,毛澤東告訴斯諾:「(那時)我正在尋找出路。我讀了一些關於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我常常和一個常來看我的、名叫朱謙之的學生探討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我贊同無政府主義的很多主張……」

  不僅惲代英、毛澤東。少中會員里,曾經信奉過安那琪的,還有李大釗、趙世炎、周佛海、楊賢江、張聞天、沈澤民,以及不久後入會的鄧中夏、高君宇、黃日葵、劉仁靜、張申府……他們連同田漢、盧作孚、方東美,以及不久後入會的宗白華、朱自清等,漸漸構成了一個安那琪群體。

  少中之外,這一年,剛剛從日本回來,在天津創辦了覺悟社的周恩來,決定與他的同人一起廢棄姓名。他們抽籤決定代號。抽到五號後,他有了一個長期沿用的化名「伍豪」;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天,一個年僅15歲的小姑娘抽到了一號,於是化名「亦豪」。她就是周恩來後來的妻子鄧穎超。

  作為「國民」社的主要骨幹,這一年,張國燾以激揚態度,高調宣稱自己從此信奉安那琪;與曾琦一同從日本回來,正在「學生救國團」活動的李達,則反覆閱讀着克魯泡特金的眾多小冊子。前清秀才、正參加護法戰爭的董必武,則與他的密友陳潭秋一起,反覆討論各種學說。他後來回憶說:「當時社會上有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日本的合作運動(作者按:即新村)等等,各種主義在頭腦里打仗……」

  後來聚集在南湖那條船上的12個人,大多有過安那琪之夢。一份後人的研究更表明,最早的57名中共黨員中,「至少有22人信仰過無政府主義、空想社會主義」。但,這一年初冬,正是風潮方興未艾之際,當李璜抵達北京,並在米市胡同便宜坊結識李大釗、毛澤東與趙世炎後,他不經意地捲入了一場少中內部的「主義」論爭。

  

  (四)「庶民的勝利」

  

  12、

  

  引發「主義」論爭的,是少中發起人李大釗。

  長久以來,這個真誠、熱烈、滿懷赤子之心的青年,始終有着深沉的鄉土情懷。他厭惡城市,並視資本化生活為罪惡之淵藪;他說,「都市上有許多罪惡,鄉村裏有許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鄉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的空氣混濁,鄉村的空氣清潔」……

  他很少歐化迷信;他的目光,始終投向了一個遙遠的、幾乎不可企及的天地。他真誠地讚賞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托爾斯泰的博愛主義與泛勞動主義,以及泰戈爾「愛是人間最高幸福」的思想。特別是托爾斯泰民粹傾向、恍若田野牧歌般的審美趣味,應和着他對美好世界的嚮往。發起少中後,他不斷召喚身邊的中國少年到鄉村去,「在那綠野煙雨中,一鋤一犁的作那些辛苦農民的伴侶」。他說,「那精神改造的種子,因為得潔美的自然,深厚的土壤,自然可以發育起來」;他說,「那些靜沉沉的老村落」,將因此變成「活潑潑的新村落」;他並且斷言,「新村落的大聯合,就是我們的『少年中國』」……

  他成為少中最早、最真誠的無政府主義者了。他以沒有窮盡的深情與激情,謳歌、讚嘆着那個至善至美的寥廓天地。這不僅是他一個人的,這是一整代人的清新歌唱:「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他們追求着這樣的社會與天下;他們以最高遠、最終極的人間理想,應對最慘澹、最苦痛的現世。在他們的心中,那個永不能普施、同時永不泯滅的人間大道,如同新的轉機,如同閃閃星斗……

  但,日本咄咄逼人的態勢,逼迫着一代人尋求迅捷的救亡之路;歐洲大戰的餘音,則仿佛讓他看到了人類的新曙光。如果說,1918年7月,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演說中,李大釗還一面斷言俄國革命是二十世紀的先聲,另一面他也視俄國革命為「鄙」為「惡」的話,那麼,當年初冬,他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的勝利》等演講,已經將俄國模式視為通往那個美好世界的坦途了。

  他急劇地向「左」轉了。他堅信那是「庶民的勝利」、「勞工主義的勝利」。他說,這種潮流「是只能迎、不能拒的」;他說,「沒有康格雷(議員),沒有巴力門(議會大廈),沒有大總統,沒有總理,沒有內閣,沒有立法部,沒有統治者,但有勞工聯合的會議」,這就是布爾什維克主義;他並且說,有了布爾什維克主義,「於貧苦的人是一好消息,於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徑」……

  然而,對這些鼓吹,少中會友們並不認同。

  

  13、

  

  「1918年11月中,守常便已在我們聚餐席上,開始稱道俄國的共產革命。」 幾十年後,李璜回憶說:「(他)認為比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要有意義得多……中國革命的前途,要採取西方的策略時,則最好去學俄國共產黨……」

  對此,少中會友紛紛表示反對。首先是王光祈。

  王光祈認為,中國蒙昧、落後、百廢待舉,當務之急在於建設;而所謂「革命」,無非是新興之邊緣勢力與守舊之中心勢力的角逐,既無新興,談何革命?又何況,千百年來,哪一次暴力革命不是殺人盈野、血流成河?……

  如果說,王光祈的反駁重在強調國情,那麼,李璜則把目光投向了蘇俄革命本身。1919年1月,在四年多的航路斷絕後,開往法國的第一艘輪船緩緩啟程了。臨行前夕,李璜留下了一封《留別少年中國學會同人書》。在這封信里,李璜談到,「並不是社會主義本身的不好」,但,1848年的浦魯東鼓吹,「至使許多工人死在巴黎,以後多年都無人談社會主義,說它是一種假道德」;而馬克思主張的階級戰爭,「每次都生出暴動,不知連累了多少平民」。

  也就是說,社會主義與暴力的結合,只能造就人間的苦難。至於蘇俄革命,李璜更加不以為然,「彼此相殺,鬧得無有人道了」。

  那麼,該怎麼辦呢?李璜認為:「要從根本着手,非增進平民的智識不可;要增進平民的智識,非同平民親近不可」……

  不僅王光祈、李璜。直到此時,大多數少中會員所持的,還是和平、漸進主張。正因此,在送別李璜的談話會上,「李君演說畢,掌聲如雷」;一個多月後,剛剛創刊的《少年中國》雜誌刊載了李璜留信,它使各地會員紛紛加入「主義」、蘇俄問題的討論。討論幾乎是一邊倒的,曾琦、左舜生、陳啟天、魏時珍、方東美……眾多少中會員紛紛表達了立足改良、不問政治的立場。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討論態度之友好、觀點之開誠佈公,讓許多會員念念不忘。幾十年後,一些會員依舊感慨說,李大釗「真系光明磊落之人」,「其溫和的態度、正大的風範,足以讓人心折」;另一些會員則談到,在早期少中,「……聚首時每有辯論,無不面紅耳赤、據理力爭,事後又握手言歡,不存芥蒂……」

  「主義之爭」的第一個花絮,就這樣過去了。但,這一年春天,隨着一群北大學生的入會,少中的面貌更加蒼茫、複雜起來。

  

  


  「第三代人」(下)

  

  (五)「到民間去」

  

  14、

  

  又一批入會的成員,來自北大「新潮社」。

  新潮社以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和徐彥之為幾大發起人。1918年10月13日,在北大沙灘紅樓,21名青年齊聚一堂,決心創辦一份宣揚個性解放、鼓吹「全盤歐化」的雜誌;這份雜誌以中學畢業生為對象,致力於使他們「為未來社會之人、不為現在社會之人」。不久,文學家、北大教授周作人,以及後來的著名共產黨人譚平山、高君宇,後來的著名作家朱自清、葉聖陶、康白情,後來的著名學者顧頡剛、馮友蘭、孫伏園、俞平伯、何思源……紛紛加入了這個社團。

  11月19日,新潮社正式成立,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出席了成立大會。次年元旦,《新潮》雜誌創刊了。此後兩年有餘,《新潮》共發行十二期,「第一卷第一期複印到三版,銷到一萬三千多冊,以後也常在一萬五千冊左右……聲勢不可謂不浩大」(羅家倫,《回憶傅孟真先生》)。

  正是《新潮》雜誌創刊前後,幾名新潮社成員,徐彥之、高君宇、朱自清、康白情先後加入了少中。如果說,作為後來的文人,徐彥之、朱自清和康白情的入會,使他們汲取了精神力量的話,那麼,來自山西、時為地質系學生的高君宇,獲得的則不僅是精神力量,他還獲得了信仰、使命感和未來選擇。

  入會不久,高君宇和李大釗很快接近着。他成為李大釗的追隨者了。他們開始研讀馬克思、列寧的著作,並密切關注着俄國局勢。他們並不孤單;1919年年初,隨着國民社眾多骨幹的入會,他們的隊伍迅速壯大起來。

  如果說,新潮社奉蔡元培、胡適為偶像,那麼,在很大程度上,國民社則以李大釗為導師。它的出現,與幾個月前留日學生的歸國風潮密切相關。後來,在《回憶國民雜誌社》一文里,許德珩這樣回顧「學生救國會」的發起、國民雜誌社的誕生:這一年晚春,四名湖南籍歸國學生到北大串聯,「記得其中有李達、王希天、阮湘等」;經過同學的介紹,「第二天,我和鄧康(鄧中夏)到湖南會館去看他們……商量好發動一個群眾性的反日愛國運動」。不久,它就演進為一場前所未有的學生請願活動。

  5月21日,以北大學生為主體,兩千多名青年齊聚新華門外,要求總統馮國璋接見請願代表;八名請願代表中,包括了後來「五四運動」的幾位領袖,鄧中夏、許德珩、張國燾、傅斯年和易克嶷等。幾十年後,許德珩總結說,「這是破天荒第一次的學生請願」。

  請願期間,包括北京大學、法政學校、高等師範學校在內,二百餘名青年組成了「學生救國會」。他們與本部設在上海、以留日學生為主體的「學生救國團」遙相呼應。隨即,許德珩、鄧中夏、易克嶷等又開始籌辦《國民》雜誌,以作為學生救國會的機關刊物、日常機構。1919年元旦,與《新潮》雜誌同時,《國民》雜誌問世了。

  《國民》雜誌創刊後,許德珩、鄧中夏、黃日葵、劉仁靜、易克嶷……紛紛加入了少中。它為李大釗提供了一小群追隨者。被稱為「世界主義派」的那個群體出現了。

  

  15、

  

  「世界主義派」以李大釗為導師,「國家主義派」則以曾琦為領袖。

  1918年8月,在張夢九主編的《救國日報》上,曾琦開始連載《中國之青年與共和之前途》一文。這組後來被結集出版、定名為《國體與青年》的文章,獲得了無數喝彩。在這些文章里,曾琦雜糅了「國家主義之父」費希特與西方民族主義思潮的眾多觀點,並結合中國的救亡需要,形成了「國家主義」主張。他認為,在民族危亡之際,只有化以往的「文化主義」為「民族主義」,喚醒大多數民眾參與救亡,國家才可能生存發展。

  毫無疑問,這樣的觀點,能夠贏得眾多青年的認同。如果說,李大釗的鼓吹引發「主義」之爭時,左舜生、李璜、陳啟天、張夢九等還只是借用曾琦觀點予以反駁,那麼,隨着「世界主義派」的出現,「國家主義派」也漸漸形成了。

  1919年春天,抵達法國後,李璜密切關注着俄國動態,並開始研究社會主義各流派。此後幾個月,在一系列書信中,他反覆談及對蘇俄革命的看法。他說,列寧主義是「假霸道行王道」,為極崇高的目標,行最激烈的手段;他說,隨着革命的行進,崇高目標也被漸漸忘卻,「由二三首領意氣的搬動……造成民眾彼此相殺」;他甚至斷言,「(布爾什維克)先把政權奪着,然後用人工製造法去創造共產主義環境……是一種倒革命」……

  所謂「倒革命」,指的是人為地、拔苗助長地製造革命,而非出於歷史需要。那麼,對蘇俄政府幾次宣言、放棄一切不平等條約,李璜又是怎麼看的呢?

  李璜認定,這是「欲取故與」!他說,蘇俄政權危機重重,在這個關頭,它向中國官民示好,無非是「遠交近攻」老把戲的又一次重演;一旦局勢穩定,它又會產生覬覦之心。難道他的國內會友真的相信,蘇俄將以國際道義、而不是本國利益為出發點處置中俄關係嗎?難道,布爾什維克的「解放全人類」,不能解釋為「承大彼得之霸略,欲假馬克思之共產主義以征服世界」嗎?……

  對蘇俄的不同態度,正是兩個群體最大的分歧所在。所幸,他們還維持着很好的私交。以李大釗為例,曾琦、李璜等認為,「守常忠實厚道、天真爛漫之人……所謂君子可欺之以方」;以鄧中夏為例,左舜生更曾談到,「中夏……純任自然、大氣磅礴」,言下頗有視為一代英豪之意。不久後,王光祈不無欣慰地談到,「中國少年學會會員對於國家主義、社會主義、安那琪主義態度既不一致,而感情仍極融洽,且其中仿佛有一種共同趨向,是大家努力前進的標準」(《少年中國學會之精神及其進行計劃》)……

  那麼,他能夠想到麼?這個「共同趨向」不僅讓會友們「努力前進」;在後來的日子,它更使會友們漸行漸遠,直到曾經親如兄弟的青年彼此對立,彼此敵視。

  這個「共同趨向」,就是「到民間去」。

  

  16、

  

  「到民間去」以勞工神聖的觀念為先聲。

  1918年11月15日,在天安門廣場,李大釗以這樣的雄健吶喊,結束《庶民的勝利》演說:「我們要想在世界上當一個庶民,應該在世界上當一個工人。諸位啊!快去做工呵!……」

  難道,一絲一縷、一飯一食,不都是庶民創造的?難道過去的儒生、今天的知識分子,不都是由庶民們供養的麼?庶民們創造了這個世界,他們如牛似馬、襤褸骯髒,難道讀書人不應該心懷歉疚、並儘快加入他們的行列?……

  這樣的論調,迎合了知識分子的樸素情感。又何止是情感?自從廢除科舉,十幾年來,初初誕生的知識分子,始終處在身份的尷尬、自我形象的模糊不清中。角色的迷失,以至引發了深刻的自我否定:「讀書無用」論、乃至讀書人「無道德」的說法,在知識分子群中悄悄蔓延着。正因此,李大釗的召喚,讓許多知識分子產生了強烈共鳴。首先是蔡元培。

  11月16日,也就是李大釗演說次日,蔡元培發表了《勞工神聖》的講話。他說:「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所以農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職員、著述家、發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

  這個講話,旨在修正、拓展「勞工」的定義;但在另一個側面,它也反映「勞工神聖」已成為近乎天經地義的時代觀念。不久,在少中內部,毛澤東開始四處延攬髒衣服,「洗一件一個銅板」;王光祈也宣稱:「知識階級同時便是勞動階級」;「我們自身便是勞動者,便是勞動階級的一份子」……

  或許,杭州青年施存統的自責,更能夠折射一代青年的心聲?一年多以後,在《復軼千》信中,施存統寫道:「我很慚愧,我現在還不是一個工人……」

  從這裏開始,「勞工神聖」成為貫穿幾代人生活的普遍觀念了。走進廠礦、走向田野,「到民間去」,與工農相結合,也漸漸升騰而為新的時代風尚。這一步如此重大,又如此不為人覺察:從此以後,與工農的結合程度,成為衡量知識分子先進與否的主要標準了。以毛澤東為例,1957年,在上海乾部會議上,他大發雷霆,宣稱知識分子不是工農的同盟兄弟,而是工人、農民們供養的,「要聽工農使喚」;以鄧小平為例,1978年春天,他反覆論證說,知識分子已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應該提高他們的待遇……

  這是知識分子步履蹣跚、令人悲欣交集的路途。這樣路途的第一程,當然要從北大開始。

  

  17、

  

  從北大開始。1919年3月26日,在寫給蔡元培的一封信中,教育總長傅增湘提醒說,在學術的幌子下,一些學生正走出北大、蠱惑民眾。他為此告誡:「……凡事過於銳進,或大反乎恆情之所習,未有不立蹶者。」而七天以後,蔡元培在回信里先是強調,「局外人於大學內情每有誤會之處」,繼而他許諾說,「元培亦必勉勵諸生為學術之競進,不為逾越軌物之行也」。

  但已經來不及了。就是3月26日,以鄧中夏為發起人,以少中、新潮、國民三大社團成員為主體,平民教育演講團在《北京大學日刊》宣告成立了;而蔡元培回信次日,4月3日,在「黃沙滿天、不堪張目」的清晨,一群學生更步行到東便門蟠桃宮附近,由此開始了持續六年、多達幾千場的街頭演講。這一天,廖書倉宣示《平民教育演講之意義》後,易克嶷發表了《如何求幸福》的演講,羅家倫發表了《改良家庭》的演講,許德珩發表了《勤勞與知識》的演講……

  來不及的,又何止是他們走出北大、「到民間去」?這一年5月4日,「一個普通的星期天,一個涼爽、颳風的日子,一個比北方大多數春天稍少一點雲的午後」,在少中會員易克嶷的召集下,三千餘名學生紛紛走出校門,聚集到天安門廣場上。羅家倫記得,那一天上午,他剛從城外回來,同學狄福鼎告訴他:「今天的運動不可以沒有宣言……北大同學命你執筆,你快動手吧!」而在人來人往、異常嘈雜的新潮社辦公室,他以一種渾然物外的專注,一氣呵成了《北京學界全體宣言》: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們起來呀!」

  當天下午,這份《宣言》被印製成五萬份傳單,並送進千家萬戶。而在無數市民沿街而立、「潸然淚下」的注視中,在眾多西方人士頻頻揮手、脫帽致意的歡呼中,這一天,三千餘人的隊伍突然改變方向,他們走向了位於趙家樓胡同的曹汝霖住宅。他們越走越遠,越走越荒涼……

  來不及的,又何止是他們走向趙家樓、火燒曹汝霖住宅?6月5日,在街頭演講的學生達到了五千餘名,「每個街道、胡同、公園、市場,都變成了公共集會場所」(周策縱,《五四運動》);而在他們的身後,上海大約7萬名工人參加罷工;滬寧、滬杭鐵路工人總罷工;濟南工人罷工;漢口工人罷工;各省代表紛紛來到北京,要求廢除一切對日密約、拒絕出讓山東……

  就是在這樣的風潮、聲音、呼喊與眼淚中,1919年7月1日,在宣武門內回回營2號陳淯住宅,「少年中國學會」成立大會召開了。

  

  (五)「第一段路程」

  

  18、

  

  在宣武門內回回營2號,這一天,由王光祈、李大釗、曾琦、康白情等六人提議,學會宗旨被修改為「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修改通告》談到,這麼一來,「詞句較為簡潔」;但事實上,它改變了整個語境、乃至少中的終極追求。如果說,砥礪品行、改良社會、「轉移末世風俗」,都是被動的、局部的、相對消極的,那麼,隨着「創造少年中國」宗旨的提出,它漸漸地與這個國家的未來命運融為一體了。

  這一天,二十餘名青年代表全部42名會員,選出了第一屆職員。其中王光祈為執行部主任、曾琦為評議部主任、李大釗為《少年中國》月刊編輯主任。

  少中成立後,1919年7月26日,王光祈發表了《少年中國之創造》一文。這篇長文連同此前的《致君左書》、《學生與工作》,此後的《少年中國學會之精神及其進行計劃》,點點滴滴地折射着他對少中的設計,以及他本人對「少年中國」的思考。

  他首先談到了少中的現狀。他說,「我們學會會員對於各種主義的態度極不一致,而且各會員對於他們信仰的主義,非常堅決,非常徹底。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們有一種共同的趨向,就是承認……現在的中國人無應用各種主義的能力」。

  那麼,該怎麼辦呢?唯一的辦法是到民間去,「從事一番預備工夫」。

  這種預備工夫又是什麼呢?他說,「各種主義有各種主義的專門訓練。如國家主義必先使人有愛國觀念,社會主義必先使人有反對私產的觀念,安那琪必先使人有反對政府的觀念。……少年中國學會所着手的預備工夫,便是指各種主義共同必須的訓練。」

  這種「共同必須的訓練」又是什麼呢?他說,在社會方面,是「團體生活」,在經濟方面,是「勞動習慣」。無論何種主義,這些訓練都是必須的。否則,「一個主義(或制度)的自身是極有價值的,只是因為應用者不得其人,便成一種極大的流弊」;否則,「專鼓吹主義而不設法訓練……所有的好處絲毫不能實現,所有的壞處皆全盤托出」。辛亥革命帶來的血淚教訓,還不夠麼?

  總而言之,少中的使命,在於到民間去,使民眾具有勞動習慣、團體生活習慣。他並由此總結少中的組織:「假設我們要從北京到長沙、成都、南昌、上海各處,必由京漢鐵路南下。我們要想達到的目的地雖各自不同,但是京漢鐵路這一段路程,我們必須同車而行的。並且……第一段路程,非走不可的。」

  也就是說,儘管主義混雜,但在這「真正長得很」的第一段路程中,也就是漸進溫和地訓練民眾的過程中,少中可以作為「自由人的聯合體」,集合全國青年精英,實現對國家的最初改造。

  接着,王光祈談到了「訓練民眾」計劃。

  

  19、

  

  他說,學生,農夫,華僑,是中國人里最純潔的三個群體。但現在學生沒有勞動習慣,農夫沒有讀書機會,而華僑這個國家的孤兒,他們被忘卻、被遺棄了。那麼,能否從這三個群體着手呢?

  以學生為例,「工讀主義」不僅可以讓他們參與勞動,而且可以使眾多貧苦子弟受到教育;以農夫為例,能否以「新村運動」讓他們受益呢?至於華僑、華工,似乎也可以幫助他們振興教育、發展實業……

  他泛泛而談、語焉不詳,似乎沒有什麼具體主張;他的這些思考,也都是零散的、破碎的,與一個宏大壯闊的「少年中國」似乎相距甚遠。但,讀過這篇文章後,會員易家鉞知道,他的視野不僅停留於「少年中國」,他並且將目光投向了「少年世界」。

  兩個多月前,在寫給易家鉞的一封信里,王光祈說,他正在思考、並試圖創造一種「主義」。至於這種主義是什麼,「我還是不肯老老實實的告訴足下,我只告訴足下幾個大綱」。

  大綱之一,是「現在的經濟組織,非根本推翻不可」。對私有制度,一生貧困、屢屢掙扎在飢餓邊緣的王光祈是如此痛恨。他贊成公產主義。

  其次,他表示厭惡「社會上的一切虛偽和束縛」。他說,這一切,「非從根本上剷除不可」。

  哪些虛偽?哪些束縛?王光祈沒有明說。但,可以斷言的是,他的筆鋒所指,在於舊家庭制度。對「第三代人」來說,還有什麼比家庭制度顯得更虛偽、更束縛人的呢?又何況,在離開王次嶼四年多以後,他正經歷着一場折磨人的戀愛。

  他憤恨家庭制度,並誓言連根剷除。隨即,他也談到了未來的社會組織;他說,「宜在個人自由主義之下,為一種互助的、進步的、自由的、快樂的結合」。與他的所有表述一樣,他的這個說法,模糊而表意;但,幾乎可以斷言,他所嚮往的正是基於互助論、合作論的無政府主義。

  他並以第四條大綱佐證着這個判斷。他宣稱,「我是一個極願從事世界革命的人」。如果說,這個宣言進一步驗證了他的安那琪立場,那麼,隨即的表白,則讓人想到文明輸出歐美、中國引領世界的雄心。王光祈談到,「現在世界是一種阻礙進化的世界,非把它根本改造不可」;他並且略顯狂妄地談到,「這種主張如果沒有適當名詞,就叫它中國式……主義吧」……

  這個徹底的、不折不扣的安那琪信徒,此時還以引進不久、尚未普及的省略號,為他的主義留下一個空白。但,僅僅幾天以後,他就開始了一曲「新村」的狂想;而新村狂想夭折後,他又將來自西方的各種理論、「主義」、現象、可能,與他生命中最難忘、最具光彩的那些內容,從學生身份到工讀生涯,從《陽春》、《白雪》到《中庸》精神……一一混雜、糅合,從而製造出了一場「全國掀動」、萬人矚目的社會實驗。不可避免地,三個多月後,他的實驗乃至「主義」都徹底地失敗了。

  他的這個實驗,就是工讀互助團。

  

  



  工讀互助團(上)

  

  1920年1月15日,在《工讀互助團》一文中,王光祈驕傲地宣稱,工讀互助團是「新社會的胎兒」、是「實現我們理想的第一步」。他說,倘若這個實驗獲得成功、逐步推廣,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會將漸漸實現;通過和平、互助的方式,人類也能通往天下大同。

  此時,工讀互助團僅僅擁有兩個小組、二十餘名成員,但它聲勢之壯、影響之廣泛,被稱為「風聲所播、全國掀動」。在它的感召下,武昌、上海、南京、天津、廣州、揚州、湖南平江……各地青年紛紛發起工讀互助小組。他們脫離家庭、解除婚約、退出學校、步入市井;他們一邊工作、一邊讀書,試圖以此通往「一個最美、最樂的自由世界」……

  然而,僅僅兩個多月後,工讀互助團第一小組宣佈解散了。它震動了新文化界、知識分子群體。又一年,當工讀互助運動無聲無息地消亡後,那些原來的發起人、參與者,陳獨秀、李大釗、惲代英、毛澤東、施存統……紛紛建立起了自己的共產主義小組。

  

  (一)「菜園子」

  

  1、

  

  工讀互助運動的發起,可以追溯到少中南京會員左舜生。

  1919年7月,在《時事新報》上,左舜生髮表了《小組織的提倡》一文。在這篇文章中,左舜生哀嘆荒涼、「極不自然」的現代生活:人格墮落、缺乏友愛、家庭苦惱、「生活方法不良」、人淪為機械、欲望和社會的奴隸……一句話,當代人缺少三大立足地,精神的、社群的與生計的。

  那麼,該怎樣獲得「自家的立足地」呢?左舜生因此提出了「小組織的營造」。

  他說,應該建立一種「學術、事業、生活的共同集合體」。在這個集合體裏,全體成員的收入「即為本團的共同財產」;成員與家庭沒有經濟關係,「並且絕對不得承受家庭的遺產」;已經結婚的可以與妻子一同加入,但原有的「關係和責任」一概解除;除維持成員「極淡泊的生活」外,多餘收入一概捐獻社會,用於公益事業。最後,為「改良人種」計,集合體負責成員子女的生活和教育費用……

  文章發表後,眾多讀者紛紛來信,他們熱烈討論着小組織的可能。不久,《時事新報》副刊「學燈」開闢專欄,刊載各種各樣的觀點、質疑和爭論。一時之間,「小組織」成為眾多知識青年的新話題了。

  幾天後,王光祈讀到了這篇文章。他當即寫了一封長信給左舜生。在這封信里,他以澎湃的激情,揮灑着自己對新生活的憧憬、嚮往和追求。

  

  2、

  

  「舜生!我昨天讀了你的文章,《小組織的提倡》,知道你要創造一個嶄新的生活出來,我歡喜得連吃飯都忘了!……」

  如果說,左舜生勾勒了一個粗糙、模糊的公社生活架構,那麼,在這封信里,王光祈則以激動、歡快的節奏,描述了一個恍若田園詩篇的生活圖景:「我對於新生活的組織已經有了辦法。……我們先在鄉下租個菜園,這個菜園距離城市不要太遠,亦不要太近,大約四五里路為最宜;這個菜園不要太大,亦不要太小,只要夠我們十餘人種植罷了……」

  租菜園做什麼呢?王光祈回答:種菜。「為什麼我主張種菜呢?因為凡是人類都應該工作,工作之中又以種菜為最佳。其理由有三:種菜系戶外勞動,於身體有益;種菜易於學習;種菜收效最快……」

  所謂「收效最快」,指的是種菜利潤大,足以支持十幾個友人的生活。而在豐衣足食之外,菜園生活是那樣清新,那樣美好!

  「菜園中間建築十餘間房子,用中國式的建築法,分樓上樓下兩層。樓上作我們的書房、閱報室、辦公室、會客室、藏書室、遊戲室,等等;樓下作我們臥室、飯廳,等等。……園子周圍挖下一條小溪,溪邊遍植柳樹;柳樹旁邊就是竹籬,竹籬裏頭就是我們的菜園了……」

  如此自然、悠遠而又具體,它讓人想起陶淵明的詩篇。如果說,個體棲息在田園中,人與天地、自然向彼此無限開放,不斷融合,是陶淵明的情境的話,那麼,作為大時代的青年,王光祈念念在茲的,還是那個社會、那個天下:

  「我們園中要附設一個平民學校,附近農家子弟均可以到學校讀書,不納學費。我們還要常常到那些農家和他們誠誠懇懇的周旋,每逢星期,還要聚集他們開一個演說大會。散會之後,我們還要開演幻燈,或購置留音機器一架,使他們大家快活呀!……」

  不僅如此。只要越來越多的青年開始菜園生活,那個燦爛、光華、雄健、文明的「少年中國」,就不會是遙遠的夢。「天真浪漫的農夫是與我們極表示親愛的;我們純潔青年與純潔農夫打成一氣,要想改造中國是很容易的……」

  最後,王光祈以一種亟不可待的口吻寫道:「舜生!我現在覺得我們新生活園裏的花兒、草兒、鳥兒、蝶兒正在那裏盼望我們,我們不要再作紙上的空談了,趕快實行我們神聖的生活!……」

  然而,無論左舜生的《小組織的提倡》,還是王光祈的《與左舜生書》,都不能讓宗白華感到滿意。幾天後,宗白華寫出了《我的創造少年中國的辦法》一文。如果說,左舜生的構想僅僅是一個公社雛形,而王光祈為之塗抹色彩、增添鄉野氣息,使之成為一幅田園畫卷的話,那麼,宗白華的個人抒發,則是中國歷史上最浪漫、最清新的山林樂章之一。

  

  3、

  

  作為後來的詩人、美學大師,在文章的開篇,宗白華肯定了左舜生、王光祈「意思極為高尚」。但他筆鋒一轉,認為「兩君所說的……略帶了高蹈隱居的意味」、「還是消極方面的意思多,積極方面的意思少」。

  在宗白華看來,左、王兩人構想無論如何美好,都更多地是一種個體的生活方式。它不完整、不徹底,對於舊社會的改造、新社會的產生,它的影響更是零碎的、局部的、緩慢的。他說,不應該是一個小組織,也不僅是一個菜園子,「應該跳出這腐敗的舊社會以外,創造個完滿良善的新社會」。

  那麼,這個新社會該如何創造呢?

  宗白華認為,凡有人煙的地方,都是舊社會的惡勢力圈;可是,為什麼要把目光局限在這污濁、醜惡的舊世界呢?中國地大物博,「未開墾的山林與土地尚多」,為什麼不集合一群同志,尋找一片處女地,「創造森林、耕種平地」,造個新社會呢?這個舊世界,「我們情願讓了他們」……

  不僅如此。宗白華隨即以磅礴的想像,計劃着「少年中國」、「少年世界」的創造。他說,先在那「山林高曠」的地方,組織一個真自由、真平等的團體,「用最新式的農學方法和最新式的機器合力共作」;不用多久,這個新團體必將生計充裕、資力有餘,「不仰求於舊社會」。

  在「根據地已得」後,我們的教育家將建立各種學校,「造成一班身體、知識、感情、意志皆完全發展的人格」;我們的工程師將發展各種事業:工藝、交通、廠礦和企業;我們的學者將專心研究一種「最良好的社會組織」,以此實驗團體的行政;在實驗成功後,我們的輿論家將作書印報,宣揚我們組織的辦法、生活的美好、前途的遠大,「發行到舊社會中,使舊社會徹底覺悟自己的缺憾,欣羨我們的完備」……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指導、「贊助」舊社會了。團體成員將「分散各地」、單行組織,「使全國人民皆入於安樂愉快的生活」。這麼一來,「我們創造少年中國的大目的可以漸漸達到了」……

  宗白華最後說:「但是我們還要前進,用我們的餘力幫助全世界的人都臻此境,以至於無疆之休。那時我們人生的責任,才可以勉強算是盡了」……

  

  (二)「城市中的新生活」

  

  4、

  

  然而,「菜園生活」的夢想很快破滅了。

  8月15日,《少年中國》月刊以《討論小組織問題》的標題,選登了十一篇文章、通信與評論。其中,王光祈的《與夏汝誠先生書》,隱約折射了菜園設想夭折的原因。

  夏汝誠是上海市民,生平、職業無考。讀過左舜生、王光祈的文字後,他寫了一封讀者來信,進行如下質疑:以種菜維持生計,「生活能否支持」?種菜之外,「每日讀書三鍾(三個小時)」,又有多少閒余與農夫接近、改造中國呢?

  事實上,這不僅是眾多青年關心的問題,它也是菜園設想得以實施的關鍵。為此,王光祈極其詳盡地回答了這些問題。

  王光祈坦承,種菜利息再大,「每日只種兩鍾,當然不敷生活之用」;況且北京冬天也不能種菜。但他已經設計了一個「補救辦法」:翻譯圖書。

  譯書局需要印刷設備。王光祈表示,「這個印刷所的計劃,我已有了頭緒,一二年內必定辦好」;至於譯書所得,「每日譯書三鍾,包管你能夠生活,我敢保險」。而在印刷所成立之前,可以依靠有產成員的「樂捐」。他說,「每月每人幫補三四元,幫補一兩年,本是很容易的事」……

  不僅如此。北京郊區的田地極為便宜,「每畝每年不過三四元而已」;若無合適的房子,住宅與菜園也可以「暫時分為兩處」;此外,菜園計劃是將單獨生活變成共同生活,「照經濟學說起來要儉省得多」……總而言之,新生活處處方便,處處「很容易」、「敢保險」。

  但,僅僅一個多月後,王光祈發現,他所有的設想都不能成立。

  正值夏天,蔬菜的生長極為旺盛。他走訪了菜市場、乃至幾個菜農家庭,他發現菜農的生活如此艱難,一家老小起早貪黑,所得勉強可以餬口;他發現種菜之外,菜農還種植莊稼、畜養牲口,以此貼補家計;他發現,倘若真租下一個菜園子,不要說「讀書三鍾」、創辦平民學校、舉行演說會,就是他們的生計也無法維持……

  那麼,翻譯書籍呢?

  翻譯圖書更是一個笑話。以少中成員為例,外文能達到閱讀水平的,寥寥無幾;大多數學生連英文字母都不認識。難道菜園小組只能招募外語系畢業生嗎?這麼做的話,旨在讓大多數青年參與,實踐新生活、通往新社會的菜園設想,又有什麼意義呢?

  更要命的是,書報市場的經營,是如此慘澹!大多數報紙依靠政黨、社會賢達捐助之外,以商務印書館為例,這個最傑出的出版機構,主要盈利來自教科書的發行;它每年出版的幾十種翻譯書籍,絕大多數是賠本買賣……

  菜園設想的破滅,讓王光祈痛心疾首。他後來寫道,「是我生平一樁極可恥的事」。而幾個月後,他又把目光投向了城市,開始設想「城市中的新生活」。

  

  5、

  

  1919年12月4日,在北京《晨報》,王光祈發表了《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在這篇文章里,王光祈呼籲青年男女行動起來,參加「工讀互助團」實踐。

  早在這一年初夏,在寫給易家鉞的一封信中,王光祈就表達了借鑑西方思想、進行新社會實驗的決心。他談到,「這種主張如果沒有適當名詞,就叫它中國式……主義吧」。如果說,他的「菜園子」更多古代隱士的情懷、有着揮之不去的田園色彩的話,那麼,設想破滅後,他開始關注理論、步入市井。他很快拿出了一份答卷:中國式工讀互助主義。

  工讀互助主義以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為理論基礎,以盛行美國的「工讀生活」為樣板,並糅合了財產公有、「按需分配」等社會主義思想。王光祈說,現在中產子弟都依靠家庭生活,「一方面為家庭之累,一方面養成依賴習慣……為社會之蠹」,而平民子弟生計艱難,「為境遇所迫,不能讀書」。倘若有一個工讀組織,讓青年們人人作工、互助讀書,不是可以培植出新型的中國人格麼?

  不僅如此。這種組織比半工半讀學校好,因為半工半讀學校僅限於技能培訓,「不能將各科置辦齊全」;比「成美會」好,因為成美會依靠捐款、供給學費,是一種施捨行為,而且受助的人總是有限;比「新村」容易,因為不需要土地,「我們現在生活的根據地又在城市」;比托爾斯泰的「泛勞動」實踐更有意義,只要有一雙手,人人都可以參與……

  因為人人都可以參與,它將「為新社會築一個基礎」。王光祈說,「我們天天在文字上鼓吹改革社會,從未有改革社會的實踐運動……(它)便是我們實際運動的起點」;他進一步宣稱,「這種組織除在北京先行着手外,將來在天津、南京、上海、武漢、廣州各處都要設法推行」……

  《城市中的新生活》發表前後,準備工作也緊鑼密鼓地進行着。

  

  6、

  

  「人人作工、人人讀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是工讀互助團的宗旨。在王光祈的計劃里,入團者「每日每人須作工四小時」,全部收入歸公;與此同時,團員衣食住行,以及教育費、醫藥費、書籍費、各項雜費……均由團體供給。在求學擇校「聽其自便」外,團員們共同生活,一起讀書、討論、娛樂、遊戲、旅行、健身……

  顯而易見,這個計劃的關鍵,是團員充分就業、收入穩定。

  如果說,在《致夏汝誠先生書》中,王光祈還設想,毫無財產、不懂外文的成員,「不妨在外兼任一樣輕鬆的工作,如學校、報館的勞心工作,送報、賣物的勞力工作……每日費去一二鐘的工夫,每月賺上四五元」,那麼,在菜園之夢破滅後,就業的艱難已經進入了他的視野。他決定自謀出路,設立食堂(飯館)、販賣雜貨、印製信箋、生產墨水……在《工讀互助團簡章》中,他說,「工作種類暫分九種,一石印、二素菜食堂、三洗衣服、四製漿糊、五印信箋」……

  這一切連同房租、家具、機器乃至外聘廚師的薪水,樣樣都需要墊付資本。王光祈計劃,工讀互助團先設立三組,第一組27人,經營食堂、招攬石印與裝訂生意,兼營洗衣,「開辦費四百元」;第二組19人,經營業務大致相同,不過地點和第一組錯開,「開辦費三百元」;第三組若干人,全部由女子組成,編織衣物、製作小工藝品,「開辦費三百元」。為此,共需募款一千元。

  經過活動、遊說,募款工作之順利,甚至出乎王光祈自己的意料。

  如前所述,「五四」前後,改造舊社會、通往新國家與天下大同,已成為新文化界的普遍夢想;然而,該如何改造舊社會?通往「少年中國」的路途在哪裏?所謂「少年中國」又是什麼樣的呢?……沒有人說得清(詳見前文《「第三代人」》)。正因此,「工讀互助團」萌芽後,它迅速贏得了眾多文化界大人物的支持。

  在《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王光祈就透露說,「這種辦法已與陳獨秀、李守常諸君等商量」;而在陳獨秀、李大釗之後,蔡元培、胡適、周作人、陶孟和、羅家倫……紛紛列名發起。蔡元培甚至認為,「(少中)會員現又發起一個工讀互助團,他的宗旨和組織法,都非常質實。要是本着這個宗旨推行起來……全中國最重大問題,全世界最重大問題,也不難解決。這真是大有希望的」(《工讀互助團的大希望》)……

  在這樣的期許中,17名發起人分擔了一千元開辦費的募集,「限本月月底繳齊」;與此同時,發起人陳獨秀捐洋三十元、發起人胡適捐洋二十元,即使家境貧寒、子女眾多的李大釗,也捐洋十元……僅僅一個星期,募款就大大逾額,「共收入現洋1041元,票洋254元」。王光祈後來回顧,「其中最出力的,當首推陳獨秀先生」。

  而在遊說、募款期間,各地青年聞風而動。他們有的來信報名,有的直赴北京。他們的年輕身影,漸漸匯成工讀互助運動的初潮。

  

  7、

  

  後來,在《工讀互助團》一文,王光祈回顧說,「……《城市中的新生活》發表後二三日,便有數十位同志來信,願從事此種生活;一星期後,外省亦有許多同志來信討論此事,於是漸漸由理想見諸實行」。短短半個月時間,報名者已多達幾百人。

  何止是來信報名?幾十年後,在《憶工讀互助團》一文中,中華書局副總編輯傅彬然回顧了自己出走浙江、遠赴北京的情形。

  傅彬然是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在校期間,他與同學施存統、俞秀松等創辦了《浙江潮》雜誌。這一天,在《時事新報》上,他讀到了工讀互助團徵募成員的消息,「引起極大興趣」。他當即寫信給王光祈,「結果居然獲得了同意」。

  當年年底,轟動一時的「《非孝》事件」發生了。施存統的《非孝》一文,令浙江官吏、議員大為震驚,視為洪水猛獸、「大逆不道」。不久後,北京政府更親發電文,勒令查禁《浙江新潮》;甚至有傳聞說,編輯部27人已全部上了警察廳的黑名單,「就要動手逮捕」。在滿城風雨之中,傅彬然與三位同學,施存統、俞秀松以及周伯棣出走浙江,來到北京。

  在北京,他們被編入第一小組,「團員十餘人」。與此同時,以工讀互助團成員的名義,他們開始在北大旁聽課程……

  又何止傅彬然、施存統?時為上海洋紙行夥計、後來的小說家王魯彥,貼標語反對老闆販賣日貨,「大概被老闆發覺了」,就此投奔而來;著名國會議員易夔龍之女易群先,因為不滿父母的干涉婚姻,「脫離了家庭來參加」;而一個女學生甚至先報名、隨即跋涉幾千里前來,其路途之曲折輾轉,以至第三組聯絡人冰如極為擔心,「一個從來沒出過門小姐式的女子……不知道遇了危險沒有」(冰如,《第三組的經過》)……

  在這樣的身影與人流中,1920年年初,工讀互助團的兩個小組先後成立了。王光祈為此激情滿懷,在《工讀互助團》一文中,他說,「不到一個月……工讀互助團居然產生於『首惡之區』的北京城裏」;他說,「各省亦將次第組織,這真是一個很可喜的現象」;他並且宣稱,「工讀互助團是新社會的胎兒……若是果然成功,逐漸推廣,我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將漸漸實現」……

  工讀互助運動興起了。

  

  


  工讀互助團(中)

  

  (三)「新社會的胎兒」

  

  8、

  

  1920年1月20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二號刊登《工讀互助團報告》,介紹了一、二兩組的概況。第一組住址在北大附近的騎河樓鬥雞坑7號,共有團員15人。除施存統、傅彬然四人外,後來的著名共產黨人何孟雄、陳公培、張樹榮,後來的無政府主義者張伯根等,均在其中。

  第一組分為食堂、洗衣、電影三股,「英算專修館及石印尚在預備中」。其中食堂股七人,分作兩班,早班從上午七點到下午兩點,晚班從下午到晚上九點。之所以大大超出王光祈計劃的「每日每人作工四小時」,是因為開辦之初、事多人少,「暫時重工輕讀」。此外,洗衣股有四個人,「每日大概共洗六十件」;另四名成員則打算開辦英算專修館、招生授課,地址借北京大學二院講堂,「學費每人每月收取二元」。

  電影股也有四人,「由食堂、洗衣兩股分任之」。每天晚上,他們在各大高校輪流放映電影,其中周一在女子高師,「專招待女賓」;周二、周三在北大,周六周日在北京高師。至於周四周五兩天,「尚沒有一定的地點」。

  第一組共支取開辦費用523元;而團員共11人的第二組,則支取了345元。他們分為消費公社、小工藝品、「廚房」、洗衣局四股。其中,「消費公社」實際上是雜貨店,「現在只有書報販賣,其餘的營業尚需次第舉行」;「小工藝品」是一個小作坊,「有洗髮劑、擦牙(作者按:牙刷)、潤面膏」;至於「廚房」,指的則是他們承包的法文專修館學生食堂……

  第二組地址在西城翠花街狗尾巴胡同。其成員中,也包括了幾名早期共產黨人,羅漢、李實、匡互生等等。而各類營業漸漸開張、團員們熱烈沸騰地實踐「新生活」之際,又一個好消息傳來了:法文專修館的十名學生,「因赴法勤工儉學稍有困難」,決定把國外工讀變成國內工讀。通過每天給他們送飯的第二組「廚房股」成員,他們提出了申請,成立工讀互助團第四小組。

  

  9、

  

  各類營業漸漸開張之際,並不讓人意外地,第三組的成立一再拖延。

  如前所述,第三組全部由女性組成。早在構想「菜園子」時期,王光祈就反覆強調解放婦女、讓她們參與社會生活的意義。他說,「若是婦女問題不解決,我們新生活園裏一定要充滿不快的空氣」;他說,新社會漸漸萌芽之際,倘若拒絕婦女的參與,「我恐怕中國百分之九十九的女同胞都要同聲一哭」……

  正因此,他物色了張人瑞、田維等女子高師學生,作為第三組聯絡人(作者按:同期報告人還有「致殊」、「冰如」,或為化名);他並聯繫了影響極大的《晨報》,頻繁發佈招募消息。然而,僅僅從幾則廣告的變遷,就可以看出第三組成立的艱難。

  1月17日,《晨報》以《女子工讀互助團快成立》的標題,刊載了一則廣告。這則廣告宣稱,「成立伊始,團員大概只十人至十五人,有志入團者不可不先行向該校發起人接洽,以免額滿是遺」。但,僅僅四天之後,因為門可羅雀,「以免額滿」的自信,迅速變成了說教、宣傳和呼喚。

  這一天,第三組聯絡人撰寫了一則熱情洋溢的廣告,《吾親愛的姊妹們曷興乎來》。「姊妹們呀!處黑暗的家庭,受種種的束縛,這豈不是最苦痛的事情麼?……」在這樣感同身受的詰問後,聯絡人斷言:「……我知道我們女子並非甘心受這種痛苦,沒有奮鬥的精神,實在沒有奮鬥的機會罷了!現在女子工讀互助團已經成立了,就是吾們女子謀幸福的機會到了!……」

  接着,聯絡人以磅礴的熱情,反覆呼喊、召喚:「你們要知道,二十世紀的新潮流,就是吾們女子能力發展的時代。十八世紀的舊思想斷不容於現在的世界了!姊妹們呀!快快下一個決心……由徹底覺悟造就社會的新生活。這是最好的機會,千萬不要錯過!快快來罷!歡迎!歡迎!……」

  即使如此,此後一個多月,冰如和致殊還是先後發表了兩篇令人沮喪的報告。

  2月16日,在《第三組的經過》一文中,冰如談起了招募過程的種種怪現象。她說,經費有了,「現在最困難的就是團員」。一個月來,到女子高師來報名的也有二十多人,「但對於『工』、『讀』兩個字,有點把握的不過兩三人」;而其餘成員大致可以分為三種情況。

  一是貧苦人家的女孩子。冰如說:「窮貧的人以為這是個慈善事業,像女子職業學堂。女兒在家裏橫豎吃白飯,不如送到團里去吃幾年飯……豈不是頂好的事嗎?」

  正因此,這些父母紛紛委託「穿長衫」、識文斷字的人送女孩子來報名,「說了許多請求的話,要我們可憐他」。而貧苦女孩子之外,來的還有幾個時髦的太太。

  這些太太大多受過新式教育。聽說工讀互助團是「女子解放的先聲」、「謀自由獨立的好機會」,她們紛紛前來報名。但,「聽說要在團里住,洗衣煮飯都要自己做,讀書作工都有一定的時間,他就不願意來了」……

  最後,還有一些讀過幾年學堂、但考不進女子高師的姑娘。冰如說,「(她們)聽說團員可到女高師入學,就要來入團,做個晉身的階級,想得到個『女學生』的美名」……

  招募困難之外,還有社會的阻力。談到這一點,冰如似乎頗為傷感。她說,因為擔心逃婚、離家出走的女成員招惹麻煩,房東們都不願把房子租給她們;「我們這兩個星期內,向女高師附近尋房子。……聽說女學生佃,都以為是靠不穩的事,高抬房價,不肯借給我們」……

  如果說,冰如還反覆強調,「第三組無論如何是要成立的」、「要是有畏心,事事都做不到成功」、「我們是一心一意做下去」……那麼,3月24日,致殊發表的《工讀互助團第三組情形》,則流露了悲觀、憂慮重重的態度。致殊說,「現在房子已經租好了,團員也來了幾個,不過當這初辦的時候,不免有種懷疑的態度,和研究的性質」;「將來的進行怎樣,那也不敢武斷」……

  

  10、

  

  北京工讀互助團以喜憂參半、然而清新多於疑慮的節奏進行着。與此同時,各地工讀互助實踐也風起雲湧、席捲一時。

  這一年1月6日,與《晨報》副刊、《京報》副刊、《民國日報-覺悟副刊》並稱為「民初四大副刊」之一的《時事新報-學燈副刊》,刊載了《工讀印刷社徵求社員啟》。如果說,這個在天津發起,宣稱並不是為特別有志的青年設立、「和北京互助團不大一樣」的社團,很快銷聲匿跡的話,那麼,2月3日,由惲代英發起、一個名為「武昌工讀互助團」團體的出現,則意味着工讀互助運動步入了它的極盛階段。

  2月5日,在王光祈母校中國大學,一小群教職員工組建了「中大工讀互助團」;2月12日,一個叫「毅士工讀互助團」的團體在北京悄然誕生;2月27日,包括蔡元培、王光祈、毛澤東在內,26名發起人出席了上海工讀互助團成立大會;3月22日,廣東「女子工讀互助團」宣告問世。最後,4月8日,在寫給邵力子的一封信里,張嘯塵也談到,「揚州八中的學生現在也組成了一個揚州工讀互助團」。他說,原本以為他們了解工讀趣旨、實行工讀主義,但經過調查,一行人很快發現,「他們不過於課餘的時候,販賣麵包、果品、書報罷了」……

  張嘯塵斷言,這種不完善的工讀互助團,「絕對沒有存留的價值」。他為此大聲疾呼:「應當快快改組!」……

  如果說,張嘯塵代表着新知識界審慎、「原教旨」的態度,那麼,更加年輕的「第三代人」,則以激揚的情緒、不斷歡呼的面容,反覆讚嘆着席捲全國的工讀互助運動。這一年春天,在列名上海工讀互助團26位發起人後,毛澤東在寫給友人的書信里幾次談及,「今日到女子工讀團……覺得很有趣味」;「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我們在這個大學裏實行共產的生活。……這種組織,也可以叫做『工讀互助團』」……

  如果說,毛澤東的這些話語,讓人想起幾十年後的「公社」生活、乃至席捲全國的大躍進運動的話,那麼,惲代英的《未來之夢》一文,也讓人聯想到此後的中國革命,以及長達三十年的中國生活。

  這一年春夏,在考察北京工讀互助團,並效仿少中,將「互助」、「日新」、「健學」諸社的骨幹聯合而為利群書社後,惲代英的《未來之夢》一文,不斷強調鄉村的廣闊天地。與王光祈的田園詠嘆不同,惲代英說,「在書社以外,我們要在鄉村中兩三年內另立一個根據地……索性丟了書社,乾乾淨淨為他謀個結束,大家用全力到鄉村的事業上去,將來再圖個捲土重來之計」……

  「捲土重來」後,如何實現一個共產自給,「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呢?惲代英回答:必須發起共同生活。他說,未來是如此自由、幸福,但在第一個階段,「每人必須為團體的工廠、商店、農場、學校或其他事業,作每日六小時的工作……自由工作原是極應該的,但我們不可只注意自己得個極樂的生活便滿足了。我們寧可多做點工、多掙點錢,為社會謀別樣的福利」……

  又何止工讀互助團?難道,宗白華宣揚過的走進處女地,不能讓人聯想到「一窮二白、最新最美」之類的話語嗎?難道這些表述,「根據地已得」、「不仰求舊社會」、「團體分散各處」、「幫助全世界的人」……僅僅是一個詩人的澎湃想像,而不能理解為「第三代人」的共同特質嗎?

  所謂「歷史」,它的獨特魅力之一正在於此:它不僅是過往時間的現象敘事;在後來、「今天」的表象里,我們總能夠找到它曾經美好、僅僅因為歲月變遷而顯得無比斑駁的前身與來路。

  

  


  工讀互助團(下)

  

  (四)「人的問題」

  

  11、

  

  後來,第一組成員施存統這麼回顧自己對工讀互助運動的最初理解:「……工是勞力,讀是勞心,互助是進化。工讀互助,是人的生活;工讀互助團,是做人的團體。我們以為要做人,就要入工讀互助團。……一邊勞力,一邊勞心;終生工作,終生讀書……」

  正因此,在「《非孝》事件」發生後,他才與三名同學趕赴北京、加入工讀互助團。

  加入工讀互助團後,他們那樣地激動、驕傲。以施存統為例,他反覆強調,這是個「終身以之」的團體,「我即是團、團即是我」,「團的利害,就是個人的利害」;以俞秀松為例,離家出走、抵達北京後,這個富家子弟當即給自己的父母寫了一封長信,宣佈與他們脫離關係:「……我來的目的是:實驗我底思想生活,想傳播到全人類,使他們共同來享受這甘美、快樂、博愛、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

  這是與家庭決裂的宣言,也是個體理想的書寫。為了這個宣言、這種書寫,他們投入了陌生、清新而又激情滿懷的生活。加入第一組後,他們起初負責洗衣服、製作信紙信封之類,儘管「收入都很少」,他們還是夜以繼日、不知疲倦;不久,第一組主要收入來源「儉潔食堂」開張了,他們以無比驕傲的心情,在食堂牆壁上貼了這麼一副對聯:「寧流額上汗,毋染手中血」……

  這是對軍閥、政客乃至千萬民眾的告誡;它也是對自己的告誡:獻身、實踐、改良、創造,這就是「第三代人」對自己的最初期許。他們要成為這個「萬惡社會的保險團體」,他們要成為未來「少年中國的模範團體」;為此,他們告別了過去的生活,他們兢兢業業地充當起了夥計、跑堂、業餘教師、手工匠人乃至洗衣工、洗碗工的角色,他們忘記了自己曾經是少爺、「洋學生」和中產子弟……

  然而,無論他們怎麼努力,一個多月後,小組危機還是出現了。

  

  12、

  

  一開始,小組的危機,似乎是「人的問題」。

  好奇、衝動、喜好嘗試、易變……是青年人的普遍特點。工讀互助試驗興起後,各地報名者猶如過江之鯽,然而,小組聯絡人很快發現,許多人純粹抱着湊熱鬧的態度。以第一組為例,1月20日,《新青年》刊載了十五名成員名單,僅僅兩天以後,《晨報》發表的一則報告寫道,「家斌、周方二人,現已出團,故不列入」……

  大浪淘沙後,十三名青年開始集體生活了。起初,他們異常融洽,相互視為「同志」。他們「每星期至少開會一次」,談論着未來的工讀互助社會。傅彬然後來回憶說,「……曾經把團員的衣服都集中起來,分類放置。只要誰愛穿,誰都可以自由檢來穿。這是我們對所憧憬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美好理想的嘗試」……

  然而,對工讀互助社會的不同理解,很快引發了衝突。

  收入歸公,是《工讀互助團簡章》明文規定的,成員們對此並無分歧。但,入團之後,一些成員還不時收到家裏的匯款。這部分收入該不該歸公呢?倘若不歸公,工讀互助的意義何在?倘若不歸公,幾個人饒有餘資,大部分成員節衣縮食,小組又怎能維持下去?……正是這些考慮,引發了小組「共產」的爭論。

  爭論產生了兩個結果。其一,大部分成員決議共產;其次則是施存統後來回顧的,「主張不合,自願退團者五人」……

  五人退團前夕,「團體非常緊張,差不多要破裂的樣子」。對此,王光祈非常着急,「跑到我們團里來,向我們幾個主張激烈點的人疏通……主張不要太趨極端」(施存統,《「工讀互助團」底實驗和教訓》)。但施存統等人認為,這是關乎工讀互助理想的根本問題,萬難遷就,「所以對於若愚的勸告毫不採取」……

  激烈、「極端」的,又何止這一次?「共產」風潮後,接踵而來的是「脫離家庭」風波。

  為什麼會發生「共產」之爭、使團體瀕臨分裂呢?還不是因為老朽、腐爛的舊家庭制度!不脫離舊家庭,團體將時時籠罩在它的陰影下;不破壞舊家庭制度,美好的工讀互助社會就不會產生!……在寫過《非孝》、並引發軒然大波的施存統等看來,「家庭制度是萬惡之源,非打破不可」,「脫離是打破之先聲」……

  由此引發的,是一場曠日持久、「極傷感情」的爭論。施存統後來說,爭論尚未結束,「退團者也有一人」;而全體決議脫離家庭後,「退團的還有兩人」。

  八個成員退團前後,又有六名青年先後加入第一組。一個異常激進、「全體一致」的團體出現了:談論婚約問題時,「離婚的離婚,解約的解約」;談論學校問題時,「退出的退出,改為旁聽生的改為旁聽生」;談論男女共同生活問題時,女團員繆伯英的態度比大多數男青年還要激進……施存統後來回憶,「這幾個問題解決後,精神上很有幾天愉快。我們那時以為,我們的無政府、無強權、無法律、無宗教、無家庭、無婚姻的理想社會,在團里總算實現一部分了,所以精神上非常快樂」……

  然而,接踵出現的,是經濟問題。

  

  13、

  

  如果說,各小組風格不同,第一組因聚集了施存統、俞秀松、何孟雄等激進青年,因而衝突不斷的話,那麼,一兩個月以後,經濟問題成為工讀互助團的普遍危機了。後來,施存統留下了一份饒有意味的賬單,它折射了工讀互助團的必然命運。

  第一組的營業,分為電影、洗衣、印刷、食堂、英算專修館五種。大約1月20日,領取130元開辦費後,電影股開始在各大高校輪流放映。起初,這份營生頗讓團員們興奮,它符合青年人的性情,並且很輕鬆,「不過只管收票、賣票的事情」;一開始生意也還興隆,「在女子高等師範演了三次,承她們同學的好意,高興來看,每次賣了二百左右張票」……

  但此後生意時好時壞;寒假前夕,「一連好幾天生意冷落」。一個多月的維持後,團員們算了一筆賬,發現三十元盈餘主要來自姑娘們的捧場。於是,在匆促的會議後,電影股解散了。

  電影股之後,又一個被停掉的,是石印業務。石印分為印信紙、印信封兩種,「做的人一個兩個不一定」。它的利潤異常微薄,並且不時滯銷;不久,「大概賺三元」、還不夠飯錢的結果出現了,它也就被「辦理結束」了。

  最讓人啼笑皆非的,當屬洗衣業務。洗衣股有四個人,「每天作工五點鐘」;但接連三四天,「收了還不到二十件衣服」。無奈之下,施存統只好去找學生宿舍的齋夫,讓齋夫幫忙代收。「齋夫幫洗衣局收衣服,每件是得到百分之二的報酬……我們加他百分之三。」施存統後來回憶:「我們以為這樣一定有衣服洗了……」

  出乎他們意料的是,齋夫轉身就去找洗衣局,以此為籌碼討價還價,「一定向洗衣局要求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更可笑的是,這一天,施存統去收衣服時,在齋夫房裏和洗衣局的人狹路相逢……

  「(洗衣股)辦了兩個多星期,僅僅收入七十幾枚銅子」。而在電影、石印、洗衣幾股紛紛停業後,更大的危機發生了:食堂辦不下去了。

  食堂地址在北大沙灘校區附近,以北大師生為主要顧客。一開始,這個名為「儉潔」的食堂似乎生意興隆;它只有三間房子、五張餐桌,於是,兩個多月後食堂擴大規模,「另租兩間房子,增添五張桌子」。

  就是這次「擴充」引發了食堂危機。團員們很快發現,「生意既不發達,開銷又比前大」;而十幾天以後,不僅「每天要虧本一元五角」,料理食堂的共有八個人,「連這八個人的飯都沒得吃」!……

  施存統後來談到,「食堂無異是我們的根據地」,「差不多我們這回失敗,形式上都是它的緣故」……值得一提的是,直到此時,施存統還沒有發現食堂失敗的真正原因:它的大部分收入來自外賣、學生「包飯」,來飯堂點餐的顧客很少很少;擴大店堂規模,在增加開支之外,絲毫無助於食堂生意。

  更富有意味的是,五種營業中最賺錢的,當屬僅有兩名團員、區區七八名學生的英算專修館。前後兩個多月,它僅支出兩元,收入七十餘元……

  1920年3月23日,在「萬難支持」、無法維持生活的情況下,工讀互助團第一組解散了。施存統寫道:「開了一個會,議決各人自由另找工作。工讀互助團的主張,從根本上推翻了!……」

  第一組的解散,震動了新文化界、千萬知識分子。

  

  14、

  

  4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五期上,王光祈、陳獨秀分別發表文章,探討第一組失敗的根源。在《為什麼不能實行工讀互助主義?》的標題下,王光祈以一個副標題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是人的問題,不是經濟的問題」。

  王光祈列舉了種種問題,人浮於事、浪費較多、經營不善、感情不融洽、「互相懷疑」、精神渙散、一些人「不肯努力作工」、一些人不了解工讀互助團「深厚遠大的意思」……他並反思了自己的責任:雖經審慎挑選,但知行合一的團員「實不多見」;他說,「今日演出此種現象,完全是我當日急於組織成功的罪惡」!

  或許,最令他耿耿於懷的,卻是他一語未及,但令第一組「感情大壞」、不得安生的易群先事件?

  如前所述,易群先是國會議員易夔龍之女,因反對父親的婚姻安排,出走北京參加工讀互助團。她漂亮、活潑、大膽,「差不多每個團員都喜歡她」。這一天,易群先告訴施存統,她與何孟雄自由戀愛了。這句話引起了軒然大波。

  施存統後來說,他對此「又驚又喜」。但幾天後,幾名成員連夜開會,以妒怒交加的態度逼迫何孟雄承認錯誤;一怒之下,易群先遠走天津。這麼一來,事情愈演愈烈,那幾名成員決議驅逐何孟雄、施存統、陳培公……

  在王光祈看來,這是「人的問題」的明證。陳獨秀也認為是「人的問題」。他並轉引了一名成員的來信,「只可說第一組的人失敗了,並不是工讀互助團不能辦」。而對此,胡適站在「原教旨」、實用主義的立場上,嗤之以鼻。

  遠在工讀互助團發起不久,在一次演說中,胡適就批評工讀互助運動「名實不符」、掛羊頭賣狗肉。他說,17名發起人中,「有幾個人的目的並不注重工讀,他們的眼光射在『新生活』和『新組織』上。因此只做了一個『工』的計劃,不曾做『讀』的計劃」……

  這個批評,針對的無疑是王光祈、陳獨秀。胡適認為,這是計劃的「根本大錯」。因為這個錯,「工作的時間太多……沒有做學問的機會」;因為這個錯,工讀變成了「挨役」,「只有做工的苦趣,沒有工讀的樂趣」;因為這個錯,工讀互助團朝不保夕、困難重重,「但他們對於家庭、婚姻、男女、財產等等絕大問題,都早已有了武斷的解決,都早已定為成文的戒約了」!

  那麼,胡適怎樣理解工讀互助運動呢?

  胡適談到,美國至少有幾萬人過着工讀生活,但在他們自己看來,這是極平常、極現實的選擇;他說,「工讀主義只不過是靠自己的工作去換一點教育經費,是一件極平常的事……算不得什麼『了不得』的新生活」;他並刻薄地挖苦道,「用不着掛什麼金字招牌……如不能使團員有自修求學的工夫,那麼,叫他泛勞動主義也罷,叫他新組織也罷,請不要亂掛『工讀主義』的招牌」……

  如果說,王光祈、陳獨秀、胡適等人,都還在工讀互助團範圍內探討問題的話,那麼,戴季陶、施存統的思考,則指向了工讀互助團背後的那個社會、那種制度。

  

  (五)餘音

  

  15、

  

  1920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定名三十四周年。這一天,戴季陶創辦的《星期評論》發行了「勞動紀念號」;在這一期雜誌上,這個深研馬克思主義、曾翻譯《資本論解說》的國民黨元老,發表了《工讀互助團與資本家的生產制》一文。這篇學養深厚、冷靜精闢的長文,為工讀互助團的失敗提供了一個新解釋。

  戴季陶反對胡適的「原教旨」立場。他說,個體出路與「分工協作」、「勞工神聖」觀念的結合,是工讀互助團的出發點;王光祈為「工讀互助」而發起,團員們也是為「工讀互助」而不是單純的工讀而來,美國工讀主義是什麼樣的,和工讀互助團沒有關係。所以,「不能因此便說他們要解決『婚姻問題』、『財產問題』有什麼不對,更不能在他們的理想上面便去加上武斷兩個字」……

  那麼,工讀互助團為什麼失敗?這些思想與生活相衝突、因此追求新社會的青年,他們的出路又在何方呢?

  戴季陶認為,工讀互助團失敗的根源,在於財產私有、大機器生產與資本化社會;一句話,在於資本主義制度。大機器擠壓着作坊、工場、手工業者,讓他們無法抵抗地、「一步一步的立在劣敗的地位去」;它並席捲、壓迫着大多數人群,職員、農夫、商業僱員、學生……以農夫為例,他的紡車閒置、他的失去手工兼職、他的被迫購買商品,都是明證,更不必說未來農機和工業化農場的出現了;以學生為例,古代求學的人,只要有兩本破書,「都可以咀嚼出許多高尚的哲學來」,但如今,學制也已經工業化,它逼迫大部分學生脫離鄉村、繳納學費、積年累月。而這也是工讀互助運動的成因之一。

  在資本的擠壓下,手工業者、小商人、中產農民……「中流階級的貧民化」已經是一個趨勢。戴季陶說,「市場上面手工業工人的生活難,就是工讀互助團團員的生活難……因為工讀互助團里的設備,還是手工業的設備」;又何況,他們經驗不足、熟練程度差、協作不流暢,更何況,手工業者起早貪黑,而工讀互助團卻有一個必要條件,「勞動時間少」。他認為,「我想這是把最困難做到的條件,做了必要條件」……

  正因此,工讀互助團的「作工」時間不斷增加,從四小時到六小時、八小時,乃至十小時;也因此,工讀互助團的失敗是註定的……

  那麼,他們該向何處去呢?

  如果說,戴季陶的上述分析,無一不以《資本論》為理論基礎,那麼,他的建議與呼喊卻有着「工黨」色彩、合法鬥爭的鮮明傾向。他大聲呼籲:「投向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工場去!」

  他說,既然資本化不可抗拒,「獨善其身、獨善其家、獨善其國,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麼,還不如走進工廠、組織工會,「謀工場勞動者的團結」;他說,「時間問題、工銀問題、幼年保護問題、婦女保護問題、社會的保險、勞動者住宅、教育、娛樂、慰安,都是只有靠勞動者的團結與奮鬥才可以解決」,這是唯一的辦法……

  也是在這一期雜誌上,年僅22歲的施存統,發表了長達萬餘字的《「工讀互助團」底實驗和教訓》。此後幾十年,這篇文章被反覆轉載、不斷引用。

  

  16、

  

  在這篇長達萬餘字的長文里,施存統以真誠、悲憤、略顯偏激的情感,回顧了工讀互助團第一組的營業、賬目、生活、工作、衝突、危機,陳述着他的理想、激情、希望、失落、傷感、憂慮……他說,「對於工讀互助團,抱有莫大的希望,希望將來的社會……成為一個工讀互助的社會」;他直言不諱地宣稱,經過三番五次的討論,他們擬定了實施步驟,「第一步鞏固團體的基礎……第二步擴張我們的團體,實行主義的宣傳。第三步聯絡各處的同志,結成一個大團體,實行世界革命」……

  對自己的偏激、「極端」,他並不後悔。他說,「幸而這幾位不贊成共產的團員,自己願意退團,讓我們試驗新生活」;他說,「我們這種態度,自己也很以為不好,不過我們為團體着想,只希望團的基礎打得穩固」。他並不避諱易群先事件的影響,「直到群先離團、外面攻擊、適之演說,於是感情大壞、精神愈散,團體已不能一日存在」……

  在所有當事人中,他是唯一一個談及易群先事件的。

  他激動地質問胡適:「適之稱我們為武斷的解決……但我要請問適之:你沒有成為學者的時候,有沒有問題?你如有問題,而且也要解決它,那麼是不是也和我們一樣的武斷解決?我以為武斷的解決,比不解決總要好一點!……」

  不僅胡適。他也不滿王光祈的結論。他說:「我以為他們兩個有同一的謬誤,就是太相信自己的理想,不顧事實怎麼樣。若愚相信工讀互助團定可以組織,所以一切失敗都歸罪於人的身上;適之相信實行工讀定可以維持生活,所以一切失敗都歸罪於主義身上……」

  那麼,他認為工讀互助團失敗的根源是什麼呢?

  和戴季陶一樣,施存統將根源歸結於社會。他說,「現社會的組織是資本主義的組織,一般平民都做資本家的奴隸」;他說,「凡是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底下……都要直接間接受經濟的壓迫」……

  不僅如此。工讀互助團的努力,有什麼意義呢?賺了一些錢的電影股,承蒙的是女子師範姑娘們的好意,「她們的錢是哪裏來的」?賺了一些錢的英算專修館,學生大多是富家子弟,還不是替資本家作工!不管願意不願意,承認不承認,活在這個社會、這種秩序里,都參與乃至贊助着資本主義的運轉!

  儘管如此,他說,「我們並不因此懷疑共產主義(作者按:非專門名詞,僅指財產公有)。我們因此更信共產主義。……我們最敬愛的朋友,不要因為我們一時的失敗,就去懷疑我們神聖的主義!」……

  那麼,該怎麼實現財產公有呢?他說,「我們如果有能力把資本家所掠奪去的資本收得回來,那才不至於受經濟的壓迫」;

  他說,「從這一次的工讀互助團的實驗,我們可以得着二個很大的教訓……(一)要改造社會,須從根本上謀全體的改造,枝枝葉葉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會沒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試驗新生活。不論工讀互助團和新村。」……

  「如果要免除這些試驗新生活的障礙……惟有合全人類同起革命之一法」!

  

  在這樣的評論、回顧和歸結中,1920年10月12日,在《北京大學日刊》,命運多舛的第三組刊登了一則廣告:「諸君要做衣服嗎?請快到女子工讀互助團去!……必能令諸君滿意」;而10月28日,第四組則以「快!清潔」的標題,刊登了食勞軒食堂重新裱糊、更換廚夫的消息。此時,已經沒有多少人關心它們的前路了。不久後,這兩個小組連同第二組,連同在各大城市的眾多小組,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一個駁雜而短暫的時代結束了。

  

  


  「疆場上見」

  

  1925年冬天的一個清晨,惲代英、鄧中夏、楊賢江來到上海民厚北里1719號,拜訪中國青年黨的三位首腦,曾琦、左舜生和陳啟天。這一天,六位少中會友交談了一整天,但談話很不愉快,「從早晨起,辯爭至深夜……逐於深夜不歡而散」。陳啟天記得,臨別之前,「鄧中夏與我們握別說:『與諸君再見於戰場』」。

  不知道這一刻,鄧中夏的表情是激昂還是傷感?然而,左舜生的心情是異常黯淡的。不僅楊賢江是他南京分會的多年密友,他還那樣欣賞鄧中夏、惲代英。幾十年後,他評價說,代英還帶三分做作,「中夏則純任自然,大氣磅礴。假定他們二位不死,不知比今日的毛澤東、劉少奇何如?」……

  隨着時間的流逝,這一天的具體日期,被漸漸遺忘了。楊賢江病逝後,惲代英、鄧中夏先後遇難;而活下來的三個人,也只有「某日」的淡淡記憶。或許,他們等待這一天已經很久很久了?過去的五年多,他們為「主義」、為中國道路不斷爭吵;他們都明白,這一天遲早會到來的。

  他們的爭吵,從王光祈離別故國後開始。

  

  (一)「標明主義」

  

  1、

  

  1920年4月1日,工讀互助團第一組解散八天後,在上海黃浦江碼頭,王光祈踏上了法國郵輪Paullecat號,打算途經歐洲前赴美國,考察工讀主義並在美留學。這一天,與他同行的還有少中會友魏時珍、陳寶鍔、塗九衢,以及學者吳虞的女兒吳若膺;當輪船漸漸駛離碼頭時,在岸上不斷揮手的幾個身影中,也夾雜着來自湖南的毛澤東。

  這一天,王光祈的心情無比沉重。儘管第二組、第四組仍在艱難維持,而在冰如的努力下,第三組也行將成立。但,第一組的解散,意味着工讀互助試驗的失敗。不久,在寫給惲代英的一封信里,王光祈表示,「(我)將以此為終生事業,決不因此次失敗而喪氣」。他並因此決定前往工讀運動最盛的美國,考察經驗、總結教訓。

  然而,十幾天後,郵輪抵達新加坡時,一封電報卻讓他改變了航向。

  來電的是少中南京會友方東美。這封長電,為的是與王光祈同行的吳若膺。不知道什麼時候起,王光祈與吳若膺悄悄戀愛了;消息傳開後,無窮無盡的麻煩開始了。眾多年輕氣盛的會友紛紛阻止;他們的理由,並非遠在四川、已隔絕六年的王次嶼。他們的理由是「婦女運動」。

  「光祈性格,高超純潔,其律己之嚴,同人中無出其右者。惟情之所鍾,獨在一晚輩如花之美媛……」幾十年後,方東美在台灣回憶往事,幾近老淚縱橫:「當時少中同人群以未來中國文化創造力之一半,應由全國婦女負荷之,故極力倡言婦女運動。苟因發起人一人私情溺愛之故,致令婦女運動遭受疑難挫折,將何以見諒於國人?……」

  當時,婦女運動困難重重。結合安那琪主張,眾多守舊者斥之為「共產共妻」,一般民眾也頗多詰難。毫無疑問,倘若王光祈與吳若膺結合,反對者必將添油加醋、借題發揮。正因此,在魏時珍建議下,兩人決定避居美國。但性格偏激、異常固執的方東美並不就此罷休,在這封洋洋灑灑的電文中,他歷數「七不可」,苦勸王光祈與吳若膺分手。他並以異常激烈的口吻,告誡王光祈「勿貽終生之羞」……

  這份電文讓王光祈決定改道歐洲。一個多月後,在法國馬賽港,他送別了孤身赴美、淚眼婆娑的吳若膺。不知道輪船漸行漸遠之際,王光祈心裏想到的會是什麼?從此,他開始學習音樂,並過起了苦行僧一般的日子;從此,他再也沒有見過吳若膺,也沒有再嘗試他曾經宣言的、視之為「終生事業」的工讀互助運動。在短短一年多以後,他激盪、豪邁的心事,永遠地成為了過去。

  後來,方東美視此為平生「三大恨」之一。而隨着王光祈的蟄居德國,一個漸漸對抗、分崩離析的少年中國學會出現了。

  

  2、

  

  王光祈赴歐前夕,3月31日,在北京大學,李大釗創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第一組的解散,對李大釗同樣衝擊巨大、影響深遠。3月23日,也就是第一組解散當夜,他給陳獨秀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談到,「我覺得工讀團要想維持,還是採取純粹的工讀主義才是」。換而言之,工讀互助運動不可能成為「新社會的胎兒」,對於改造舊社會,它的影響異常微弱、渺小。

  那麼,該怎麼辦呢?此後幾天,他和十幾名青年反覆討論,最終決定發起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他徹底告別改良、安那琪的生涯了;他將目光投向了蘇俄,並投向蘇俄的理論源頭,那個行文縝密、氣勢磅礴的大鬍子思想家。

  研究會共有19人。李大釗之外,它還包括少中的鄧中夏、劉仁靜、高君宇、黃日葵,工讀互助團的何孟雄,新民學會的羅章龍,等等。他們大多是北大學生。幾個月後,它漸漸地演變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中國共產黨策源地之一出現了。

  又何止是策源地之一?這一天,在北大俄籍教授鮑立偉的介紹下,李大釗會見了共產國際遠東局局長威金斯基一行。《李大釗年譜》記載:「……經與威金斯基深入交談,對籌建中國共產黨取得一致意見。」不久,他又把威金斯基介紹給了流亡上海、號稱「五四運動總司令」的陳獨秀;據說,幾天之內,這個率性而激進的教授很快轉軌了。

  「南陳北李」的格局出現了。與此同時,「馬邁耶夫則留在北京幫助籌備建黨工作。」馬邁耶夫介入後,建黨步伐大大加快了。8月16日,在中央公園,李大釗出席包括少中在內的五團體聯席茶話會,並由此結識覺悟社發起人周恩來;8月18日,在「改造聯合」的旗號下,五團體正式結盟。而8月19日,他又以個人名義,闡述少中「標明主義之必要」,並提請全體會友討論、決議。

  這個議案,後來被認為是少中長達五年、愈演愈烈的「主義「紛爭之伏筆。

  

  3、

  

  一開始,對李大釗的議案,眾多會員沉默以對。9月15日,《少年中國》月刊以「北京會員參加籌備『改造聯合』」的標題,刊發了李大釗的建議。但幾乎沒有會員參與討論。緊接着,11月15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少年中國》又刊載《改造聯合宣言》,提出包括少中在內,各團體應「集合在赤幟下」;這份宣言同樣應者寥寥。

  此後幾個月,沒有人再提及這個話題。但,次年1月15日,惲代英發表的《少年中國學會的問題》,成為「主義」紛爭的一個重要鋪墊。

  這一年,25歲的惲代英無比失落、迷茫。工讀互助團的失敗,讓他漸漸質疑起了安那琪。作為最早、最堅定的安那琪信仰者之一,幾個月來,他和王光祈不斷通信、討論;與施存統一樣,他不相信這僅僅是「人的問題」。而在探討社會根源之餘,他說,他想在小範圍內再次實驗工讀互助,「辦一所小學,兩三個人做一個教師的事,一個人的薪水做兩三個人的生活費……生活無恐慌,讀書有時間」……

  他也更加關注少中生活。在這篇文章里,他談到,少中會友分散各地、彼此陌生,表面上是同志,「其實我在許多會員心目中間是個化外的人,許多會員在我心目中間亦是化外的人」;他說,「中國惟一的希望,或者在少年中國學會身上」,但除了幾本月刊、幾次例會,會員們彼此說幾句私人勉勵的話,「我們學會……還有什麼切實的團結作用呢」?他並且表示,在學問日進、品格修養之外,少中會員應「自覺的聯合於一個共同目的之下,有計劃的分工互助」……

  這些說法,折射了偏居一隅、困頓苦悶的外地會員的觀感。他們渴盼走出舊天地、獲得新追求,但他們無力、掙扎,缺失精神與組織資源;他們的加入少中,為了給自己的生活帶來新的轉機,然而,他們所在的城市只有寥寥一兩個會友,他們呼吸不到新鮮空氣。少中「入會者需五名會員介紹」的規約,隔絕着他們身邊的眾多同學、友人……惲代英為此建議,7月1日,也就是少中成立兩周年紀念日,在南京召開一次年會,「各地會員,苟非萬分的不得已,必須求其到會」。

  惲代英的建議,合情合理。它獲得了大多數會員的支持。不久,評議部也刊發了一則啟事,要求各地會員準備提案,以便年會集中討論、集體議決。

  這個建議、這則啟事,成為北京總部「研究主義」的前奏。

  

  4、

  

  2月19日,在李大釗辦公室,一群北京會員舉行例會。這一天,鄧中夏談到,北京總部應向年會提出「決定主義」的議案;在此之前,會員們應研究各種主義、「為之預備」,以便「討論出一個道理來」。

  毫無疑問,沒有年會這個環節,「標明主義」只會個人建議、應者寥寥;各地會員也將各行其是,個人信仰不會牽涉進會務。但,年會使天南海北的各地會友聚集一堂,並多少帶有群體裁定的性質。在這個背景下,鄧中夏提出這個建議,也是順理成章。

  儘管如此,6月17日,在接近四個月的研究、討論後,二十餘名總部會員拿出的《談話會記錄》,表明少中依然是一個觀點各異、立場眾多的「自由人的聯合體」。

  對於「主義」,北京會員大致形成了四種立場。第一個觀點認為,少中不是沒有主義,「創造少年中國就是本學會的主義」;儘管略顯籠統、模糊,但會員們不斷實踐、改良,我們也能創造出「適合我們生活的進步的理想少年中國」;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人類生活不是一種主義所能概括的,「不能採取一個主義,而且也沒這必要」。如果說,這個看法讓人想起自由主義立場的話,毋寧說它有着深重的、王光祈式的「聯合體」痕跡,乃至揮之不去的安那琪色彩。這些會員談到,雖然不贊成有共同的「主義」,但,「就一般主義中定一個最低及最高限度,也未嘗不可」。

  所謂「最低限度」,讓人想到王光祈所說的少中「同車而行」、共走「第一段路程」;而所謂「最高限度」,則無疑是那個安那琪的國家與世界。畢竟,無論什麼主義,它的終極追求都是這個……

  還有一種觀點則是不言主義,但與第一種極為接近。一些會員表示,「不願我們學會也變成空談主義掛招牌的團體」;他們說,少中同人應是「實事求是的實際改造家」,應點點滴滴地改良社會,改造國家……

  或許,「不言主義」與「少年中國主義」,其實是同一類人?他們都標明了改良立場,只不過表述方式不同而已;進一步說,嚮往安那琪、提出「最低及最高限度」的那些會員,又何嘗不是改良主義者?經歷近三年的時代風潮,在參與社團、信奉安那琪、發起「五四運動」、目睹工讀互助實驗之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依然沒有改變溫和的立場。他們依然行走在原先的軌道上。

  這一天,北京總會達成一項決議,「此次在南京大會無論何種提案,只用會員名義,不用總會名義」……

  無論如何,1921年7月1日,在南京玄武湖畔,少年中國學會的第一次年會召開了。

  

  (二)南湖上的那條船

  

  5、

  

  儘管「各地會員……必須求其到會」,但,過去的三年,十餘名會員漸漸渙散,幾十名會員遊學海外,這一天來到紫金山下、石頭城中的,不過區區23人。

  北京來了鄧中夏、劉仁靜、高君宇、黃日葵;南京來了張聞天、沈澤民、楊賢江;武漢來了提案者惲代英……如果說,第一天的會議,因為三名北京會員鄧中夏、劉仁靜和黃日葵未能及時趕到,會務組擱置了宗旨、主義、「政治活動」等議題的話,那麼,7月2日,八名共產主義青年的集體出場,則使現場氣氛無比熱烈。

  按照會務組的安排,這一天清晨,23名會員走進玄武湖畔的一家茶館。主持人講話後,南京會員劉衡如首先發言。劉衡如說,「結會有兩種」,一種是為了某種目的、乃至某種「主義」聚集的,另一種則是沒有目的、「為研究求得某種目的而結合的」;正因此,「討論問題不可不辨清這一點」。

  這些說法不偏不倚。這些說法也近乎廢話。在近三年的時間裏,大多數少中會員不都在研究「某種目的」麼?而包括李大釗在內的眾多會員,不都是因為時世劇變,覺得「研究主義」不夠,才提出「標明主義」的麼?

  為此,緊接發言的鄧中夏談到,少中既需「研究」、又需「實行」,但二者有輕重緩急之分。幾年來,這個國家仿佛走進了死胡同,生死存亡繫於一髮,「中國向何處去」已成為必須回答的問題,「故必採取或創造一種主義」。隨即,鄧中夏又表示,「自然我亦不是急於求決議,今天便要定出一種共同決議;但以為必須從今天注意問題,研究時局……求將來有一種規定」。

  對此,南京會員方東美認為,「北京會員多半因受惡刺激太深,為保持人格故,力爭要規定共同主義」。他說,以他自己為例,當初之所以入會,類似於古人的「學會詩」,為的是一種「非理智的愛悅」。而入會之後,他剛剛學到了「舊哲學」,少中卻又進入一個「科學時代」。因此,一切都變幻不定,求共同的主義是不可能的……

  高君宇針鋒相對。他說,尋求「少年中國」是每一個會員的夢想;在這個意義上,主義不是宗教,甚至不是信仰。主義只是一種方法,「是向各方面改造的方法」。如果少中連方法都不能統一,它和會員們各自尋求、各自奮鬥又有什麼區別?會員們又為什麼加入這個社團呢?

  成都會員穆濟波則認為,「無徹底研究,無具體計劃,總不易談主義」……

  …………

  在觀點不一、眾說紛紜中,毫無疑問地,南京年會沒有達成任何結果。如果說,高君宇「主義只是一種方法」的表態,大致折射了此前討論的平和基調,那麼,幾天以後,劉仁靜的離開南京、前往上海,則預示着少中的大分化、大對立。

  劉仁靜前往的,是上海租界的一處公館,以及嘉興南湖裏的那一條船。

  

  6、

  

  幾十年後,在《毛澤東傳》一書,R-特里爾寫道,那幾天,「與會者都沒有覺察,一個影響歷史的大事件正在發生」。因此,共產黨的兩大創始人,陳獨秀與李大釗沒有前來;也因此,在與上海咫尺之遙、「一日可達」的南京,幾個少中會員反覆遊說着、活動着,但他們都不願意前往上海,而將這個任務交給了最為年輕、性格庸常的劉仁靜……

  又何止劉仁靜?這一天,聚集在李書城寓所、隨後又走向嘉興南湖那一條船的,還有兩名少中會員,毛澤東和周佛海……

  南湖會議後,少中的「主義」紛爭漸漸急驟、激烈起來。

  1921年9月1日,《少年中國》第三卷第二期以全部篇幅,刊登了各地會員的南京年會議案、評論、觀感。劉衡如認為,以政治為醜惡,是少中的最初立場,現在看來,一些會員要參加政治活動,也未嘗不可,但,「何必一定要個一致的解決,或以大多數意志強迫少數人丟自己主張呢」?邰爽秋則嘆息說,惲代英「取消主義說法」、「另立最低限度」的折中辦法,都得不到認可,「我看將來的結果,不出於有形解散,便出於無形解散」。鄭伯奇談到,少中早已有了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只不過「我們自己不大顯着地意識罷了」;但真正的問題,在於「實現主義之手段」,是蘇俄模式,是安那琪實驗,還是基爾特式的民主與工團活動?他說,不管什麼主張,「我卻不信這是矛盾……因為我們共服侍這一位女主人,便是少年中國」;李璜則反覆強調,諸位過多關注社會、政治,卻忽視了思想革命,他說,「先政治的不如先社會的,先社會的不如先思想的」……

  在眾說紛紜中,最饒有意味的,當屬發起人王光祈的表態。

  對「主義」紛爭,王光祈平淡而嚴厲地表示,「主張社會活動,反對政治活動,為本會精神之所在……違背此項精神者,即作為違背學會宗旨,請其出會」。隨即,他開始規劃他的新村藍圖,「先辦一半工半讀之小學校,並租田十餘畝為自耕之計。……三年之後,即擴充為中學校,又四年後即擴充為大學。同時籌辦工廠」。他說,「十年之內,基礎已立,再進而改造中國……少年中國於四十年之內必可出現」。

  還有誰理會他的「三年」、「四年」、「四十年」!還有誰重視他願當「小學校庶務」、「農場經理」或「各縣巡視」的表態!對加入共產黨的那些中國少年而言,這樣的計劃既不符合酣暢淋漓的性情,也近乎白日做夢。當年秋天,他們紛紛走向民間,在廠礦演說中,在學校鼓動中,在成員發展中,在組織擴張中……以鄧中夏為例,幾十年後,一個長辛店老工人依舊滿懷深情地回憶說,「那時,我們一點不懂得什麼叫公社,什麼叫社會主義。是鄧中夏先生讓我們明白了我們是無產階級……我們決心跟着他做下去!」……

  也是在這樣的風潮中,1923年12月2日,在遙遠的巴黎,以少中成員為主體,中國青年黨成立了。它伏筆着後來的「再見於戰場」。

  

  7、

  

  1922年秋天,在法國留學的曾琦、李璜,在英國留學的余家菊,以及在南京讀書的左舜生、陳啟天,開始此起彼伏、遙相呼應地宣傳國家主義。此後一年多,《少年中國》、《新聞報》、《中華教育界》、《先聲周報》……在眾多報刊,他們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與此同時,通過中華書局,他們印行了大批小冊子,《釋國家主義》、《國家主義正名》、《國家主義答客難》、《國家主義淺說》……

  一年多的宣傳後,在成員600餘名,由少中巴黎分會、中共旅歐支部、學生勤工儉學總會等團體組成的旅法聯合會中,「他們佔有大部分勢力」(李富春、劉伯莊,《向團中央的報告》,1924年3月22日)。然而,在此期間,一些少中會員的轉軌,讓曾琦、李璜、魏時珍坐立不安,「深為痛心」。

  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趙世炎。抵達法國後,這個少中會友、曾琦「所最契重的青年活動分子」,與周恩來頻繁交往、結為密友,而與曾琦等人漸行漸遠。這一年冬天,任憑他們苦苦勸說,「(趙世炎)不聽勸告,竟而加入共產黨」。

  趙世炎的遠去,讓曾琦萌生了組黨的想法。他的《癸亥日記》記載,1923年1月28日,「上午早醒,在床構思,擬發起中國青年黨」。李璜則回憶說,「國際共產主義,因有黨的組織,在國內外皆得青年知識分子暗中趨附。……如不早起而與之對抗,共產主義更易成功……」(《學鈍室回憶錄》)

  經過大半年的活動、籌備,當年年底,在巴黎玫瑰村共和街,中國青年黨成立了。一開始,它只有區區12個人,但四個多月後,它就建立了四個支部、擁有60餘名黨員。

  1924年秋冬,曾琦、李璜先後回國。曾琦住進了左舜生、陳啟天在民厚北里1789號的寓所,李璜則前往武漢,與余家菊成為同事。這五名黨魁親密無間、精誠合作,在他們的合力下,席捲全國的「醒獅」運動興起了。

  在北京,「國魂社」、「救國團」、「中國少年衛國團」;在上海,「大夏青年團」、「商界青年同志會」、「復旦國家主義青年團」;在成都,「惕社」、「光國社」、「起舞社」;在長沙,「新民學社」、「固中學會」、「少年中國自強會」;在美國,「大江會」、「大神洲會」;在歐洲,「先聲社」、「工人救國團」、「國際同志會」;在日本,「孤軍社」、「華魂會」、「江聲社」、「獨立青年社」……短短一年時間,中國青年黨在十幾個省份、幾十個城市蔓延開來了;通過眾多外圍社團,它建立了幾百個支部、擁有內外圍成員一萬餘人。它的聲勢足以與漸漸崛起的中國共產黨相提並論。

  更重要的是,遏制共產黨、與中共各支部爭奪成員,是青年黨持之以恆、孜孜不倦的組織方略。正因此,才有了鄧中夏、惲代英諸人的反覆勸說;也因此,1925年冬天,當少年中國學會「全會騷然、不可終日……自動解散」後,鄧中夏才以「再見於戰場」的話語,終結了他們的友誼,並終結那攜來百侶、書生意氣、「萬類霜天競自由」的風華歲月。

  對歷史來說,一個嶄新的、風起雲湧的大時代開始了。

  

  (三)「時刻準備着,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

  

  8、

  

  少中解體了,一個嶄新的大時代到來了。也是1925年,32歲的毛澤東回到韶山。此後幾個月,在同鄉、原湖南自修大學工讀生毛福軒的幫助下,他發展了四名青年入黨。當年夏天,以毛福軒為書記的韶山特別支部成立了。不久,毛澤東離開韶山,經長沙前往廣州;就是在長沙逗留的那幾天,他寫出了懷念「百侶曾游」、「萬類霜天競自由」歲月的《沁園春-長沙》。

  他走向廣州,參加被稱為「大革命」的國共合作;隨即,他又回到湖南,發動幾千名農夫參加秋收暴動。在秋收暴動中,他發展的韶山支部黨員龐書侃、毛新梅先後遇難;而走上井岡山後,李耿侯陣亡、鍾志申被殺,混入上海金山縣警察局的毛福軒,更慘遭五馬分屍。韶山最早的五名黨員全部死掉了,後來,他們被稱為「韶山五傑」。

  死掉的,又何止是「韶山五傑」?1927年4月28日,當韶山特別支部發展為下設15個支部、230名黨員的總支部時,在遙遠的北京,李大釗犧牲了。

  李大釗之死,慘烈而悲壯。次日,北京《晨報》報道,殉難20人,「首登絞刑者為李大釗,聞李神色未變,從容就死……赴難前李所留遺照,目光和悅,泰然自若,恍如平日」。不久,《北洋畫報》進一步描述說,「連絞三次……歷時二十餘分鐘始絕」。

  李大釗遇難後,「李妻聞耗,悲痛號泣,氣絕復甦者數次……其孤苦伶仃之慘狀,見者莫不淚下」。他拋下這個含辛茹苦、一生艱難的女人,拋下一群子女,一個人獨自走了;在他走後,妻子趙紉蘭甚至無錢安葬他,只好拖兒帶女,挨家挨戶地登門求告。他的靈柩被寄放在寺廟裏整整六年,直到1933年春天,白花、輓聯、遺像、松柏……他才在浩浩蕩蕩的送葬隊伍擁簇下,被安葬進了香山萬安公墓。據說,送葬隊伍的最前頭,一群北大學生舉着這樣四個大字:「精神不死」!

  就這樣,李大釗死掉了。在此之前,高君宇已經去世;在此之後,當年夏天,趙世炎被殺;三年後,黃日葵病逝、楊賢江病逝;又一年,惲代英慷慨就義;又兩年,鄧中夏壯烈犧牲,沈澤民死在大別山區……少中的二十餘名共產黨人,有的分化、有的沉淪,有的脫黨,有的淪為大漢奸,但大多數人還是死掉了,為了他們的那個「少年中國」。後來,毛澤東寫道,「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

  也是在這樣的犧牲和死難中,1945年秋天,毛澤東來到重慶。幾天後,他邀見在大後方的二十餘名少中舊友。在滄海桑田般的變遷之後,他又見到他們了。

  

  9、

  

  也是1945年,為調解國共之爭,左舜生曾經拜訪延安,並與舊友張聞天見面。他驚詫於張聞天的變化;他說,他們只談一些私人往事,「不及其它」,但不知是任弼時在場的緣故,還是別的什麼原因,「張少年時也是英氣勃勃的,這個時候居然變得規規矩矩,不敢放言高論了」……

  與張聞天一樣,毛澤東的變化也很大。二十餘名舊友來到上清寺渝園時,他尚未到場。當曾琦、左舜生、陳啟天交談國事,而朱自清、宗白華、方東美等人閒聊學問時,毛澤東出現了。方東美記得,「(毛)舉目流盼來賓,一若大黨魁之視群眾」……

  「少中同人多系飽經憂患者,何能服此氣勢?」方東美後來回憶,不知道由誰挑頭,二十餘人齊聲高呼,「毛大哥到矣!」

  更有趣的還在後頭呢!一聲「毛大哥」,讓毛澤東頓時平和。方東美甚至覺察,「驀然顯露昔年初蒞南京時之鄉曲情態」。而當毛澤東說起昔年初抵南京,一天走了九十多里、「巡行全城周圍」時,會友們相對鬨笑,其中一個好事之徒玩笑說,這是萬里長征的初步練習,「今日仍有此雅興與否」?

  說歸說,笑歸笑,畢竟此一時彼一時了。陳啟天後來回憶,「我與曾琦、左舜生、余家菊等雖曾應邀前去,但彼此心照不宣,無多話可說」;而另一名會友也談到,「至於往日交情,實在提不得了」……

  也是這一天,在宴席上,毛澤東打聽起了王光祈。

  

  10、

  

  1920年夏天,經過近兩個月的航行、轉車,王光祈抵達法蘭克福。6月4日,在給巴黎分會同人的一封信中,王光祈談到,「弟因初到德國,所租之房尚未搬往(因尚有人住着),須七八號始能搬去。此時尚寄居在德列士博士之家」;幾天後,他又以欣喜的語氣,讚嘆着法蘭克福郊外的田園風光,他說,「開窗臨野,可望數里之遙,皆系綠野平蕪,全系故鄉風味……十餘年來,終日在都市車馬擾攘中,忽得此鄉景,令人心曠神怡」。

  不僅如此。作為《晨報》及上海《申報》、《時事新報》的歐洲通訊員,他的收入頗為可觀,「每年一千二百元」。與魏時珍「同用此款」,並資助遠在美國的前女友吳若膺「每年約二、三百元」(《吳虞日記》)外,他過上了從未有過的體面生活。與魏時珍、陳寶鍔、塗九衢「各租一室」外,房東聘請的勤雜工還照料着他們的生活;他為此嘆息,「雖國內達官貴人之生活,不過如是也」。

  就在這樣的鬆弛心情中,漫長的心靈回歸之路開始了。

  作為「第三代人」,王光祈生長在對傳統文化的譏笑、蔑視聲中;與大多數青年一樣,他認為舊文化、舊傳統已無藥可救。他的「以傳統之心、行改良之事」,完全出於無意識的本能。然而,在法蘭克福,這個「歌德的城市」,空氣里都瀰漫着對中國文化的深情讚嘆。歌德生前被稱為「魏瑪的孔子」,他這麼呼喊,「逃走吧,逃向純淨的東方,去呼吸宗法社會的清新空氣」;而在他之後,伴隨着西方的沒落、心靈的衰老,德國再度捲起中國文化熱潮。抵達法蘭克福後,王光祈的札記記載:一位大學教授來信,要和魏時珍交談「孔子之道」;陳寶鍔在鄉村旅行時,聽到一位中學教員為學生講授《論語》,他並且說,「老子學說比孔子學說還要深奧」(《旅歐雜感》)……

  不僅如此。當地的一份報紙,不斷刊載中國詩歌。編者的「按語」寫道:「我讀了這些詩以後,我的精神仿佛到了另自一個世界。……中國詩的動人如飲了醉酒一樣熱烈。希臘哲學家說天空中有一種自然和諧的音樂,這種音樂只有中國人能聽見,並一一譜入他們的詩歌。我們從前只知道一個李白,其實中國像李白的詩家還多得很呢……」

  凡此種種,無不喚醒他沉睡的、無比熱烈的中國之心。不久,他開始學習音樂了。在《陽春》、《白雪》、《高山流水》的節奏中,他看到了生機盎然、從來不曾消失過的那個少年中國。他說,「我是孔子的信徒」;他說,人心之和諧,是通往天下大同的唯一路途,而音樂能讓人心和諧;他還說,古人的禮樂傳統,實已究天人之際、達人生之窮……

  1924年前後,魏時珍、周太玄等人紛紛回國;而孤獨之外,貧困再度襲來。許多留學生記得,從此,他過起了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在工人飯館吃飯,終生未踏進餐廳一步」。然而,音樂、典籍和盎然生機,這些所交織的那個少年中國,想必始終伴隨着他。他的晚年,想必異常美好、異常從容。

  1936年1月12日,王光祈突發腦溢血,死於法蘭克福旅次,終年44歲。

  

  11、

  

  王光祈去世後,一些舊友舉辦了幾場紀念會;次年,《王光祈先生紀念冊》也出版了。然而,直到1941年冬天,他的骨灰才埋葬進他的少年舊遊之地,成都郊外沙河堡菱角堰。他的同學、少中會友李劼人陪伴着他,度過了十幾年。

  又一些年後,毛澤東走上了天安門城樓。他又兩次委託陳毅尋訪王光祈親屬。然而,他沒有子女,王次嶼也早已死掉了。四川地方政府能做的,不過是將他的埋骨處轉移到了四川音樂學院內。

  幾乎是再次下葬前後,1952年,因為種種壓力,少中會友盧作孚在辦公室自殺。許多年來,他為何自殺?他自殺的背後,有着怎樣的隱情?傳言無窮無盡。此後,1957年,少中會友周炳琳因抗拒洗腦,被北大作為改造重點,並被毛澤東列為全國性反面典型,不久含恨而死;1968年,周太玄被批鬥致死,同年少中會友田漢也死在監獄之中。又幾年,少中會友張聞天死在流放之中,而經歷二十餘年的囚禁生涯,1978年前後,因參加青年黨被逮捕的魏時珍終於出獄,並前往四川大學任教……

  遭遇衝擊的,又何止是這幾個少中會友?宗白華、楊鍾健、許德珩、劉仁靜……他們活下來了;對於噩夢一般的十年,他們似乎沒有多談。他們將目光投向了更久以前,那時他們是那樣的年輕,充滿少年風華。以許德珩為例,大約1981年,他開始斷斷續續地寫作回憶錄,「學生救國會」、國民社、五四運動、少年中國學會……

  也是1981年,在福建沿海的一個偏僻漁村,一個六七歲的孩子舉起右臂,宣誓加入中國少年先鋒隊。

  

  12、

  

  那一天似乎是6月1日。在眾多目光的交織下,這個孩子和別的孩子一起走上戲台。鄉村小學是那樣寒磣,他們的學校在祠堂里。那一天,和他的父親,無數堂叔、堂哥一樣,在一個老師的示範下,他舉起右臂、握成拳頭。他和十幾個孩子一起說,「時刻準備着,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

  這是幾代人的聲音。這是億兆生民共同閱歷的場面。在那一批入隊的孩子中,他年齡最小、入學最晚,但他也無疑是最有熱情的一個。那一天,在自己的心裏,他暗暗誓言,「我一定要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

  為此,不久後,他串聯了幾個堂哥,乃至一些沒有入學的小孩,組成了一個小團體。他們搬石頭、運柴草,想在那條泥濘不堪、坑坑窪窪的機耕道上,為幾戶人家找一個出行的方便。但一兩天後,就有一戶人家責問他,「你們究竟要做什麼」?又幾天,另一個要退出團體的孩子哭着說,「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父親帶來的,和你說的共產黨沒關係」……

  他為此傷心、氣憤。他是那樣地嚮往共產社會,一個人人平等,沒有壓迫、無比自由的社會。然而,他仿佛生錯了時代:不久後,他隨着他父親進城了;在那個城市,他目睹了一個信仰時代褪卻、消逝、完結的過程。他更加難過;於是,大約17歲那一年,他開始了圖書館生活;他在圖書館借閱的第一本書,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他研讀着共產理論。他整整讀了兩年。兩年後,他對自己說,到北京去吧,那是一個廣闊的天地;他說,「那裏有許多青年」。就這樣,攜帶四百元人民幣,他一個人到了北京。

  北京沒有讓他失望。它果然有着許多青年。他們讀書、辯論、組社、印行刊物;他們在一個毗鄰大學、叫「紅平房」的小小村莊裏,看楊花漫天飛舞,看清晨的陽光照耀着一群中國少年,一個生機勃勃的人間。他們的日子是那樣美好,以至於終生難忘……

  然而,也是那幾年,他漸漸放棄了共產追求。離開北京後,他工作、經商、結婚、生子、慘澹謀生……他大聲譏笑着共產之夢。他仿佛忘卻了,那個夢,曾經那樣光華、燦爛地照耀過一個孩子的內心世界……

  那個孩子,就是作者我本人。

  2007年深冬,在北京的一處寓所,我在妻子、同事的支持下,開始寫作《少年中國》。隨着文字的行進,一些遙遠的往事,代代相似的那些中國少年,不斷衝擊着自己日漸混沌的心靈。我一次次淚眼模糊,一次次震撼和感動。為了那美麗的安那琪,為了最美好的風華歲月。

  許多年前,一個叫高長虹的安那琪信仰者,寫過一首叫《離魂曲》的詩歌。或許,它能夠表達我的心事,並作為這一組文章的結語:

  「安那琪之美備兮

  乃超人之所居

  吾在群彥之中兮

  忝濫竽而充數……」


原文: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09/09/305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