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國（丁三）
本文為長篇非虛構文學《少年中國》縮寫本，已刊發於《國家歷史》雜誌第12期。請轉載者務必說明 作者：《國家歷史》主筆 丁三 ------------- 《少年中國》之一：「蜀道難」 1941年冬天，在成都東郊沙河堡鎮，一場小小的葬禮進行着。正值戰亂，墓地邊只站立着寥寥幾個身影，在他們的注視下，作家李劼人將一個骨灰盒放進墓穴，隨即覆蓋上泥土。他們的頭頂飛舞着幾張紙錢，爆竹只有稀疏的一兩聲。他們鞠躬、默哀，然而也沒有哭聲和眼淚。 因為，被埋葬進田土的這個人，已經死去五年了。他死在遙遠的德國，生前孑然一身，身後一無長物。整整兩年以後，他的骨灰才被輾轉送回中國；又三年，李劼人終於將他安葬在了自己菱角堰的老屋附近。------他從此長伴着他；面對他的墓碑，他潛心修改着自己的三部作品，《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和《大波》。 「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所謂至重的死亡，乃至大好的人生，歸根到底也不過如此罷？然而，殘留在人心深處的些許面容，連同墓石與青草，到底會讓人透過這紛紜浩蕩、似真非真的人間，去尋求一些活過的實在。何況，死掉的這個人，曾經有過恍若天籟的青春與人生。 死掉的這個人，名字叫作王光祈。 一、 1907年夏天，當15歲的王光祈跟隨母親遷居成都時，他斷然無法想像，這個古老城市千年不變的面貌，已變得如此駁雜、破碎、模糊不清。 成都之行極富戲劇色彩。幾個月前，晚清重臣趙爾巽調任四川總督；幾乎下馬伊始，他就派人尋訪受業恩師、咸豐舉人王再鹹的後人。得知王再咸之子王展松早已去世、留下一對孤兒寡母后，這個風流儒雅、頗具古風的封疆大吏當即贈銀一千兩；隨即，他又把王光祈送進了開辦不久的成都第一小學堂。 成都生活就這樣開始了。而這個生活着七萬家庭、三十餘萬人口的城，已不再是昨日的那個城。 原本的城，聚集着官員、胥吏、商販和手工藝人，他們或是鄉村的食稅者，或是千萬農夫的變種。一句話，他們和他們居住的城，不過是廣漠鄉土的附屬物。而伴隨着「新政」的興辦、學堂的興起，城市漸漸地獨立出來，並漸漸地光怪陸離了。 製革廠、火柴廠、瓷器廠、「勸業場」，以及巡警、「公娼區」、工藝品博覽會和新川劇，烘托出了一個舊的將死、新的方生的城。或許，與這一切相比，一個名叫周孝懷的地方官吏，他的行政履歷更能折射出成都的嬗蛻，乃至無數城市的變遷？ 周孝懷是浙江諸暨人，在成都，他綽號「周禿子」。自從1902年率領20名學生從日本留學歸來後，這個年僅27歲的年輕人，開始以勃勃的生機、過人的精力，以及來自東洋的新經驗，改造着這個老朽不堪的城、老朽不堪的省份。繼開設四川第一所學堂、第一個巡警教練所後，他又接連創辦了乞丐工廠、幼童工讀廠、社會福利院、消防局、彩票局、自來水公司、川江輪船公司……儘管川人刻薄地以五個諧音字「娼場廠唱察」，來形容他的新政作為，但，短短几年時間，一個近代化成都漸漸出現了。 對王光祈來說，這個初分娩新誕生的城，如此喧囂沸騰，又如此熱烈清新。次年，他考入了四川高等學堂分設中學堂。 二、 格致、算術、地理、體操……這些來自泰西的詞彙，充斥着這所新學堂。義理、考據、詞章、詩賦，從此變成了聲、光、電、化。比起實驗、公式和化學分子式，沒有什麼更能夠顛覆鄉村的記憶、並磨去過往的生活痕跡了。至今沒有發現王光祈關於學堂時代的回顧文字，但，與他同時代的蔣夢麟留下的諸多記載，或許能夠折射出他的心路。幾十年後，蔣夢麟這麼回顧自己的學堂生活：「我在中西學堂里首先學到的一種不可思議的事是地圓學說，我一向認為地球是平的。後來先生又告訴我，閃電是陰電和陽電撞擊的結果，並不是電神的鏡子裏發出的閃光……這簡直使我目瞪口呆！」 更重要的是，在這所學堂，王光祈結識了眾多一生交好、相濡以沫的朋友。 1908年夏天，也就是王光祈入學這一年，16歲的曾琦、17歲的李劼人以及年僅13歲的魏時珍，分別從隆昌縣、成都府和蓬安縣考入該校，成為他的同班同學。其中，曾琦性情溫和，在舊學、辭賦之外，他英文、體操樣樣不及格，被戲稱為「老夫子」；魏時珍聰穎過人，年紀雖小，卻「諸子百家無所不讀」；而李劼人極具豪俠氣息，他的一樁舊事更被視為壯舉：15歲那年，他父親在江西病逝後，年幼的李劼人不顧三峽之險、蜀道之難，跋涉幾個月將靈柩送回成都安葬，在鄰里傳為佳話。 來自新都縣的周太玄，入校時年僅14歲，被稱為「風度翩翩」；來自成都的李璜也不過15歲，被認為「眼界頗寬」、「見識深入宏大」。至於來自樂山的郭沫若，他前來投考的情形則被傳為一時笑柄：被嘉定府中學開除後，他攜帶介紹信，先是坐轎子，而後又改乘「雞公車」，輾轉幾百里來到成都。見到學堂監督（校長）都靜階後，他趕忙遞上介紹信，誰知綽號「都喇嘛」的這位監督理也不理，當場拿出紙筆讓他作文，並表示「不要浪費我上好的筆墨」。 郭沫若後來說，「文字做得都還通順」。但被該校錄取後，他似乎不甚得意，以至於後來牢騷連天。而在他們之外，還有趙世炯、鄭尚廉、胡助、蒙文通、何魯之…… 漸漸地，十幾位四川少年成為好朋友了。對王光祈來說，這是一段「攜來百侶曾游」的美好時光。在這所學堂，這個昔日牛背上的牧童、從前的私塾蒙生，有時獨自一人攜帶竹笛和洞簫，到野外一吹半天。他吹奏《陽春》，吹奏《白雪》，吹奏着《陽光三疊》和《高山流水》。在清新開闊的韻律中，他一次又一次感受着自身與天地向彼此的無限開放。有時，他又與十幾位友人或登望江樓，或赴浣花溪，他們明志、詠懷、契闊、高談、指點江山、激揚文字…… 這一天，一行人來到東郊沙河堡菱角堰。見這裏沙白水清，王光祈多少有些戲言地與同學相約，「死後合葬此處」。這是一個過眼雲煙般的說法，因為，他們到底還年輕，他們還有着許許多多彼此的約定，比如不管人世如何變遷，他們都要常相聚首；又比如，「畢業後不問有無條件，都一定要出省，到那時認為是先進的上海、北京去讀書」（周太玄，《關於參加少年中國學會的回憶》）。然而，三十一年以後，當他在萬里之外的異國化作了一抔骨灰，李劼人還是幫他實現了這個心愿。 也是在這所學堂，王光祈目睹、參與了兩場接踵而來的歷史大戲：「保路運動」和辛亥光復。 三、 1911年3月，趙爾巽調任東三省總督，王人文護理四川。兩個月後，清政府議決將川湘粵三省地方鐵路收歸國有，此前商辦或官督商辦的方案「一律取消」；5月20日，在盛宣懷主持下，郵傳部以三省「路權」為抵押，向四國銀行團貸款六百萬英鎊，決定自行修路。此舉激怒了三省紳商。 收回路權的決議，不無道理。推行新政以來，國家急需鐵路，為此才下詔鼓勵商辦或官督商辦；然而，民間興辦鐵路六年，不僅勞而無功，並且弊端百出。以粵漢路為例，六年僅修建五百餘里外，股東糾紛層出不窮；以川漢路為例，不僅寸路未修，其賬目之混亂、貪污之嚴重，更幾近觸目驚心…… 正因此，收回路權似乎成為唯一的良方。但它冒犯了漸漸崛起的紳商階層。 遠在洪楊叛亂後期，紳商開厘金、辦團練、興公益，事實上已攫取了地方實權。以湘淮重臣為例，從左宗棠、劉坤一到江忠源、彭玉麟，無一不是中下層紳士出身；至於盛宣懷、唐廷樞等人，更是由商而官、以商入仕。如果說，這些紳商中的大人物的地位，已經折射了晚清「內輕外重」的權力格局，那麼，興辦「新政」、特別是設立咨議局後，紳商更已登堂入室，儼然地方領袖。與他們相比，象徵着政權、紫禁城的官員，只剩下空空如也的一個衙門、一枚印信。 更何況，川漢鐵路的一千二百萬兩股本，是以強制方式、「值百抽三」地從地租中徵收的；它涉及到三千餘萬四川男女。它的股東代表就是百餘州縣的大小紳商。正因此，6月17日，當四川保路同志會宣告成立時，僅僅十幾天時間，它就在64個縣份建立了分會，擁有成員幾萬名…… 官紳衝突愈演愈烈之際，又一個大人物出現了。他就是趙爾巽之弟、王光祈祖父的另一門生趙爾豐。 早在三月份，趙爾豐就接到調令，接替其兄川督職位，但川滇邊務繁重，他遲遲無法到任。而當他匆匆趕到成都任所時，保路運動已如同星火燎原、一發不可收拾。為此，9月2日，他急急致電北京，呼籲「准歸商辦」；他並警告說，倘若動用兵力剿辦，「至全國受其牽動，尤非爾豐所敢任咎」…… 與趙爾巽的書卷氣相比，趙爾豐是這麼一個人：他幹練、極有主見，同時狠辣、強調秩序。幾年前出任永寧道台時，他先後處決叛亂會黨數千人；而在川滇邊界期間，他也屢屢大開殺戒，是朝廷極器重的幹員，以及川人眼中的「趙屠戶」。這麼一個人，居然視幾千紳商的請願、罷市為洪水猛獸，可見形勢之嚴峻、局面之複雜。 但，也是這一天，朝廷敦促湖北的兩標新式陸軍火速入川，「嚴加查辦」；它並以森冷口吻，嚴令趙爾豐「速予彈壓」。 這兩封電報，斷送了大清三百年的國脈。 四、 史料記載：保路運動期間，王光祈、李劼人等集體加入了保路同志會。他們罷課、集會、抗議、散發傳單，一時頗顯聲勢。 史料記載：鄂兵入川的消息傳來後，分設中學堂諸生曾齊聚一堂。他們眾口一聲地認為，這是「官逼民反」、官逼紳反。 但後來的事態演進，卻讓王光祈百感交集，並影響了他的一生。 辛亥光復後，11月25日，「大漢四川軍政府」在成都皇城宣告誕生；浦殿俊、羅倫分任正副都督。在四川全省，這兩個大紳士擁有極高的聲望，「猶如拿破崙之於法國、列寧之於革命的蘇俄」。但，面對滿城的驕兵悍卒，他們唯唯諾諾、束手無策。 11月27日，他們簽署了一紙手令。這道命令兼具笑料、荒誕戲和悲劇的三重色彩，事實上也是這場革命的縮影：新舊軍隊一概准許自由行動十天，「不受軍律之拘束」；但十天以後，所有秩序均應恢復。 郭沫若後來回憶說：「成都的市面在那幾天，真可以說是百鬼晝行的世界。……平常在街上點綴風光的女學生和新式的女性可以不用說，就連出門買菜的老闆娘丫頭子都不敢在街上走路了。」（《反正前後》） 好戲還在後頭呢！12月8日，在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之後，浦殿俊、羅倫終於在成都東校場檢閱營防軍了。這一天，他們以苦口婆心的姿態，反覆表示「自由假期已滿」、此後軍人們應恪守本分、保境安民，云云。一番哀求後，丘八們也很乾脆，他們要求補發三個月的軍餉，只要有錢，他們就認兩個都督。 讓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就這樣發生了：這一天，當浦殿俊面露難色、囁囁嚅嚅時，一個兵二話不說，朝兩個都督就是一槍。 又何止是這一槍？當浦殿俊屁滾尿流地逃出東校場後，兵變開始了。在不遠處的分設中學堂，王光祈、郭沫若聽見，士兵們開槍的時間，大約是午後兩點鐘，「從那時起槍聲愈打愈多，愈打愈近，打到天黑的時候一城都是槍聲」。 槍聲之外，還有大火。很快地，成都淪為一座空城了：無數市民扶老攜幼、出城逃難；路過分設中學堂時，許多難民不斷打門；而在監督、「先生」的阻止下，學堂大門始終沒有開啟。幾百名學生站在院子裏，他們看了一夜的火光，聽了一夜的槍聲，有的心急如焚，有的嚎啕大哭…… 這一天，在全城浩劫中，王光祈聽到了母親哀哀的哭泣聲。 五、 長久以來，母親羅氏是那樣的溫和、那樣的堅強。她出身富戶、熟讀詩書，但丈夫去世後，她又是紡麻織布、又是砍柴挑水，艱難地將兒子拉扯大；她白天務農，晚上點起一盞油燈，教兒子讀書、認字。她熬過了最寂寞、最清貧的十幾年，直到趙爾巽出任川督、贈銀一千兩以後。 一千兩銀子，被分存進了兩家當鋪，每年付息四十兩。這是細水長流的日子過法：依靠這筆錢，她供養兒子讀上了學費高昂的新學堂；依靠這筆錢，她為兒子娶了一房媳婦。這筆錢是她的底氣，也是她的希望。然而，就是這噩夢般的一夜，兩家當鋪先後遭遇亂兵的洗劫。她，血本無歸了。 一夜之間，她似乎老了許多。而在她的身後，還有幾間東歪西倒的老屋，還有一對嗷嗷待哺的孫子、孫女…… 母親的心靈支柱就這樣塌陷了。而對王光祈來說，這不過是苦難的開端。因為接下去的幾年，這個家庭的不幸，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這一年冬天，也就是成都兵變十幾天以後，王光祈的長子夭折了。 早在十五六歲時，羅氏就為王光祈訂下了一門親事。那時，他是洋學堂的學生，趙爾巽又為他捐了一個「同知」的功名，在四鄉八里，他都被視為未來的官老爺，上門提親的人絡繹不絕。經過比較、挑選，不久後，一個知根知底、名叫羅次珊的女孩子，進入了羅氏的視野。1910年初春，他們結婚了。 妻子性情溫婉，又有一雙巧手。她崇拜他，因為王光祈字「潤璵」（另一表字若愚），結婚後她就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王次璵」。之所以沒有改掉那個「次」字，是因為她原名羅次珊，還是取義於追隨、跟從王光祈呢？沒有人說得清。那是其情融融、家庭充滿天倫之樂的一段時光。它讓王光祈終生難忘。 然後，當年年底，兒子出生了。次年深秋，在「保路運動」漸漸飆升之際，王次璵又為他添了一個女兒。一對兒女的啼哭聲，曾給他帶來多少欣喜、多少感動，又給他母親帶來多少快慰、多少知足呢？但好景是這樣的短暫；他們仿佛剛剛品咂了一點日子的甘美，境況就急轉直下了。 兒子死掉後，王光祈中學畢業了；十幾個親如兄弟的同學，從此各奔東西。幾乎還來不及從喪子之痛中解脫出來，王光祈又迎來了一場喪事：母親羅氏去世了。 此時，羅氏還不過四十歲出頭，身體也一向硬朗。但在多年寡居、艱困生活之外，短短一年多時間，她經歷了本銀的失掉、愛孫的死去，以及希望的喪失。所有這一切，無不壓迫、煎熬着這個一生含辛茹苦的女人。如同一盞油燈那樣，她一直依靠希望生活；希望就是她的燈油。而希望破滅後，油盡了，燈也就熄了。 不知道臨終之前，羅氏會對王光祈說些什麼？是咀咒這可惡的亂世呢，還是叮囑他多多保重？想必，在她蒼老的心中，她還相信失去「同知」功名、正艱難覓職的兒子，會有一個很好的前途。 《王光祈先生紀念冊》這樣描述羅氏之死：「……於貧病交加中去世。」 羅氏之後，再一個死掉的，是他的女兒。 六、 女兒生病時，王光祈正在重慶。 從這一代人開始，「畢業即失業」仿佛是一種揮之不去的命運。學堂是人為的產物；1901年，當紫禁城的士大夫們倡言「變通科舉」、興辦學堂時，他們斷然無法想像，不過三五年以後，學堂培養出來的新學生就大大過剩了。如果說，還要幾年時間，李大釗才發出「京津之學生卒業而未就職者以萬千計」的悲涼嘆息，那麼，在落後的大西南，這早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了。 在求職無門、衣食無着的處境中，王光祈只好拋妻別女、前往重慶，投奔曾琦。作為官宦子弟，這一年，曾琦在重慶創辦了一家小小的報館，《民國新報》。王光祈進入這家報館當記者了。 報館生活也那樣蒼涼、那樣落寞。後來，李劼人曾這樣回顧王光祈當時的境況：「那時，（他）在一個頂無聊的報社編稿子，只有一碗小菜飯吃。日暇無聊，便來找着我，少城公園茶鋪里一坐，相對無言，連談女人的興趣都沒有……」 這種蒼涼和落寞，其實未必都因為家庭的境遇。那是一個街市中瀰漫着絕望氣息的年代，在狂歡一般的革命後，荒誕的時局、悲涼的人間，讓一代青年日漸麻木、瀕臨絕望。范愛農、魏連芟、呂緯甫……這些或真實、或虛構的人物，或許是那個年代最真實的寫照。即使魯迅自己，也由此開始了蝸居寂園、抄拓魏碑的十年…… 就在這樣悲涼的時世和日子中，一封急信讓王光祈趕回了成都。 這一年，女兒還不過兩歲多；在長子、母親接連死去後，女兒是他的至愛。然而這一天，女兒開始嘔吐、發燒；在街坊鄰里的紛紛猜測中，他擔心女兒「出花了」。直到此時，他和妻子還死活不肯離開女兒的病床…… 隨即，紅色斑疹出現了，幾天後又變成了丘疹、孢疹。確信是染上天花後，他甚至開始燒香拜佛，祈求那無知無覺的土像木偶。他盼望女兒能夠熬過這一關，只要熬過去，天花就不會再來，女兒也就可以長長久久地活下去了。 但女兒沒有熬過去。她還是死掉了。看着漸漸冷卻的小身體，不知道王光祈想到的會是什麼？女兒死得乾乾淨淨，連一絲念想都沒有給他留下：按照千百年來的經驗、做法，天花病人的衣物、用品乃至身體，都是必須徹底焚燒掉的。從此以後，他再也看不到與她有關的一切了。 再也看不到的，又何止是女兒？1914年春天，就是女兒去世後不久，他悄然地走出家門、買舟東去。他從此再也沒有回去過，而任憑那個原名羅次珊、改名王次璵的女人，在那幾間老屋裏年復一年地等待着、守望着。他再也沒有回去過，從此也再沒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而王次璵也如此。 隨着他的離別四川、漸行漸遠，他由此開始了自己一生中最貧困、最淒寒的幾年。站在時光的後頭，我們可以發現：這艱難、迷茫的幾年，連同他此前的所有傷逝、落寞、決絕，與其說是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並促使他拋家別妻、從此不再回來，毋寧說，這是他一生中最具激情、最為光華燦爛歲月的伏筆。歷史殘酷地以一個女人的悲劇，去換取一個民族不久後的剎那光芒。 《王光祈家庭成員略記》簡單地記載：「王次璵……卒年不詳。當於1946年前去世。」 七、 四川、王次璵以及自己的青年初期，就這樣漸漸地遠去了。1914年初夏，王光祈抵達了他路途中的又一個城：北京。 與成都相比，北京古樸、寧靜而寥廓。後來，老舍這樣描述那個浩茫的城，「第一個城樓，第一個牌樓，都可以從老遠就看見……在街上還可以看見北山和西山」；鄭振鐸則謂嘆說：「你見過一串的駱駝走過嗎？安穩，和平，一步步的隨着一聲聲叮噹叮噹的大頭鈴向前走，不匆忙，不停頓。……這便是北平人的象徵。」 或許，這種廣闊和從容，也漸漸抹去了王光祈的辛酸、傷逝？1915年秋天，到北京一年多以後，他考入了中國大學法律本科；而次年春天，他又漸漸地與分設中學堂的那些同學恢復聯繫了。 「學堂是一條遠走的長路」。如果說，辛亥以後，分設中學堂諸生大多走過迷茫、困頓的幾年，那麼，經歷覓職、辦報、教書、蝸居等長短不一的徘徊，他們終於陸續地走出家門，到省外乃至海外求學。其中，趙世炯來到北京，李璜、魏時珍、周太玄去了上海，而郭沫若、曾琦、鄭尚廉則前往日本…… 十幾位同學中，他和曾琦私交最好，而與周太玄往來最密。1916年，正是王光祈抵達北京的第三個年頭，周太玄從中國公學畢業了。他也來到北京，前往《京華日報》任職；他並介紹王光祈到該報兼職，「（兩人）共同工作常到深夜……談得最多」。幾十年後，周太玄回憶說，那些深夜，他們時常探討個體、社群與國家的出路，「首先是發揚志氣……不要同流合污得過且過；其次是為國家民族找出一條出路；第三，以為只依靠少數人的一點友誼還不夠，一定還要有一種組織形式把大家團結起來，共同奮鬥……（因此）很迫切地需要擴大圈子、尋求同氣」（周太玄，《關於參加少年中國學會的回憶》）…… 或許，也出於尋找同道、「嚶嚀求友」之意，王光祈才與遠在日本的曾琦不斷地通信？此後一年多，在許多通信中，他們一方面「切磋學問、砥礪品行」，另一方面，他們也相互介紹着各自的新朋友。 經過一年多的通信，一個小小的朋友圈子產生了。曾琦的東京同學陳淯、張夢九、雷寶菁，紛紛出現在交往名單里。周太玄後來回顧說，「（他們三個）也都是四川人，也都在一處讀過書」；王光祈則談到，通信期間，「（我們）大半先有一種精神上的結合。出路進退，互相商榷，已略具團體之規模」…… 不止這六個四川青年。1917年夏天，當陳淯完成學業、回到北京後，他又為王光祈引薦了一個新朋友。或許，正是這個河北籍貫、時年28歲的年輕人，給了他最大的激情、最多的共鳴，並最終促使他發起「少年中國學會」？ 這個人就是李大釗。 八、 後來被大書特書的李大釗，幾十年來面貌漸漸斑駁、模糊。1933年，當李大釗遺著《守常全集》出版時，魯迅勾勒了這麼一個李大釗形象：「（他）給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誠實，謙和，不多說話。《新青年》的同人中，雖然也很有喜歡明爭暗鬥、扶植自己勢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後來，絕對的不是」；「他的模樣是頗難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質樸，也有些凡俗。所以既象文士，也象官吏，又有些象商人……是舊書店或箋紙店的掌柜」…… 如果說，誠實、和藹、與人為善，是李大釗留給世人的主要印象的話，那麼，他那生機盎然、幾近「與天合」的文字，他那揮舞潑灑、幾乎衝口而出的澎湃激情，則讓後人有機會走進他的心靈世界，去體驗那顆最純淨、最寥廓的赤子之心。 他自幼父母雙亡，依靠祖父祖母的拉扯長大；他時常受到姑母以及招贅上門姑父的虐待；在15歲時，他又失去了兩個老人，從此和亦母亦姐、幾乎一字不識的妻子相依為命；而僅僅38歲，他就慘死在絞刑架上……他境況之悲慘，超出了常人的想像；然而，他始終是那樣地平和、溫良，所謂「謙謙君子、溫潤如玉」。 他又那樣地熱愛自然。日落、月出、花開、花落，天空與大地、黎明與黃昏……在天地化育、萬物滋長的周始循環中，他仿佛獲得了宇宙的啟迪。從27歲開始，他就以一種夐絕的宇宙意識，一種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浩茫感悟，書寫着他所嚮往的「青春中華」，並以此書寫他的青春心靈、青春人生。 比如，「今者，白髮之中華垂亡，青春之中華未孕……期與我慷慨悲壯之青年，活潑潑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氣……人人奮青春之元氣，發新中華青春中應發之曙光，由是一扣發一聲，一聲覺一夢……」 比如，「大千本無一有，更立不定，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謂也。……生死、盛衰、陰陽、否泰、剝復、屈信、消長、盈虛、吉凶、禍福、青春白首、健壯頹老之輪迴反覆，連續流轉，無非青春之進程」…… 又比如，「地球即成白首，吾人尚在青春，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雖老也未老也。是則地球一日存在，即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有現在一剎那之地球，即有現在一剎那之青春，即當盡現在一剎那對地球的責任……」 如此浩茫、廣闊而又動感十足，它讓人想起盛唐的詩篇。如果說，王光祈的種種思考，後來構成了少年中國學會之「體」之「腦」，那麼，李大釗的清新歌唱，也無處不在地表現在後來少中的生活里。它構成了少年中國之「心」。 那麼，在和李大釗的一年交往中，王光祈是否感覺到惺惺相惜呢？ 他也是父親的遺腹子。1892年夏天，幾乎是他出生前夕，一群親友從幾百里外的隆昌縣城抬回了他父親的棺木。他依靠母親的紡麻織布、縫補漿洗長大；在四川溫江鄉下，至今還流傳着他少年放牛的說法。 和李大釗一樣，他沒有兄弟，沒有姐妹。一個中學同窗後來談到，前往北京時，「（他）一身破衣裳，一個臉盤，一部杜詩，布鞋後跟爛得像魚尾巴一樣拖起了」；而另一位少中「會友」也回憶說，在北京的幾年，他常年只吃兩頓飯，「每日銅元四枚的生活費……早晚兩餐，均在市上極便宜飯攤上吃飯。與一般洋車夫為伍，一個銅元的窩窩頭，半個銅元的小菜……」 如此辛酸、淒寒的圖景，或許也曾磨損過他的情懷與風骨？周太玄後來認為，「他的整個人生觀都寄托在這個學會」；「光祈沒有這個學會，便無生趣；這個學會若沒有光祈，便沒有靈魂」……儘管是溢美之語，但「無生趣」的說法，依舊折射了他悲涼的生命底色。十幾年後，當他在德國淒涼結束自己的一生時，他的一生境遇，令無數友人唏噓不已。 但，自從結識李大釗、並相約發起少年中國學會後，孤獨、失意、貧困、飢餓……所有這一切，他曾經有過的黯淡與灰涼，一下子都退居到生命的次要地位了。此後幾年，他的生命煥發着雄健、光華和燦爛，一如他所締造的那個少年中國運動。 如果說，李大釗身上有着天地元氣，如同遠古詩者的話，那麼，王光祈的身無分文、心憂天下，則讓人想起范仲淹。歷史以最神秘的深意，選擇這兩個最苦命的孩子，來充當20世紀中國最美好時刻的主角。 1918年初春，「少年中國運動」捲起了。 「第三代人」（上） 1918年冬天，23歲的李璜出夔門、經上海，跋涉大半個月來到北京。這一天，在米市胡同便宜坊的一家烤鴨店，北大教授李大釗設宴為他洗塵，同時在場的還有分設中學堂同學王光祈，北大學生鄧中夏、易克嶷，以及李大釗的密友陳淯。李璜記得，六個人剛剛坐下，又有兩名青年冒雪而來。王光祈介紹說，他們也有意到法國勤工儉學，「聞我將往，甚喜，願一談」（李璜，《學鈍室回憶錄》）。 此時，歐洲大戰已經結束，斷絕四年的中法航線也行將恢復。李璜此來，正是應「留法儉學會」之召、前往巴黎勤工儉學的。後來，他這麼回憶當時的情形：「我注視趙毛兩會友，似較我輩年青……以小弟弟待之。」 這一天，與兩位「會友」，李璜稱兄道弟、極為親熱。儘管初初相識，但他們同屬「少年中國學會」（以下簡稱「少中」）的籌備成員。他們年輕、純潔，心中有着無盡的山河，以及「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情懷。……幾十年後，李璜說，那個午後他永生不忘；因為在那張小小的圓桌邊，他見證了人生的無常、命運的殘酷以及歷史的分合。 因為，那個高個子的「會友」是毛澤東，黑皮膚的是趙世炎。與李大釗、鄧中夏一樣，他們後來都成為共產黨的主要首腦。此後十幾年，除易克嶷不知所終外，陳淯病逝、李大釗被絞死、趙世炎被槍決、鄧中夏被槍決、王光祈客死他鄉……最後活下來的兩個人，一個走進了中南海，另一個卻遠走台灣，並被指控為政客、幫凶和「反動派」。 儘管如此，晚年李璜在寫作回憶錄時，依舊稱呼他們為：「會友」。 （一）初潮 1、 「同人等欲集合全國有為的青年，從事專門學術，獻身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俗。」 1918年初春，在北京北池子的一間「狹陋不堪」的小屋裏，26歲的王光祈起草着發起少中的計劃書：「……知改革社會之難而不可以徒託空言也，故首之以奮鬥、繼之以實踐；知養成實力之需時而不可以無術也，故持之以堅忍、而終之以儉樸……」 這寥寥幾十字，勾勒了一個溫和、漸進、旨在改良社會的青年團體。 所謂「專門學術」，指的是近代學科。晚清以來，分工、專業理念漸漸興起，學製革命更造就了一個基於分工和專業化、包含類別五花八門的新群體，「知識分子」。然而，興辦學堂十年，急功近利的心態，乃至「學而優則仕」的舊觀念，無時不刻地籠罩着學界：以專業論，法政科多如牛毛、動輒萬千，格致、化學、礦業、商科則幾近無人問津；以學制論，後來成為教師主體的萬餘名留學生，普通班、速成科比比皆是，「入大學者僅百分之一而已」，以至得一本科學位，「社會尊之如帝天」…… 清末興學之弊，影響了民國學子。王光祈記得，他從前的先生中，「講理化、數學的教員……淺顯的教科書都讀不斷句」；而以北大為例，在蔡元培出任校長前，學生們上體育課，教員呼喊的口令是：「老爺，向右轉！老爺，向左轉！」…… 專門人才的匱乏，使「教育救國」、「實業救國」流於空談；與此同時，民國社會之敗壞、人心之沉淪，更幾近病入膏肓、無藥可治。 2、 如果說，過往的年月，紳士、儒生、宗法和千年風俗，構成了這個國家慘澹經營的社會骨架，那麼，隨着鄉村的衰老、舊政制的解體，紳士為「劣紳」替代，儒生為秘密會社替代，宗法為「族權」替代，而千年風俗也斑駁不堪、風雨飄搖……所謂「一盤散沙」，正是社會組織急劇惡化的產物。 正因此，構築「新骨架」、奠基新社會，已成為這個國家的第一急務；也因此，舉凡公會、社團、自治組織、民間團體、輿論機構、工商企業，乃至「社會公德」的培育、契約精神的形成……種種社會的紐帶物、「民眾的聯合體」，無一不是不可或缺、百廢待舉。王光祈認為，少中應成為各種社會事業的發動機；他為此寫道：「務使全國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風，常懷改革社會之志，循序以進，懸的以趨……」 那麼，政治呢？ 王光祈斷言，只有造成「中國社會之基礎」，並「基於社會之實力」，才能最後解決作為社會產物的「政治問題」。而在此之前，「勿為無意識之犧牲，宜作有秩序之奮鬥」…… 顯而易見，王光祈的這些思考，有着深重的、梁啓超式的改良痕跡。如果說，作為「支筆橫掃千軍」的天才報人，梁啓超是近代中國的啟蒙者，而《新青年》作者群被視為「第二代人」的話，那麼，遠離政治、關注社會、力主改良、強調漸進……則始終構成幾代知識者通往現代中國之路的着眼點，也始終左右着幾十萬知識分子的個體選擇。王光祈這一代人登台之初，並不例外。 1918年4月，王光祈完成了這份長達萬餘字、名為《吾黨今後進行意見》的計劃書。他並將它寄給遠在東京的曾琦，「商榷意見」。 3、 曾琦，四川隆昌人，1892年生。這個時為日本中央大學學生，曾被舊日同學郭沫若譏為「補人」（四川方言，意為可笑之人）、「老夫子」的26歲青年，有着異常複雜、混沌的面貌：一方面，他守舊、固執，即使在白話文運動興起後，他也旁若無人地寫文言文、作舊體詩，並且言必稱王陽明、顏習齋；另一方面，他又頗具大時代青年的氣息，他的日記時常出現「生於亂世」、「力挽狂瀾」的字樣，他並公然以克來曼梭、墨索里尼自居。他混雜了新與舊、文明進化與因循保守的諸多色彩。 在幾千名中國留學生中，他有着極廣的人脈、很高的聲望。他也正籌謀創建一個學會；他的《戊午日記》記載，「予思擬集會同志，提倡分業，為一真正之學會，各就所學，輪流演講，要以根於學理、按諸事實……」正因此，接到王光祈《意見書》後，他當即委派同學雷寶菁前往北京，「接洽一切」。 那麼，在曾琦的最初設想里，他是否計劃以東京為中心、建立學會的日本分部呢？畢竟，還要兩年多時間，他才能完成學業、回到中國；畢竟，三千餘名留日學生藏龍臥虎、人才濟濟…… 但，仿佛是他們集體命運的一個隱喻、一種象徵：幾乎是雷寶菁剛剛抵達北京、還來不及安頓下來的日子，在日本列島，一場突如其來的救亡風潮爆發了。它不僅改變了曾琦的計劃，迅速催生了少中、「國民」等青年社團；它並以令人悲欣交集的變奏，伏筆着「第三代人」未來的命運變遷。 4、 自從簽訂《馬關條約》，對這個一衣帶水、「同文同種」的蕞爾小國，中國人曾經有過異常複雜的心態：一方面，怨恨、憤怒、屈辱、自卑，另一方面則是親切、欣慰、追隨、感激……它的戰勝俄國被視為「黃種人的勝利」，它的庇護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它的容納萬餘名留學生，也讓人感受着「泛亞洲主義」的襟懷。而這一切伴隨着歐洲大戰的爆發，永遠地成為了過去。 歐洲大戰爆發後，亞洲的權力真空出現了。它化作了日本朝野的陣陣歡呼：元老井上馨說，「這是大正新時代的天佑」；黑龍會創始人內田良平的「特殊權益論」，則被視為「關於大陸政策的最大公約數」。此後幾年，日本攻佔青島、拋出「二十一條」、執導西原借款、攫取北滿特權……如果說，和日俄戰爭沒有什麼兩樣，青島戰役不過是又一場列強的狂歡，那麼，1915年的「二十一條」、1917年的西原借款，以及1918年春天的《中日軍事協定》，則意味着遠東的新格局。在歐洲遠東艦隊紛紛撤離太平洋後，門戶開放、「利益均沾」的舊世界，從此一去不再復返了；一強獨大、吞併鯨食的可怕前景出現了。 它也化作了留日學生的暗啞呼喊、紛飛眼淚。 5月4日，《中日軍事協定》簽署前夕，在東京神田的一家飯館，46名中國青年聚集着。他們代表了各省、各校的三千餘名留學生。當夜，全體罷學歸國、「一致對外」的決議作出了；作為與會代表之一，曾琦被推為「先發隊」成員…… 一艘艘輪船開往上海。在黑壓壓的人頭中，夾雜了一名叫彭湃的廣東青年，一名叫李達的湖南青年，一名叫王若飛的貴州青年，以及三名四川青年，曾琦、張夢九與鄭尚廉……短短十餘天時間，5月17日，「抵上海者已有一千四百餘人」，他們籌集經費、建立機關，決心以「學生救國團」的名義長期活動；截至當年八月，「回國者共達兩千餘人，約佔當時中國留日學生的三分之二」…… 也是在沸沸揚揚的救亡風潮中，6月25日，曾琦與張夢九離開上海、來到北京。 （二）「萬類霜天競自由」 5、 「予當時所以毅然輟學歸國，尚非僅為一時之外交問題……」後來，曾琦這樣回顧參與救亡的初衷：「而實重在重振中原之士流，以期外抗強權、內除國賊……」 正因此，抵達上海後，曾琦事無巨細地參與着「學生救國團」的籌組，張夢九也出任機關報《救國日報》總編輯。而他們的前來北京，初衷也不過是遊說梁啓超、蔡元培設立一所新學校，以安置歸國學生。但抵京第一天，王光祈的一席話打消了他的念頭。 幾十年後，在《學鈍室回憶錄》里，李璜追記了兩人晤談的情形：幾乎剛坐下來，王光祈開門見山地說，「我有一議，思之已久，等着為你提出。……留日學生救國團的主張，明明在反對段祺瑞，要在京津發動，障礙必大。而即使發動成功，也不過是一哄之局，勢難持久」…… 換而言之，所謂「救亡」不能指望學潮。在這樣規勸曾琦後，王光祈隨即談到：「應早日集結有志氣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經過歷練，成為各項專門人才，始足以言救國與建國的種種問題的解決……」 這些立足長遠、重在建設的勸告，讓曾琦欣然接受。這一天，在一拍即合後，曾琦建議學會定名為「復興社」；但在王光祈的力主下，它最終定名為「少年中國學會」。 也是這一天，包括李大釗、周太玄、陳淯在內，六名發起人「公推王君光祈為起草員」，負責起草《意見書》之後的又一份重要文件，《學會規約》。他們並議定，五天後也就是6月30日，在北京南郊岳雲別墅舉行少中籌備會議。 6、 岳雲別墅位於順治門（今宣武門）外溝兒胡同55號，前身是浙江嵊縣同鄉會館。從6月30日開始，七名發起人在這裏接連會議；他們反覆討論、「修改數次」，終於擬定了共計八章、多達七十條的《學會規約》。 在「定名」之後，學會宗旨被歸結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術」、「發展社會事業」和「轉移末世風俗」。 一個不易覺察、但異常微妙的變化，悄悄地出現了。如前所述，所謂「專門學術」，指的是近代學科；而「真實學術」則無疑包括了儒學在內的傳統學問。從「專門學術」到「真實學術」，應是舊學功底深厚、視儒學為安身立命之所的曾琦堅持的結果。 如果說，四大宗旨以及四項信條，「奮鬥」、「實踐」、「堅忍」、「儉樸」，大抵來自王光祈《意見書》的話，那麼，長達十四條、內容極其詳盡的《會員》一章，則是七名發起人反覆討論的產物。後來，它被認為是「少中命脈之所系」。 入會須「由會員五人介紹」，並經評議部認可；會員須研習一種專門學科，不得中途休輟或自行更改；不得嫖娼、賭博、懶惰、浪費；不得「接近政黨」；不得虛偽、冷漠、言行不一、「無悛改之心」；甚至，「介紹會員不加審慎」也或致警告、或予除名……後來，會員易家鉞在《京報》上匿名發表了一篇罵文，被認為「吐詞淫穢」、「不啻宣告青年人格的破產」，而決議讓其自行出會。 連同不久後頒行的《本會徵求會員之標準》，《學會規約》構成了少中「以傳統之心、行改良之事」的鮮明氣質。如果說，苛刻、嚴厲乃至略顯瑣碎的品行要求，讓人想起傳統儒生的修身進德、慎獨自律，那麼，徵求會員的三大標準，「純潔」、「奮鬥」、「對本會表示充分同情」，以及「須俱備以上三個條件、缺一不可」的要求，則讓人想到原典儒學「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力行精神。 更重要的是，在易家鉞之外，此後幾年會員違反《規約》、或被評議部警告的，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一群群中國少年的百侶攜游、「萬類霜天競自由」，讓少中生活無比清新、令人難忘。一名會員後來追憶說，「在少中最初幾年的會員間，實在沒有給我留下半點不良的印象。這與我後來所過的黨人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勾心鬥角的把戲，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左舜生，《近三十年見聞雜記》）…… 不僅如此。在《會務》一章，少中明確了「發行報章」、「刊布圖書」、「組織演講」、「學術談話」等日常活動；在《機關》一章，學會設立了評議、執行、編譯三部；在《職員》一章，則規定了選舉制度和選舉辦法……直到7月21日，《規約》才最終定稿。後來，王光祈回顧說，「岳雲別墅者，本會成立史中最可紀念之發祥地也」。 也是在岳雲別墅，七名發起人達成了一項意味深長的決議：學會先設立「籌備處」，以王光祈為主任，進行為期一年的籌備；一年之後，1919年7月1日，學會再正式召開成立大會。 7、 「燈光正在整個歐洲熄滅。」1914年8月4日，面對窗外的璀璨燈火，英國外交大臣格雷伯爵悲嘆說：「在我的餘生，我永遠不會看見它的復明……」 熄滅的何止是燈光？巴爾幹、萊茵河、英倫三島……隨着一個又一個國家的捲入大戰，歐洲的心靈也急劇衰老着。當歐洲淪為一片廢墟後，羅素說「歐洲已死」；而在斷垣殘壁之間，一本《西方的沒落》成為眾多市民的讀物；巴黎出現了四萬名職業算命者，倫敦更多至不可勝數，並且是「唯一興隆的生意」…… 熄滅的，還有大陸這一頭的微茫希望。 1917年秋天，在一次演講中，蔡元培情感複雜地談到，「生存競爭云云，已成過去學說」。如果說，這個判斷折射了眾多中國人悵然若失的心態，那麼，不久後梁啓超的歐洲之行，更意味着中國近百年心靈苦旅的又一次大轉折。在《歐遊心影錄》中，梁啓超這麼比喻過去的路：「我們……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遠遠望見個大黑影，拼命向前趕，以為可以靠它做嚮導。哪知趕上幾程，影子卻不見了……」 這是中國心靈最困頓、最苦澀的時刻：過去的七十年，西風東漸、效法歐美是這個國家漸行漸遠的一條長路；沿着這條路，它已經走得太遠，已經無法回頭、無法再回去了；而歐洲之燈熄滅後，不僅政制、社會、「新民」的老話題，還有思想與精神資源的新困境：它已經一空傍依；它該走向何方呢？ 從這裏開始，「中國向何處去」？成為最迫切、最重大的時代追問了。如果說，在梁啓超、陳獨秀那裏，這一切無須作答、仿佛不言自明的話，那麼，對初初步入歷史的「第三代人」來說，無論李大釗呼喊的「青春中華」，還是王光祈心中的那個「光華」、「燦爛」、「雄健」、「文明」的少年中國，都更多地是一種意象，一種氣質的書寫；它遠非具體、切實的社會藍圖。因為他們沒有參照物，他們無法作答…… 正因此，王光祈明確表示，十九世紀的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運動，「在當時視為少年者，在今日吾人視之，亦老大意大利、老大德意志而已」；而「吾人所創造非十九世紀、十八世紀之少年中國，實為適合廿世紀思潮之少年中國也」。也因此，七名發起人一致決議，以一年為籌備期，尋求何為「少年中國」、「中國向何處去」的答案…… 無論如何，伴隨着高遠寥廓、充滿少年風華的氣息，少中的第一輪成員發展開始了。 8、 在成都，李劼人、胡助、何魯之、李小舫等人入會；在南京，左舜生、黃仲蘇、阮真、謝循初等人入會；在上海，魏時珍、李璜、楊賢江、鄭尚廉等人入會；在日本，沈懋德等人入會…… 自然而然地，分設中學堂舊友成為少中的主體了。而在分設中學堂諸生之外，以盧作孚為例，這個後來的「中國船王」、民國最傑出的實業家，是李劼人在《川報》的同事；以周曉和為例，他是周太玄的親兄；以左舜生為例，他是曾琦的震旦公學同學。至於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後來的大漢奸周佛海，救亡文藝家、《義勇軍進行曲》作者田漢，則分別是曾琦、鄭尚廉在東京的同學和朋友…… 舊友、同鄉、同學、同事，交織出了少中遍佈全國、遠及海外的會員群體。這一天，在南京玄武湖畔，左舜生又介紹兩名被河海學校開除的學生入會。他們是後來的共產黨總書記張聞天，以及茅盾之弟、早期共產黨主要活動家沈澤民。 這一天，在李大釗的介紹下，一個高個子、湖南鄉音濃重的湘潭青年，進入了王光祈的視野。他就是「新民學會」創始人、時為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毛澤東。不久，王光祈這樣評價他，「此人頗重實踐，自稱學顏習齋（作者按：清初儒學大師顏元）之學主實行」。 又一些日子後，由趙世炯引薦，一個皮膚黝黑、中等身材的青年也加入少中。他就是趙世炯的弟弟趙世炎…… 無一例外地，這些青年處在最清新、最生機勃勃的年齡。古典情懷的滋養，此時尚未消褪；一空傍依的時世與人生，讓他們一方面極目四野、「問蒼茫大地」，另一方面，他們也由此進入了個體與友人、自然、天地無限交融的寥廓情境。以毛澤東為例，這一年春天，他和一群青年在長沙組成了新民學會。在橘子洲頭，他們讀書、辯論、抒情、詠懷；他們上山砍柴，到很遠的泉邊挑水，以蠶豆拌米飯充當一日三餐；他們在湘江之畔漫步交談、登高眺遠，到愛晚亭邊通宵露宿、「野蠻體魄」……後來，毛澤東以這樣的詩句，回顧詠嘆那無比清新、異常廣闊的日子：「攜來百侶曾游，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 不僅如此。他還以「萬類霜天競自由」的情懷，化實為虛、兼類而及，將中國少年和自然萬物融入了同一意象，從而揮發出生生不息、深邃高遠的宇宙意識。你看，那萬山紅遍、層林盡染，不就是少年中國旭日初升的景象麼？你看，那鷹擊長空、魚翔淺底，不就是中國少年盡情揮灑、行走人間的比照麼？…… 這不是一個人的。這是「第三代人」的集體抒發、清新歌唱。在新舊交替、「百舸爭流」的年代，「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讓他們擁有恍若古代士大夫的廣闊；作為初初崛起的近代青年，他們又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清新。他們盡得新之美、舊之善。歷史以最神秘的造化，在一個最慘澹、最苦痛的人間，生化了一群最自由揮灑、最意象寥廓的青年…… 而就在他們揮灑潑灑、青春放歌的時候，一種光輝燦爛、最古老也最年輕的思潮，一曲無比清新、近乎天籟之音的時代變奏，那美麗的「安那琪」的旗幟，悄然席捲着、征服了「第三代人」。對無數青年來說，它如同新的轉機，如同閃閃星斗。
「第三代人」（中）
（三）「安那琪」的旗幟
9、
如果說，理性、科學、進化、批判精神……是蔡元培、陳獨秀、胡適一代的主題詞，那麼，儘管這些詞彙也被「第三代人」反覆引用，但它近乎宗教的權威色彩，畢竟漸漸地褪卻着、消失了。「第三代人」清新、激越、情感奔放、猶如狂飆，與其說這是盛產學者、理性主義的一代，毋寧說，他們是關乎文學、浪漫主義的一代。徐志摩、郭沫若、巴金、茅盾、郁達夫、葉聖陶、張天翼……後來，巴金回憶他當時好像活在一個「夢的世界」里，而郭沫若的長詩《鳳凰涅槃》，則集約折射了那一代人的特質：舊的、污濁的世界將要毀滅；在殘餘的灰燼上，將誕生一個新的、溫暖的、光輝的世界。
這新的、溫暖的、光輝的世界，又何止是詩人的想像？也是1918年，在歐洲燈光漸漸熄滅之際，一股突如其來的風潮迅速席捲了中國，席捲了「第三代人」。
「近數月間，政界、學界、報界、實業界，『社會主義』之名詞，口耳相郵、筆舌互戰，漸漸輸入一般人頭腦中」。如果說，1911年江亢虎的這個觀察，折射了「社會主義」初初舶來、風聲漸起的景象，那麼，在七年之後，它忽然化作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洶湧潮流，讓無數青年為之傾倒、沉醉。
實社、進化社、互助社、奮鬥社、平社、民聲社；《勞動》、《工余》、《民鍾》、《奮鬥》、《自由錄》……幾十個團體，百餘份報刊、圖書，成千上萬的研究者、信仰者，使「社會主義」漸漸成為街頭巷尾耳熟能詳的詞彙。自從天演進化、「適者生存」的殘酷規則退潮後，從來沒有哪一種學說能如此迅猛、如此普遍地風行全國。更重要的是，《天演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帶給中國人的，是不盡的無奈、苦澀、別離和被裹挾的痛楚；而對億兆生長在五穀與土地、社稷與倫理中的中國民眾來說，社會主義帶給他們的，則是美好、親切、自信乃至「對本民族過去的深切欣賞」（舒衡哲，《五四兩代知識分子》）……
那麼，讓中國人如痴如醉的「社會主義」，究竟包含了什麼內容呢？
早在1914年，最老牌的社會主義者、中國社會黨創始人江亢虎就概括說，社會主義的形態是「三無」、「二各」，即無宗教、無政府、無家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因為「三無」，眾多自由人將按照契約，組成「社」與「會」，並以此為基礎形成日漸廣泛的「自由人聯合體」；正因為「社」、「會」替代國界、民族，這種社會形態才被稱為「社會主義」。而紐帶「三無」與「二各」的，則是無家庭帶來的無私產；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也可被稱為「公產主義」或「共產主義」……
那麼，在這麼一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紐帶又是什麼呢？那些社會主義的先驅者，克魯泡特金、巴枯寧們回答，是互助，是合作。正如資本主義以競爭說、進化論為理論基礎那樣，社會主義以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巴枯寧的合作主義為學說根本。克魯泡特金認為，人類乃至生物界的進化，並非因為競爭；恰恰相反，它因為互助。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是：不會互助的物種正漸漸滅絕，而人類這個最擅互助的社群，已經進化到了最強大的地位。
巴枯寧的合作主義也大致如此。換而言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立意，有着近乎顛覆的差異；正因此，它們的社會形態也將截然不同。資本主義冷漠、殘酷、剝削、掠奪，社會主義則溫暖、善良、美好、友愛。去試想那麼一個社會吧！人人都是兄弟姐妹、四海恍若一家；在社群與人類家園中，人們自由棲息，沒有壓迫，沒有對立，更沒有戰爭、殺戮、侵佔和掠奪；而隨着「自由人聯合體」的漸漸擴大、不斷融合，人類也將實現它的最高理想，天下大同……
當歐洲之燈熄滅後，這樣的社會圖景，迅速成為中國知識者的集體憧憬，並化作了「第三代人」又一輪的清新歌唱。
10、
1917年，16歲的蔣光慈在安徽省立第五中學讀書。這一年，他陷入了青春期的極度苦悶；他化名俠僧，決定「跳出紅塵」、出家修行。就在此時，他偶然讀到了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以及廖抗夫劇本《夜未央》。他受到了巨大震撼；不久後，他成為一名社會主義者了，俄國著名虛無黨人蘇菲亞則化作了他的夢中情人。他說，「此生不遇蘇菲亞，死到黃泉也獨身」……
次年，他和兩個朋友李宗鄴、錢杏邨（阿英）結成了小小的「安社」。「安」是安那琪之意，「無政府」的音譯。他們油印小報《自由之花》，開始斷斷續續地寫詩。幾年後，蔣光慈詩集《新夢》出版時，他的老師、《新青年》作者之一高語罕在《序言》里寫道：「作者光赤，是我數年前一個共學的朋友；那時，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蔣光慈的社會主義信仰，重在無政府；而作為一名女性，蔣偉則從「無家庭」出發，漸漸成為女權主義者。這一年，她在上海廢棄了自己的姓氏，以此表達脫離舊家庭、告別舊社會的決心。她並取了一個新名字「冰之」；以這個名字，她戀愛、結婚、生子……許多年以後，她才又有了另一個名字「丁玲」。
與丁玲同齡的四川少年李堯棠，經歷與蔣光慈差相仿佛。這一年，16歲的李堯棠讀到了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他為此激動不已，哭了又哭。他從此看到了一個純潔、渺遠而高貴的世界，一種前所未有的新人生。不久，在一個深夜，他以「一顆戰慄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用一個謙卑的孩子的口氣」，給陳獨秀寫了一封信。據說，陳獨秀是《告少年》的中文譯者……
他始終沒有收到陳獨秀的回信。但，這個孩子的安那琪之夢，從此再也沒有失卻。幾年後，他從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的名字中各取一字，作為自己的化名、筆名。這個名字就是「巴金」。
也是幾年後，巴金結識了畢生摯友、來自山西的衛慧林。他由此進入了一個無比廣闊、有着眾多青年的安那琪天地：黃凌霜、匡互生、朱謙之、區聲白、袁振英……如果說，蔣光慈、丁玲以及茅盾、朱自清、朱光潛，成千上萬的青年，後來紛紛告別了安那琪，那麼，他們則在這面旗幟下終生守望，終生不肯出走。毫無疑問，他們始終沒能看見那個安那琪的世界，但，安那琪就在他們的心中，並浸入他們的魂靈，化作他們的生命，而這一切，不正是安那琪的真義嗎？……
幾十年後，隨着台海的開放，已成耄耋老人的衛慧林終於回來了。這一天，在巴金的寓所，衛慧林批評他「不敢說真話」；據說巴金沉默以對。但，他很快出版了一本「講真話」的書，《隨想錄》……
何止蔣光慈、巴金、衛慧林、朱謙之？又何止是「第三代人」？這一年，巴金和衛慧林結伴前往漳州；自從1918年8月陳炯明將軍接受安那琪、建立「閩南護法區」以來，一群文化人就在這裏創辦了《閩星》雜誌。而進入漳州後，巴金又驚又喜：陳炯明真誠、熱烈；在他「近乎革命」的治理下，這個城市「成效極佳、人民盡皆滿意」，一份德國報紙甚至聲稱，「東方一顆明星，正在放出光芒」……
不僅眾說紛紜、後來毀多於譽的陳炯明。後來淪為大漢奸的王楫唐，這一年也開始宣揚社會主義。他並組織了一個安那琪社團「民生研究會」；而作為北洋政權的死對頭，南方的胡漢民則以《孟子與社會主義》的標題，宣稱在「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以及「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古代經典中，已蘊含了安那琪、社會主義的思考……
並不令人意外地，這股席捲一代人的潮流，也裹挾了眾多少中會員，以及另一些青年的身影。後來，正是他們將類別紛繁、統稱為「社會主義」的眾多思潮，一概歸結為「無政府主義」或「空想社會主義」，以區別來自蘇俄、原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那種社會形態。
11、
遠在1912年，讀過一些小冊子後，惲代英即開始信仰「無政府的共產主義」。後來，在寫給王光祈的一封信中，這個少中會員這樣描述自己的信心與感動：「從實告訴你，我信安那琪已經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琪的真理……我信一個人只要有了自由、平等、博愛、互助、勞動的精神，他自然有日會懂得安那琪的……」
如果說，惲代英的信仰，主要來自安那琪先驅劉師復的話，那麼，在為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起源》一書批註一萬餘字筆記後，毛澤東則沉迷進了周作人宣揚、日本學者武者小路篤實創立的「新村主義」。1918年6月，在橘子洲頭，他試圖和兩名友人張坤弟、彭則厚，建立一個小小的新村；而新村嘗試失敗後，在北京大學，他又結識了時為北大學生、後來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朱謙之。
朱謙之是福州人。進入北大哲學系後，由於時常到圖書館借書，他很快認識了助理員毛澤東。十幾年後，在延安的窯洞裏，毛澤東告訴斯諾：「（那時）我正在尋找出路。我讀了一些關於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我常常和一個常來看我的、名叫朱謙之的學生探討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我贊同無政府主義的很多主張……」
不僅惲代英、毛澤東。少中會員里，曾經信奉過安那琪的，還有李大釗、趙世炎、周佛海、楊賢江、張聞天、沈澤民，以及不久後入會的鄧中夏、高君宇、黃日葵、劉仁靜、張申府……他們連同田漢、盧作孚、方東美，以及不久後入會的宗白華、朱自清等，漸漸構成了一個安那琪群體。
少中之外，這一年，剛剛從日本回來，在天津創辦了覺悟社的周恩來，決定與他的同人一起廢棄姓名。他們抽籤決定代號。抽到五號後，他有了一個長期沿用的化名「伍豪」；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天，一個年僅15歲的小姑娘抽到了一號，於是化名「亦豪」。她就是周恩來後來的妻子鄧穎超。
作為「國民」社的主要骨幹，這一年，張國燾以激揚態度，高調宣稱自己從此信奉安那琪；與曾琦一同從日本回來，正在「學生救國團」活動的李達，則反覆閱讀着克魯泡特金的眾多小冊子。前清秀才、正參加護法戰爭的董必武，則與他的密友陳潭秋一起，反覆討論各種學說。他後來回憶說：「當時社會上有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日本的合作運動（作者按：即新村）等等，各種主義在頭腦里打仗……」
後來聚集在南湖那條船上的12個人，大多有過安那琪之夢。一份後人的研究更表明，最早的57名中共黨員中，「至少有22人信仰過無政府主義、空想社會主義」。但，這一年初冬，正是風潮方興未艾之際，當李璜抵達北京，並在米市胡同便宜坊結識李大釗、毛澤東與趙世炎後，他不經意地捲入了一場少中內部的「主義」論爭。
（四）「庶民的勝利」
12、
引發「主義」論爭的，是少中發起人李大釗。
長久以來，這個真誠、熱烈、滿懷赤子之心的青年，始終有着深沉的鄉土情懷。他厭惡城市，並視資本化生活為罪惡之淵藪；他說，「都市上有許多罪惡，鄉村裏有許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鄉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的空氣混濁，鄉村的空氣清潔」……
他很少歐化迷信；他的目光，始終投向了一個遙遠的、幾乎不可企及的天地。他真誠地讚賞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托爾斯泰的博愛主義與泛勞動主義，以及泰戈爾「愛是人間最高幸福」的思想。特別是托爾斯泰民粹傾向、恍若田野牧歌般的審美趣味，應和着他對美好世界的嚮往。發起少中後，他不斷召喚身邊的中國少年到鄉村去，「在那綠野煙雨中，一鋤一犁的作那些辛苦農民的伴侶」。他說，「那精神改造的種子，因為得潔美的自然，深厚的土壤，自然可以發育起來」；他說，「那些靜沉沉的老村落」，將因此變成「活潑潑的新村落」；他並且斷言，「新村落的大聯合，就是我們的『少年中國』」……
他成為少中最早、最真誠的無政府主義者了。他以沒有窮盡的深情與激情，謳歌、讚嘆着那個至善至美的寥廓天地。這不僅是他一個人的，這是一整代人的清新歌唱：「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他們追求着這樣的社會與天下；他們以最高遠、最終極的人間理想，應對最慘澹、最苦痛的現世。在他們的心中，那個永不能普施、同時永不泯滅的人間大道，如同新的轉機，如同閃閃星斗……
但，日本咄咄逼人的態勢，逼迫着一代人尋求迅捷的救亡之路；歐洲大戰的餘音，則仿佛讓他看到了人類的新曙光。如果說，1918年7月，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演說中，李大釗還一面斷言俄國革命是二十世紀的先聲，另一面他也視俄國革命為「鄙」為「惡」的話，那麼，當年初冬，他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的勝利》等演講，已經將俄國模式視為通往那個美好世界的坦途了。
他急劇地向「左」轉了。他堅信那是「庶民的勝利」、「勞工主義的勝利」。他說，這種潮流「是只能迎、不能拒的」；他說，「沒有康格雷（議員），沒有巴力門（議會大廈），沒有大總統，沒有總理，沒有內閣，沒有立法部，沒有統治者，但有勞工聯合的會議」，這就是布爾什維克主義；他並且說，有了布爾什維克主義，「於貧苦的人是一好消息，於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徑」……
然而，對這些鼓吹，少中會友們並不認同。
13、
「1918年11月中，守常便已在我們聚餐席上，開始稱道俄國的共產革命。」 幾十年後，李璜回憶說：「（他）認為比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要有意義得多……中國革命的前途，要採取西方的策略時，則最好去學俄國共產黨……」
對此，少中會友紛紛表示反對。首先是王光祈。
王光祈認為，中國蒙昧、落後、百廢待舉，當務之急在於建設；而所謂「革命」，無非是新興之邊緣勢力與守舊之中心勢力的角逐，既無新興，談何革命？又何況，千百年來，哪一次暴力革命不是殺人盈野、血流成河？……
如果說，王光祈的反駁重在強調國情，那麼，李璜則把目光投向了蘇俄革命本身。1919年1月，在四年多的航路斷絕後，開往法國的第一艘輪船緩緩啟程了。臨行前夕，李璜留下了一封《留別少年中國學會同人書》。在這封信里，李璜談到，「並不是社會主義本身的不好」，但，1848年的浦魯東鼓吹，「至使許多工人死在巴黎，以後多年都無人談社會主義，說它是一種假道德」；而馬克思主張的階級戰爭，「每次都生出暴動，不知連累了多少平民」。
也就是說，社會主義與暴力的結合，只能造就人間的苦難。至於蘇俄革命，李璜更加不以為然，「彼此相殺，鬧得無有人道了」。
那麼，該怎麼辦呢？李璜認為：「要從根本着手，非增進平民的智識不可；要增進平民的智識，非同平民親近不可」……
不僅王光祈、李璜。直到此時，大多數少中會員所持的，還是和平、漸進主張。正因此，在送別李璜的談話會上，「李君演說畢，掌聲如雷」；一個多月後，剛剛創刊的《少年中國》雜誌刊載了李璜留信，它使各地會員紛紛加入「主義」、蘇俄問題的討論。討論幾乎是一邊倒的，曾琦、左舜生、陳啟天、魏時珍、方東美……眾多少中會員紛紛表達了立足改良、不問政治的立場。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討論態度之友好、觀點之開誠佈公，讓許多會員念念不忘。幾十年後，一些會員依舊感慨說，李大釗「真系光明磊落之人」，「其溫和的態度、正大的風範，足以讓人心折」；另一些會員則談到，在早期少中，「……聚首時每有辯論，無不面紅耳赤、據理力爭，事後又握手言歡，不存芥蒂……」
「主義之爭」的第一個花絮，就這樣過去了。但，這一年春天，隨着一群北大學生的入會，少中的面貌更加蒼茫、複雜起來。
「第三代人」（下） （五）「到民間去」 14、 又一批入會的成員，來自北大「新潮社」。 新潮社以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和徐彥之為幾大發起人。1918年10月13日，在北大沙灘紅樓，21名青年齊聚一堂，決心創辦一份宣揚個性解放、鼓吹「全盤歐化」的雜誌；這份雜誌以中學畢業生為對象，致力於使他們「為未來社會之人、不為現在社會之人」。不久，文學家、北大教授周作人，以及後來的著名共產黨人譚平山、高君宇，後來的著名作家朱自清、葉聖陶、康白情，後來的著名學者顧頡剛、馮友蘭、孫伏園、俞平伯、何思源……紛紛加入了這個社團。 11月19日，新潮社正式成立，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出席了成立大會。次年元旦，《新潮》雜誌創刊了。此後兩年有餘，《新潮》共發行十二期，「第一卷第一期複印到三版，銷到一萬三千多冊，以後也常在一萬五千冊左右……聲勢不可謂不浩大」（羅家倫，《回憶傅孟真先生》）。 正是《新潮》雜誌創刊前後，幾名新潮社成員，徐彥之、高君宇、朱自清、康白情先後加入了少中。如果說，作為後來的文人，徐彥之、朱自清和康白情的入會，使他們汲取了精神力量的話，那麼，來自山西、時為地質系學生的高君宇，獲得的則不僅是精神力量，他還獲得了信仰、使命感和未來選擇。 入會不久，高君宇和李大釗很快接近着。他成為李大釗的追隨者了。他們開始研讀馬克思、列寧的著作，並密切關注着俄國局勢。他們並不孤單；1919年年初，隨着國民社眾多骨幹的入會，他們的隊伍迅速壯大起來。 如果說，新潮社奉蔡元培、胡適為偶像，那麼，在很大程度上，國民社則以李大釗為導師。它的出現，與幾個月前留日學生的歸國風潮密切相關。後來，在《回憶國民雜誌社》一文里，許德珩這樣回顧「學生救國會」的發起、國民雜誌社的誕生：這一年晚春，四名湖南籍歸國學生到北大串聯，「記得其中有李達、王希天、阮湘等」；經過同學的介紹，「第二天，我和鄧康（鄧中夏）到湖南會館去看他們……商量好發動一個群眾性的反日愛國運動」。不久，它就演進為一場前所未有的學生請願活動。 5月21日，以北大學生為主體，兩千多名青年齊聚新華門外，要求總統馮國璋接見請願代表；八名請願代表中，包括了後來「五四運動」的幾位領袖，鄧中夏、許德珩、張國燾、傅斯年和易克嶷等。幾十年後，許德珩總結說，「這是破天荒第一次的學生請願」。 請願期間，包括北京大學、法政學校、高等師範學校在內，二百餘名青年組成了「學生救國會」。他們與本部設在上海、以留日學生為主體的「學生救國團」遙相呼應。隨即，許德珩、鄧中夏、易克嶷等又開始籌辦《國民》雜誌，以作為學生救國會的機關刊物、日常機構。1919年元旦，與《新潮》雜誌同時，《國民》雜誌問世了。 《國民》雜誌創刊後，許德珩、鄧中夏、黃日葵、劉仁靜、易克嶷……紛紛加入了少中。它為李大釗提供了一小群追隨者。被稱為「世界主義派」的那個群體出現了。 15、 「世界主義派」以李大釗為導師，「國家主義派」則以曾琦為領袖。 1918年8月，在張夢九主編的《救國日報》上，曾琦開始連載《中國之青年與共和之前途》一文。這組後來被結集出版、定名為《國體與青年》的文章，獲得了無數喝彩。在這些文章里，曾琦雜糅了「國家主義之父」費希特與西方民族主義思潮的眾多觀點，並結合中國的救亡需要，形成了「國家主義」主張。他認為，在民族危亡之際，只有化以往的「文化主義」為「民族主義」，喚醒大多數民眾參與救亡，國家才可能生存發展。 毫無疑問，這樣的觀點，能夠贏得眾多青年的認同。如果說，李大釗的鼓吹引發「主義」之爭時，左舜生、李璜、陳啟天、張夢九等還只是借用曾琦觀點予以反駁，那麼，隨着「世界主義派」的出現，「國家主義派」也漸漸形成了。 1919年春天，抵達法國後，李璜密切關注着俄國動態，並開始研究社會主義各流派。此後幾個月，在一系列書信中，他反覆談及對蘇俄革命的看法。他說，列寧主義是「假霸道行王道」，為極崇高的目標，行最激烈的手段；他說，隨着革命的行進，崇高目標也被漸漸忘卻，「由二三首領意氣的搬動……造成民眾彼此相殺」；他甚至斷言，「（布爾什維克）先把政權奪着，然後用人工製造法去創造共產主義環境……是一種倒革命」…… 所謂「倒革命」，指的是人為地、拔苗助長地製造革命，而非出於歷史需要。那麼，對蘇俄政府幾次宣言、放棄一切不平等條約，李璜又是怎麼看的呢？ 李璜認定，這是「欲取故與」！他說，蘇俄政權危機重重，在這個關頭，它向中國官民示好，無非是「遠交近攻」老把戲的又一次重演；一旦局勢穩定，它又會產生覬覦之心。難道他的國內會友真的相信，蘇俄將以國際道義、而不是本國利益為出發點處置中俄關係嗎？難道，布爾什維克的「解放全人類」，不能解釋為「承大彼得之霸略，欲假馬克思之共產主義以征服世界」嗎？…… 對蘇俄的不同態度，正是兩個群體最大的分歧所在。所幸，他們還維持着很好的私交。以李大釗為例，曾琦、李璜等認為，「守常忠實厚道、天真爛漫之人……所謂君子可欺之以方」；以鄧中夏為例，左舜生更曾談到，「中夏……純任自然、大氣磅礴」，言下頗有視為一代英豪之意。不久後，王光祈不無欣慰地談到，「中國少年學會會員對於國家主義、社會主義、安那琪主義態度既不一致，而感情仍極融洽，且其中仿佛有一種共同趨向，是大家努力前進的標準」（《少年中國學會之精神及其進行計劃》）…… 那麼，他能夠想到麼？這個「共同趨向」不僅讓會友們「努力前進」；在後來的日子，它更使會友們漸行漸遠，直到曾經親如兄弟的青年彼此對立，彼此敵視。 這個「共同趨向」，就是「到民間去」。 16、 「到民間去」以勞工神聖的觀念為先聲。 1918年11月15日，在天安門廣場，李大釗以這樣的雄健吶喊，結束《庶民的勝利》演說：「我們要想在世界上當一個庶民，應該在世界上當一個工人。諸位啊！快去做工呵！……」 難道，一絲一縷、一飯一食，不都是庶民創造的？難道過去的儒生、今天的知識分子，不都是由庶民們供養的麼？庶民們創造了這個世界，他們如牛似馬、襤褸骯髒，難道讀書人不應該心懷歉疚、並儘快加入他們的行列？…… 這樣的論調，迎合了知識分子的樸素情感。又何止是情感？自從廢除科舉，十幾年來，初初誕生的知識分子，始終處在身份的尷尬、自我形象的模糊不清中。角色的迷失，以至引發了深刻的自我否定：「讀書無用」論、乃至讀書人「無道德」的說法，在知識分子群中悄悄蔓延着。正因此，李大釗的召喚，讓許多知識分子產生了強烈共鳴。首先是蔡元培。 11月16日，也就是李大釗演說次日，蔡元培發表了《勞工神聖》的講話。他說：「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所以農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職員、著述家、發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 這個講話，旨在修正、拓展「勞工」的定義；但在另一個側面，它也反映「勞工神聖」已成為近乎天經地義的時代觀念。不久，在少中內部，毛澤東開始四處延攬髒衣服，「洗一件一個銅板」；王光祈也宣稱：「知識階級同時便是勞動階級」；「我們自身便是勞動者，便是勞動階級的一份子」…… 或許，杭州青年施存統的自責，更能夠折射一代青年的心聲？一年多以後，在《復軼千》信中，施存統寫道：「我很慚愧，我現在還不是一個工人……」 從這裏開始，「勞工神聖」成為貫穿幾代人生活的普遍觀念了。走進廠礦、走向田野，「到民間去」，與工農相結合，也漸漸升騰而為新的時代風尚。這一步如此重大，又如此不為人覺察：從此以後，與工農的結合程度，成為衡量知識分子先進與否的主要標準了。以毛澤東為例，1957年，在上海乾部會議上，他大發雷霆，宣稱知識分子不是工農的同盟兄弟，而是工人、農民們供養的，「要聽工農使喚」；以鄧小平為例，1978年春天，他反覆論證說，知識分子已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應該提高他們的待遇…… 這是知識分子步履蹣跚、令人悲欣交集的路途。這樣路途的第一程，當然要從北大開始。 17、 從北大開始。1919年3月26日，在寫給蔡元培的一封信中，教育總長傅增湘提醒說，在學術的幌子下，一些學生正走出北大、蠱惑民眾。他為此告誡：「……凡事過於銳進，或大反乎恆情之所習，未有不立蹶者。」而七天以後，蔡元培在回信里先是強調，「局外人於大學內情每有誤會之處」，繼而他許諾說，「元培亦必勉勵諸生為學術之競進，不為逾越軌物之行也」。 但已經來不及了。就是3月26日，以鄧中夏為發起人，以少中、新潮、國民三大社團成員為主體，平民教育演講團在《北京大學日刊》宣告成立了；而蔡元培回信次日，4月3日，在「黃沙滿天、不堪張目」的清晨，一群學生更步行到東便門蟠桃宮附近，由此開始了持續六年、多達幾千場的街頭演講。這一天，廖書倉宣示《平民教育演講之意義》後，易克嶷發表了《如何求幸福》的演講，羅家倫發表了《改良家庭》的演講，許德珩發表了《勤勞與知識》的演講…… 來不及的，又何止是他們走出北大、「到民間去」？這一年5月4日，「一個普通的星期天，一個涼爽、颳風的日子，一個比北方大多數春天稍少一點雲的午後」，在少中會員易克嶷的召集下，三千餘名學生紛紛走出校門，聚集到天安門廣場上。羅家倫記得，那一天上午，他剛從城外回來，同學狄福鼎告訴他：「今天的運動不可以沒有宣言……北大同學命你執筆，你快動手吧！」而在人來人往、異常嘈雜的新潮社辦公室，他以一種渾然物外的專注，一氣呵成了《北京學界全體宣言》：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們起來呀！」 當天下午，這份《宣言》被印製成五萬份傳單，並送進千家萬戶。而在無數市民沿街而立、「潸然淚下」的注視中，在眾多西方人士頻頻揮手、脫帽致意的歡呼中，這一天，三千餘人的隊伍突然改變方向，他們走向了位於趙家樓胡同的曹汝霖住宅。他們越走越遠，越走越荒涼…… 來不及的，又何止是他們走向趙家樓、火燒曹汝霖住宅？6月5日，在街頭演講的學生達到了五千餘名，「每個街道、胡同、公園、市場，都變成了公共集會場所」（周策縱，《五四運動》）；而在他們的身後，上海大約7萬名工人參加罷工；滬寧、滬杭鐵路工人總罷工；濟南工人罷工；漢口工人罷工；各省代表紛紛來到北京，要求廢除一切對日密約、拒絕出讓山東…… 就是在這樣的風潮、聲音、呼喊與眼淚中，1919年7月1日，在宣武門內回回營2號陳淯住宅，「少年中國學會」成立大會召開了。 （五）「第一段路程」 18、 在宣武門內回回營2號，這一天，由王光祈、李大釗、曾琦、康白情等六人提議，學會宗旨被修改為「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修改通告》談到，這麼一來，「詞句較為簡潔」；但事實上，它改變了整個語境、乃至少中的終極追求。如果說，砥礪品行、改良社會、「轉移末世風俗」，都是被動的、局部的、相對消極的，那麼，隨着「創造少年中國」宗旨的提出，它漸漸地與這個國家的未來命運融為一體了。 這一天，二十餘名青年代表全部42名會員，選出了第一屆職員。其中王光祈為執行部主任、曾琦為評議部主任、李大釗為《少年中國》月刊編輯主任。 少中成立後，1919年7月26日，王光祈發表了《少年中國之創造》一文。這篇長文連同此前的《致君左書》、《學生與工作》，此後的《少年中國學會之精神及其進行計劃》，點點滴滴地折射着他對少中的設計，以及他本人對「少年中國」的思考。 他首先談到了少中的現狀。他說，「我們學會會員對於各種主義的態度極不一致，而且各會員對於他們信仰的主義，非常堅決，非常徹底。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們有一種共同的趨向，就是承認……現在的中國人無應用各種主義的能力」。 那麼，該怎麼辦呢？唯一的辦法是到民間去，「從事一番預備工夫」。 這種預備工夫又是什麼呢？他說，「各種主義有各種主義的專門訓練。如國家主義必先使人有愛國觀念，社會主義必先使人有反對私產的觀念，安那琪必先使人有反對政府的觀念。……少年中國學會所着手的預備工夫，便是指各種主義共同必須的訓練。」 這種「共同必須的訓練」又是什麼呢？他說，在社會方面，是「團體生活」，在經濟方面，是「勞動習慣」。無論何種主義，這些訓練都是必須的。否則，「一個主義（或制度）的自身是極有價值的，只是因為應用者不得其人，便成一種極大的流弊」；否則，「專鼓吹主義而不設法訓練……所有的好處絲毫不能實現，所有的壞處皆全盤托出」。辛亥革命帶來的血淚教訓，還不夠麼？ 總而言之，少中的使命，在於到民間去，使民眾具有勞動習慣、團體生活習慣。他並由此總結少中的組織：「假設我們要從北京到長沙、成都、南昌、上海各處，必由京漢鐵路南下。我們要想達到的目的地雖各自不同，但是京漢鐵路這一段路程，我們必須同車而行的。並且……第一段路程，非走不可的。」 也就是說，儘管主義混雜，但在這「真正長得很」的第一段路程中，也就是漸進溫和地訓練民眾的過程中，少中可以作為「自由人的聯合體」，集合全國青年精英，實現對國家的最初改造。 接着，王光祈談到了「訓練民眾」計劃。 19、 他說，學生，農夫，華僑，是中國人里最純潔的三個群體。但現在學生沒有勞動習慣，農夫沒有讀書機會，而華僑這個國家的孤兒，他們被忘卻、被遺棄了。那麼，能否從這三個群體着手呢？ 以學生為例，「工讀主義」不僅可以讓他們參與勞動，而且可以使眾多貧苦子弟受到教育；以農夫為例，能否以「新村運動」讓他們受益呢？至於華僑、華工，似乎也可以幫助他們振興教育、發展實業…… 他泛泛而談、語焉不詳，似乎沒有什麼具體主張；他的這些思考，也都是零散的、破碎的，與一個宏大壯闊的「少年中國」似乎相距甚遠。但，讀過這篇文章後，會員易家鉞知道，他的視野不僅停留於「少年中國」，他並且將目光投向了「少年世界」。 兩個多月前，在寫給易家鉞的一封信里，王光祈說，他正在思考、並試圖創造一種「主義」。至於這種主義是什麼，「我還是不肯老老實實的告訴足下，我只告訴足下幾個大綱」。 大綱之一，是「現在的經濟組織，非根本推翻不可」。對私有制度，一生貧困、屢屢掙扎在飢餓邊緣的王光祈是如此痛恨。他贊成公產主義。 其次，他表示厭惡「社會上的一切虛偽和束縛」。他說，這一切，「非從根本上剷除不可」。 哪些虛偽？哪些束縛？王光祈沒有明說。但，可以斷言的是，他的筆鋒所指，在於舊家庭制度。對「第三代人」來說，還有什麼比家庭制度顯得更虛偽、更束縛人的呢？又何況，在離開王次嶼四年多以後，他正經歷着一場折磨人的戀愛。 他憤恨家庭制度，並誓言連根剷除。隨即，他也談到了未來的社會組織；他說，「宜在個人自由主義之下，為一種互助的、進步的、自由的、快樂的結合」。與他的所有表述一樣，他的這個說法，模糊而表意；但，幾乎可以斷言，他所嚮往的正是基於互助論、合作論的無政府主義。 他並以第四條大綱佐證着這個判斷。他宣稱，「我是一個極願從事世界革命的人」。如果說，這個宣言進一步驗證了他的安那琪立場，那麼，隨即的表白，則讓人想到文明輸出歐美、中國引領世界的雄心。王光祈談到，「現在世界是一種阻礙進化的世界，非把它根本改造不可」；他並且略顯狂妄地談到，「這種主張如果沒有適當名詞，就叫它中國式……主義吧」…… 這個徹底的、不折不扣的安那琪信徒，此時還以引進不久、尚未普及的省略號，為他的主義留下一個空白。但，僅僅幾天以後，他就開始了一曲「新村」的狂想；而新村狂想夭折後，他又將來自西方的各種理論、「主義」、現象、可能，與他生命中最難忘、最具光彩的那些內容，從學生身份到工讀生涯，從《陽春》、《白雪》到《中庸》精神……一一混雜、糅合，從而製造出了一場「全國掀動」、萬人矚目的社會實驗。不可避免地，三個多月後，他的實驗乃至「主義」都徹底地失敗了。 他的這個實驗，就是工讀互助團。
工讀互助團（上）
1920年1月15日，在《工讀互助團》一文中，王光祈驕傲地宣稱，工讀互助團是「新社會的胎兒」、是「實現我們理想的第一步」。他說，倘若這個實驗獲得成功、逐步推廣，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會將漸漸實現；通過和平、互助的方式，人類也能通往天下大同。
此時，工讀互助團僅僅擁有兩個小組、二十餘名成員，但它聲勢之壯、影響之廣泛，被稱為「風聲所播、全國掀動」。在它的感召下，武昌、上海、南京、天津、廣州、揚州、湖南平江……各地青年紛紛發起工讀互助小組。他們脫離家庭、解除婚約、退出學校、步入市井；他們一邊工作、一邊讀書，試圖以此通往「一個最美、最樂的自由世界」……
然而，僅僅兩個多月後，工讀互助團第一小組宣佈解散了。它震動了新文化界、知識分子群體。又一年，當工讀互助運動無聲無息地消亡後，那些原來的發起人、參與者，陳獨秀、李大釗、惲代英、毛澤東、施存統……紛紛建立起了自己的共產主義小組。
（一）「菜園子」
1、
工讀互助運動的發起，可以追溯到少中南京會員左舜生。
1919年7月，在《時事新報》上，左舜生髮表了《小組織的提倡》一文。在這篇文章中，左舜生哀嘆荒涼、「極不自然」的現代生活：人格墮落、缺乏友愛、家庭苦惱、「生活方法不良」、人淪為機械、欲望和社會的奴隸……一句話，當代人缺少三大立足地，精神的、社群的與生計的。
那麼，該怎樣獲得「自家的立足地」呢？左舜生因此提出了「小組織的營造」。
他說，應該建立一種「學術、事業、生活的共同集合體」。在這個集合體裏，全體成員的收入「即為本團的共同財產」；成員與家庭沒有經濟關係，「並且絕對不得承受家庭的遺產」；已經結婚的可以與妻子一同加入，但原有的「關係和責任」一概解除；除維持成員「極淡泊的生活」外，多餘收入一概捐獻社會，用於公益事業。最後，為「改良人種」計，集合體負責成員子女的生活和教育費用……
文章發表後，眾多讀者紛紛來信，他們熱烈討論着小組織的可能。不久，《時事新報》副刊「學燈」開闢專欄，刊載各種各樣的觀點、質疑和爭論。一時之間，「小組織」成為眾多知識青年的新話題了。
幾天後，王光祈讀到了這篇文章。他當即寫了一封長信給左舜生。在這封信里，他以澎湃的激情，揮灑着自己對新生活的憧憬、嚮往和追求。
2、
「舜生！我昨天讀了你的文章，《小組織的提倡》，知道你要創造一個嶄新的生活出來，我歡喜得連吃飯都忘了！……」
如果說，左舜生勾勒了一個粗糙、模糊的公社生活架構，那麼，在這封信里，王光祈則以激動、歡快的節奏，描述了一個恍若田園詩篇的生活圖景：「我對於新生活的組織已經有了辦法。……我們先在鄉下租個菜園，這個菜園距離城市不要太遠，亦不要太近，大約四五里路為最宜；這個菜園不要太大，亦不要太小，只要夠我們十餘人種植罷了……」
租菜園做什麼呢？王光祈回答：種菜。「為什麼我主張種菜呢？因為凡是人類都應該工作，工作之中又以種菜為最佳。其理由有三：種菜系戶外勞動，於身體有益；種菜易於學習；種菜收效最快……」
所謂「收效最快」，指的是種菜利潤大，足以支持十幾個友人的生活。而在豐衣足食之外，菜園生活是那樣清新，那樣美好！
「菜園中間建築十餘間房子，用中國式的建築法，分樓上樓下兩層。樓上作我們的書房、閱報室、辦公室、會客室、藏書室、遊戲室，等等；樓下作我們臥室、飯廳，等等。……園子周圍挖下一條小溪，溪邊遍植柳樹；柳樹旁邊就是竹籬，竹籬裏頭就是我們的菜園了……」
如此自然、悠遠而又具體，它讓人想起陶淵明的詩篇。如果說，個體棲息在田園中，人與天地、自然向彼此無限開放，不斷融合，是陶淵明的情境的話，那麼，作為大時代的青年，王光祈念念在茲的，還是那個社會、那個天下：
「我們園中要附設一個平民學校，附近農家子弟均可以到學校讀書，不納學費。我們還要常常到那些農家和他們誠誠懇懇的周旋，每逢星期，還要聚集他們開一個演說大會。散會之後，我們還要開演幻燈，或購置留音機器一架，使他們大家快活呀！……」
不僅如此。只要越來越多的青年開始菜園生活，那個燦爛、光華、雄健、文明的「少年中國」，就不會是遙遠的夢。「天真浪漫的農夫是與我們極表示親愛的；我們純潔青年與純潔農夫打成一氣，要想改造中國是很容易的……」
最後，王光祈以一種亟不可待的口吻寫道：「舜生！我現在覺得我們新生活園裏的花兒、草兒、鳥兒、蝶兒正在那裏盼望我們，我們不要再作紙上的空談了，趕快實行我們神聖的生活！……」
然而，無論左舜生的《小組織的提倡》，還是王光祈的《與左舜生書》，都不能讓宗白華感到滿意。幾天後，宗白華寫出了《我的創造少年中國的辦法》一文。如果說，左舜生的構想僅僅是一個公社雛形，而王光祈為之塗抹色彩、增添鄉野氣息，使之成為一幅田園畫卷的話，那麼，宗白華的個人抒發，則是中國歷史上最浪漫、最清新的山林樂章之一。
3、
作為後來的詩人、美學大師，在文章的開篇，宗白華肯定了左舜生、王光祈「意思極為高尚」。但他筆鋒一轉，認為「兩君所說的……略帶了高蹈隱居的意味」、「還是消極方面的意思多，積極方面的意思少」。
在宗白華看來，左、王兩人構想無論如何美好，都更多地是一種個體的生活方式。它不完整、不徹底，對於舊社會的改造、新社會的產生，它的影響更是零碎的、局部的、緩慢的。他說，不應該是一個小組織，也不僅是一個菜園子，「應該跳出這腐敗的舊社會以外，創造個完滿良善的新社會」。
那麼，這個新社會該如何創造呢？
宗白華認為，凡有人煙的地方，都是舊社會的惡勢力圈；可是，為什麼要把目光局限在這污濁、醜惡的舊世界呢？中國地大物博，「未開墾的山林與土地尚多」，為什麼不集合一群同志，尋找一片處女地，「創造森林、耕種平地」，造個新社會呢？這個舊世界，「我們情願讓了他們」……
不僅如此。宗白華隨即以磅礴的想像，計劃着「少年中國」、「少年世界」的創造。他說，先在那「山林高曠」的地方，組織一個真自由、真平等的團體，「用最新式的農學方法和最新式的機器合力共作」；不用多久，這個新團體必將生計充裕、資力有餘，「不仰求於舊社會」。
在「根據地已得」後，我們的教育家將建立各種學校，「造成一班身體、知識、感情、意志皆完全發展的人格」；我們的工程師將發展各種事業：工藝、交通、廠礦和企業；我們的學者將專心研究一種「最良好的社會組織」，以此實驗團體的行政；在實驗成功後，我們的輿論家將作書印報，宣揚我們組織的辦法、生活的美好、前途的遠大，「發行到舊社會中，使舊社會徹底覺悟自己的缺憾，欣羨我們的完備」……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指導、「贊助」舊社會了。團體成員將「分散各地」、單行組織，「使全國人民皆入於安樂愉快的生活」。這麼一來，「我們創造少年中國的大目的可以漸漸達到了」……
宗白華最後說：「但是我們還要前進，用我們的餘力幫助全世界的人都臻此境，以至於無疆之休。那時我們人生的責任，才可以勉強算是盡了」……
（二）「城市中的新生活」
4、
然而，「菜園生活」的夢想很快破滅了。
8月15日，《少年中國》月刊以《討論小組織問題》的標題，選登了十一篇文章、通信與評論。其中，王光祈的《與夏汝誠先生書》，隱約折射了菜園設想夭折的原因。
夏汝誠是上海市民，生平、職業無考。讀過左舜生、王光祈的文字後，他寫了一封讀者來信，進行如下質疑：以種菜維持生計，「生活能否支持」？種菜之外，「每日讀書三鍾（三個小時）」，又有多少閒余與農夫接近、改造中國呢？
事實上，這不僅是眾多青年關心的問題，它也是菜園設想得以實施的關鍵。為此，王光祈極其詳盡地回答了這些問題。
王光祈坦承，種菜利息再大，「每日只種兩鍾，當然不敷生活之用」；況且北京冬天也不能種菜。但他已經設計了一個「補救辦法」：翻譯圖書。
譯書局需要印刷設備。王光祈表示，「這個印刷所的計劃，我已有了頭緒，一二年內必定辦好」；至於譯書所得，「每日譯書三鍾，包管你能夠生活，我敢保險」。而在印刷所成立之前，可以依靠有產成員的「樂捐」。他說，「每月每人幫補三四元，幫補一兩年，本是很容易的事」……
不僅如此。北京郊區的田地極為便宜，「每畝每年不過三四元而已」；若無合適的房子，住宅與菜園也可以「暫時分為兩處」；此外，菜園計劃是將單獨生活變成共同生活，「照經濟學說起來要儉省得多」……總而言之，新生活處處方便，處處「很容易」、「敢保險」。
但，僅僅一個多月後，王光祈發現，他所有的設想都不能成立。
正值夏天，蔬菜的生長極為旺盛。他走訪了菜市場、乃至幾個菜農家庭，他發現菜農的生活如此艱難，一家老小起早貪黑，所得勉強可以餬口；他發現種菜之外，菜農還種植莊稼、畜養牲口，以此貼補家計；他發現，倘若真租下一個菜園子，不要說「讀書三鍾」、創辦平民學校、舉行演說會，就是他們的生計也無法維持……
那麼，翻譯書籍呢？
翻譯圖書更是一個笑話。以少中成員為例，外文能達到閱讀水平的，寥寥無幾；大多數學生連英文字母都不認識。難道菜園小組只能招募外語系畢業生嗎？這麼做的話，旨在讓大多數青年參與，實踐新生活、通往新社會的菜園設想，又有什麼意義呢？
更要命的是，書報市場的經營，是如此慘澹！大多數報紙依靠政黨、社會賢達捐助之外，以商務印書館為例，這個最傑出的出版機構，主要盈利來自教科書的發行；它每年出版的幾十種翻譯書籍，絕大多數是賠本買賣……
菜園設想的破滅，讓王光祈痛心疾首。他後來寫道，「是我生平一樁極可恥的事」。而幾個月後，他又把目光投向了城市，開始設想「城市中的新生活」。
5、
1919年12月4日，在北京《晨報》，王光祈發表了《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在這篇文章里，王光祈呼籲青年男女行動起來，參加「工讀互助團」實踐。
早在這一年初夏，在寫給易家鉞的一封信中，王光祈就表達了借鑑西方思想、進行新社會實驗的決心。他談到，「這種主張如果沒有適當名詞，就叫它中國式……主義吧」。如果說，他的「菜園子」更多古代隱士的情懷、有着揮之不去的田園色彩的話，那麼，設想破滅後，他開始關注理論、步入市井。他很快拿出了一份答卷：中國式工讀互助主義。
工讀互助主義以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為理論基礎，以盛行美國的「工讀生活」為樣板，並糅合了財產公有、「按需分配」等社會主義思想。王光祈說，現在中產子弟都依靠家庭生活，「一方面為家庭之累，一方面養成依賴習慣……為社會之蠹」，而平民子弟生計艱難，「為境遇所迫，不能讀書」。倘若有一個工讀組織，讓青年們人人作工、互助讀書，不是可以培植出新型的中國人格麼？
不僅如此。這種組織比半工半讀學校好，因為半工半讀學校僅限於技能培訓，「不能將各科置辦齊全」；比「成美會」好，因為成美會依靠捐款、供給學費，是一種施捨行為，而且受助的人總是有限；比「新村」容易，因為不需要土地，「我們現在生活的根據地又在城市」；比托爾斯泰的「泛勞動」實踐更有意義，只要有一雙手，人人都可以參與……
因為人人都可以參與，它將「為新社會築一個基礎」。王光祈說，「我們天天在文字上鼓吹改革社會，從未有改革社會的實踐運動……（它）便是我們實際運動的起點」；他進一步宣稱，「這種組織除在北京先行着手外，將來在天津、南京、上海、武漢、廣州各處都要設法推行」……
《城市中的新生活》發表前後，準備工作也緊鑼密鼓地進行着。
6、
「人人作工、人人讀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是工讀互助團的宗旨。在王光祈的計劃里，入團者「每日每人須作工四小時」，全部收入歸公；與此同時，團員衣食住行，以及教育費、醫藥費、書籍費、各項雜費……均由團體供給。在求學擇校「聽其自便」外，團員們共同生活，一起讀書、討論、娛樂、遊戲、旅行、健身……
顯而易見，這個計劃的關鍵，是團員充分就業、收入穩定。
如果說，在《致夏汝誠先生書》中，王光祈還設想，毫無財產、不懂外文的成員，「不妨在外兼任一樣輕鬆的工作，如學校、報館的勞心工作，送報、賣物的勞力工作……每日費去一二鐘的工夫，每月賺上四五元」，那麼，在菜園之夢破滅後，就業的艱難已經進入了他的視野。他決定自謀出路，設立食堂（飯館）、販賣雜貨、印製信箋、生產墨水……在《工讀互助團簡章》中，他說，「工作種類暫分九種，一石印、二素菜食堂、三洗衣服、四製漿糊、五印信箋」……
這一切連同房租、家具、機器乃至外聘廚師的薪水，樣樣都需要墊付資本。王光祈計劃，工讀互助團先設立三組，第一組27人，經營食堂、招攬石印與裝訂生意，兼營洗衣，「開辦費四百元」；第二組19人，經營業務大致相同，不過地點和第一組錯開，「開辦費三百元」；第三組若干人，全部由女子組成，編織衣物、製作小工藝品，「開辦費三百元」。為此，共需募款一千元。
經過活動、遊說，募款工作之順利，甚至出乎王光祈自己的意料。
如前所述，「五四」前後，改造舊社會、通往新國家與天下大同，已成為新文化界的普遍夢想；然而，該如何改造舊社會？通往「少年中國」的路途在哪裏？所謂「少年中國」又是什麼樣的呢？……沒有人說得清（詳見前文《「第三代人」》）。正因此，「工讀互助團」萌芽後，它迅速贏得了眾多文化界大人物的支持。
在《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王光祈就透露說，「這種辦法已與陳獨秀、李守常諸君等商量」；而在陳獨秀、李大釗之後，蔡元培、胡適、周作人、陶孟和、羅家倫……紛紛列名發起。蔡元培甚至認為，「（少中）會員現又發起一個工讀互助團，他的宗旨和組織法，都非常質實。要是本着這個宗旨推行起來……全中國最重大問題，全世界最重大問題，也不難解決。這真是大有希望的」（《工讀互助團的大希望》）……
在這樣的期許中，17名發起人分擔了一千元開辦費的募集，「限本月月底繳齊」；與此同時，發起人陳獨秀捐洋三十元、發起人胡適捐洋二十元，即使家境貧寒、子女眾多的李大釗，也捐洋十元……僅僅一個星期，募款就大大逾額，「共收入現洋1041元，票洋254元」。王光祈後來回顧，「其中最出力的，當首推陳獨秀先生」。
而在遊說、募款期間，各地青年聞風而動。他們有的來信報名，有的直赴北京。他們的年輕身影，漸漸匯成工讀互助運動的初潮。
7、
後來，在《工讀互助團》一文，王光祈回顧說，「……《城市中的新生活》發表後二三日，便有數十位同志來信，願從事此種生活；一星期後，外省亦有許多同志來信討論此事，於是漸漸由理想見諸實行」。短短半個月時間，報名者已多達幾百人。
何止是來信報名？幾十年後，在《憶工讀互助團》一文中，中華書局副總編輯傅彬然回顧了自己出走浙江、遠赴北京的情形。
傅彬然是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在校期間，他與同學施存統、俞秀松等創辦了《浙江潮》雜誌。這一天，在《時事新報》上，他讀到了工讀互助團徵募成員的消息，「引起極大興趣」。他當即寫信給王光祈，「結果居然獲得了同意」。
當年年底，轟動一時的「《非孝》事件」發生了。施存統的《非孝》一文，令浙江官吏、議員大為震驚，視為洪水猛獸、「大逆不道」。不久後，北京政府更親發電文，勒令查禁《浙江新潮》；甚至有傳聞說，編輯部27人已全部上了警察廳的黑名單，「就要動手逮捕」。在滿城風雨之中，傅彬然與三位同學，施存統、俞秀松以及周伯棣出走浙江，來到北京。
在北京，他們被編入第一小組，「團員十餘人」。與此同時，以工讀互助團成員的名義，他們開始在北大旁聽課程……
又何止傅彬然、施存統？時為上海洋紙行夥計、後來的小說家王魯彥，貼標語反對老闆販賣日貨，「大概被老闆發覺了」，就此投奔而來；著名國會議員易夔龍之女易群先，因為不滿父母的干涉婚姻，「脫離了家庭來參加」；而一個女學生甚至先報名、隨即跋涉幾千里前來，其路途之曲折輾轉，以至第三組聯絡人冰如極為擔心，「一個從來沒出過門小姐式的女子……不知道遇了危險沒有」（冰如，《第三組的經過》）……
在這樣的身影與人流中，1920年年初，工讀互助團的兩個小組先後成立了。王光祈為此激情滿懷，在《工讀互助團》一文中，他說，「不到一個月……工讀互助團居然產生於『首惡之區』的北京城裏」；他說，「各省亦將次第組織，這真是一個很可喜的現象」；他並且宣稱，「工讀互助團是新社會的胎兒……若是果然成功，逐漸推廣，我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將漸漸實現」……
工讀互助運動興起了。
工讀互助團（中） （三）「新社會的胎兒」 8、 1920年1月20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二號刊登《工讀互助團報告》，介紹了一、二兩組的概況。第一組住址在北大附近的騎河樓鬥雞坑7號，共有團員15人。除施存統、傅彬然四人外，後來的著名共產黨人何孟雄、陳公培、張樹榮，後來的無政府主義者張伯根等，均在其中。 第一組分為食堂、洗衣、電影三股，「英算專修館及石印尚在預備中」。其中食堂股七人，分作兩班，早班從上午七點到下午兩點，晚班從下午到晚上九點。之所以大大超出王光祈計劃的「每日每人作工四小時」，是因為開辦之初、事多人少，「暫時重工輕讀」。此外，洗衣股有四個人，「每日大概共洗六十件」；另四名成員則打算開辦英算專修館、招生授課，地址借北京大學二院講堂，「學費每人每月收取二元」。 電影股也有四人，「由食堂、洗衣兩股分任之」。每天晚上，他們在各大高校輪流放映電影，其中周一在女子高師，「專招待女賓」；周二、周三在北大，周六周日在北京高師。至於周四周五兩天，「尚沒有一定的地點」。 第一組共支取開辦費用523元；而團員共11人的第二組，則支取了345元。他們分為消費公社、小工藝品、「廚房」、洗衣局四股。其中，「消費公社」實際上是雜貨店，「現在只有書報販賣，其餘的營業尚需次第舉行」；「小工藝品」是一個小作坊，「有洗髮劑、擦牙（作者按：牙刷）、潤面膏」；至於「廚房」，指的則是他們承包的法文專修館學生食堂…… 第二組地址在西城翠花街狗尾巴胡同。其成員中，也包括了幾名早期共產黨人，羅漢、李實、匡互生等等。而各類營業漸漸開張、團員們熱烈沸騰地實踐「新生活」之際，又一個好消息傳來了：法文專修館的十名學生，「因赴法勤工儉學稍有困難」，決定把國外工讀變成國內工讀。通過每天給他們送飯的第二組「廚房股」成員，他們提出了申請，成立工讀互助團第四小組。 9、 各類營業漸漸開張之際，並不讓人意外地，第三組的成立一再拖延。 如前所述，第三組全部由女性組成。早在構想「菜園子」時期，王光祈就反覆強調解放婦女、讓她們參與社會生活的意義。他說，「若是婦女問題不解決，我們新生活園裏一定要充滿不快的空氣」；他說，新社會漸漸萌芽之際，倘若拒絕婦女的參與，「我恐怕中國百分之九十九的女同胞都要同聲一哭」…… 正因此，他物色了張人瑞、田維等女子高師學生，作為第三組聯絡人（作者按：同期報告人還有「致殊」、「冰如」，或為化名）；他並聯繫了影響極大的《晨報》，頻繁發佈招募消息。然而，僅僅從幾則廣告的變遷，就可以看出第三組成立的艱難。 1月17日，《晨報》以《女子工讀互助團快成立》的標題，刊載了一則廣告。這則廣告宣稱，「成立伊始，團員大概只十人至十五人，有志入團者不可不先行向該校發起人接洽，以免額滿是遺」。但，僅僅四天之後，因為門可羅雀，「以免額滿」的自信，迅速變成了說教、宣傳和呼喚。 這一天，第三組聯絡人撰寫了一則熱情洋溢的廣告，《吾親愛的姊妹們曷興乎來》。「姊妹們呀！處黑暗的家庭，受種種的束縛，這豈不是最苦痛的事情麼？……」在這樣感同身受的詰問後，聯絡人斷言：「……我知道我們女子並非甘心受這種痛苦，沒有奮鬥的精神，實在沒有奮鬥的機會罷了！現在女子工讀互助團已經成立了，就是吾們女子謀幸福的機會到了！……」 接着，聯絡人以磅礴的熱情，反覆呼喊、召喚：「你們要知道，二十世紀的新潮流，就是吾們女子能力發展的時代。十八世紀的舊思想斷不容於現在的世界了！姊妹們呀！快快下一個決心……由徹底覺悟造就社會的新生活。這是最好的機會，千萬不要錯過！快快來罷！歡迎！歡迎！……」 即使如此，此後一個多月，冰如和致殊還是先後發表了兩篇令人沮喪的報告。 2月16日，在《第三組的經過》一文中，冰如談起了招募過程的種種怪現象。她說，經費有了，「現在最困難的就是團員」。一個月來，到女子高師來報名的也有二十多人，「但對於『工』、『讀』兩個字，有點把握的不過兩三人」；而其餘成員大致可以分為三種情況。 一是貧苦人家的女孩子。冰如說：「窮貧的人以為這是個慈善事業，像女子職業學堂。女兒在家裏橫豎吃白飯，不如送到團里去吃幾年飯……豈不是頂好的事嗎？」 正因此，這些父母紛紛委託「穿長衫」、識文斷字的人送女孩子來報名，「說了許多請求的話，要我們可憐他」。而貧苦女孩子之外，來的還有幾個時髦的太太。 這些太太大多受過新式教育。聽說工讀互助團是「女子解放的先聲」、「謀自由獨立的好機會」，她們紛紛前來報名。但，「聽說要在團里住，洗衣煮飯都要自己做，讀書作工都有一定的時間，他就不願意來了」…… 最後，還有一些讀過幾年學堂、但考不進女子高師的姑娘。冰如說，「（她們）聽說團員可到女高師入學，就要來入團，做個晉身的階級，想得到個『女學生』的美名」…… 招募困難之外，還有社會的阻力。談到這一點，冰如似乎頗為傷感。她說，因為擔心逃婚、離家出走的女成員招惹麻煩，房東們都不願把房子租給她們；「我們這兩個星期內，向女高師附近尋房子。……聽說女學生佃，都以為是靠不穩的事，高抬房價，不肯借給我們」…… 如果說，冰如還反覆強調，「第三組無論如何是要成立的」、「要是有畏心，事事都做不到成功」、「我們是一心一意做下去」……那麼，3月24日，致殊發表的《工讀互助團第三組情形》，則流露了悲觀、憂慮重重的態度。致殊說，「現在房子已經租好了，團員也來了幾個，不過當這初辦的時候，不免有種懷疑的態度，和研究的性質」；「將來的進行怎樣，那也不敢武斷」…… 10、 北京工讀互助團以喜憂參半、然而清新多於疑慮的節奏進行着。與此同時，各地工讀互助實踐也風起雲湧、席捲一時。 這一年1月6日，與《晨報》副刊、《京報》副刊、《民國日報-覺悟副刊》並稱為「民初四大副刊」之一的《時事新報-學燈副刊》，刊載了《工讀印刷社徵求社員啟》。如果說，這個在天津發起，宣稱並不是為特別有志的青年設立、「和北京互助團不大一樣」的社團，很快銷聲匿跡的話，那麼，2月3日，由惲代英發起、一個名為「武昌工讀互助團」團體的出現，則意味着工讀互助運動步入了它的極盛階段。 2月5日，在王光祈母校中國大學，一小群教職員工組建了「中大工讀互助團」；2月12日，一個叫「毅士工讀互助團」的團體在北京悄然誕生；2月27日，包括蔡元培、王光祈、毛澤東在內，26名發起人出席了上海工讀互助團成立大會；3月22日，廣東「女子工讀互助團」宣告問世。最後，4月8日，在寫給邵力子的一封信里，張嘯塵也談到，「揚州八中的學生現在也組成了一個揚州工讀互助團」。他說，原本以為他們了解工讀趣旨、實行工讀主義，但經過調查，一行人很快發現，「他們不過於課餘的時候，販賣麵包、果品、書報罷了」…… 張嘯塵斷言，這種不完善的工讀互助團，「絕對沒有存留的價值」。他為此大聲疾呼：「應當快快改組！」…… 如果說，張嘯塵代表着新知識界審慎、「原教旨」的態度，那麼，更加年輕的「第三代人」，則以激揚的情緒、不斷歡呼的面容，反覆讚嘆着席捲全國的工讀互助運動。這一年春天，在列名上海工讀互助團26位發起人後，毛澤東在寫給友人的書信里幾次談及，「今日到女子工讀團……覺得很有趣味」；「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我們在這個大學裏實行共產的生活。……這種組織，也可以叫做『工讀互助團』」…… 如果說，毛澤東的這些話語，讓人想起幾十年後的「公社」生活、乃至席捲全國的大躍進運動的話，那麼，惲代英的《未來之夢》一文，也讓人聯想到此後的中國革命，以及長達三十年的中國生活。 這一年春夏，在考察北京工讀互助團，並效仿少中，將「互助」、「日新」、「健學」諸社的骨幹聯合而為利群書社後，惲代英的《未來之夢》一文，不斷強調鄉村的廣闊天地。與王光祈的田園詠嘆不同，惲代英說，「在書社以外，我們要在鄉村中兩三年內另立一個根據地……索性丟了書社，乾乾淨淨為他謀個結束，大家用全力到鄉村的事業上去，將來再圖個捲土重來之計」…… 「捲土重來」後，如何實現一個共產自給，「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呢？惲代英回答：必須發起共同生活。他說，未來是如此自由、幸福，但在第一個階段，「每人必須為團體的工廠、商店、農場、學校或其他事業，作每日六小時的工作……自由工作原是極應該的，但我們不可只注意自己得個極樂的生活便滿足了。我們寧可多做點工、多掙點錢，為社會謀別樣的福利」…… 又何止工讀互助團？難道，宗白華宣揚過的走進處女地，不能讓人聯想到「一窮二白、最新最美」之類的話語嗎？難道這些表述，「根據地已得」、「不仰求舊社會」、「團體分散各處」、「幫助全世界的人」……僅僅是一個詩人的澎湃想像，而不能理解為「第三代人」的共同特質嗎？ 所謂「歷史」，它的獨特魅力之一正在於此：它不僅是過往時間的現象敘事；在後來、「今天」的表象里，我們總能夠找到它曾經美好、僅僅因為歲月變遷而顯得無比斑駁的前身與來路。
工讀互助團（下） （四）「人的問題」 11、 後來，第一組成員施存統這麼回顧自己對工讀互助運動的最初理解：「……工是勞力，讀是勞心，互助是進化。工讀互助，是人的生活；工讀互助團，是做人的團體。我們以為要做人，就要入工讀互助團。……一邊勞力，一邊勞心；終生工作，終生讀書……」 正因此，在「《非孝》事件」發生後，他才與三名同學趕赴北京、加入工讀互助團。 加入工讀互助團後，他們那樣地激動、驕傲。以施存統為例，他反覆強調，這是個「終身以之」的團體，「我即是團、團即是我」，「團的利害，就是個人的利害」；以俞秀松為例，離家出走、抵達北京後，這個富家子弟當即給自己的父母寫了一封長信，宣佈與他們脫離關係：「……我來的目的是：實驗我底思想生活，想傳播到全人類，使他們共同來享受這甘美、快樂、博愛、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 這是與家庭決裂的宣言，也是個體理想的書寫。為了這個宣言、這種書寫，他們投入了陌生、清新而又激情滿懷的生活。加入第一組後，他們起初負責洗衣服、製作信紙信封之類，儘管「收入都很少」，他們還是夜以繼日、不知疲倦；不久，第一組主要收入來源「儉潔食堂」開張了，他們以無比驕傲的心情，在食堂牆壁上貼了這麼一副對聯：「寧流額上汗，毋染手中血」…… 這是對軍閥、政客乃至千萬民眾的告誡；它也是對自己的告誡：獻身、實踐、改良、創造，這就是「第三代人」對自己的最初期許。他們要成為這個「萬惡社會的保險團體」，他們要成為未來「少年中國的模範團體」；為此，他們告別了過去的生活，他們兢兢業業地充當起了夥計、跑堂、業餘教師、手工匠人乃至洗衣工、洗碗工的角色，他們忘記了自己曾經是少爺、「洋學生」和中產子弟…… 然而，無論他們怎麼努力，一個多月後，小組危機還是出現了。 12、 一開始，小組的危機，似乎是「人的問題」。 好奇、衝動、喜好嘗試、易變……是青年人的普遍特點。工讀互助試驗興起後，各地報名者猶如過江之鯽，然而，小組聯絡人很快發現，許多人純粹抱着湊熱鬧的態度。以第一組為例，1月20日，《新青年》刊載了十五名成員名單，僅僅兩天以後，《晨報》發表的一則報告寫道，「家斌、周方二人，現已出團，故不列入」…… 大浪淘沙後，十三名青年開始集體生活了。起初，他們異常融洽，相互視為「同志」。他們「每星期至少開會一次」，談論着未來的工讀互助社會。傅彬然後來回憶說，「……曾經把團員的衣服都集中起來，分類放置。只要誰愛穿，誰都可以自由檢來穿。這是我們對所憧憬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美好理想的嘗試」…… 然而，對工讀互助社會的不同理解，很快引發了衝突。 收入歸公，是《工讀互助團簡章》明文規定的，成員們對此並無分歧。但，入團之後，一些成員還不時收到家裏的匯款。這部分收入該不該歸公呢？倘若不歸公，工讀互助的意義何在？倘若不歸公，幾個人饒有餘資，大部分成員節衣縮食，小組又怎能維持下去？……正是這些考慮，引發了小組「共產」的爭論。 爭論產生了兩個結果。其一，大部分成員決議共產；其次則是施存統後來回顧的，「主張不合，自願退團者五人」…… 五人退團前夕，「團體非常緊張，差不多要破裂的樣子」。對此，王光祈非常着急，「跑到我們團里來，向我們幾個主張激烈點的人疏通……主張不要太趨極端」（施存統，《「工讀互助團」底實驗和教訓》）。但施存統等人認為，這是關乎工讀互助理想的根本問題，萬難遷就，「所以對於若愚的勸告毫不採取」…… 激烈、「極端」的，又何止這一次？「共產」風潮後，接踵而來的是「脫離家庭」風波。 為什麼會發生「共產」之爭、使團體瀕臨分裂呢？還不是因為老朽、腐爛的舊家庭制度！不脫離舊家庭，團體將時時籠罩在它的陰影下；不破壞舊家庭制度，美好的工讀互助社會就不會產生！……在寫過《非孝》、並引發軒然大波的施存統等看來，「家庭制度是萬惡之源，非打破不可」，「脫離是打破之先聲」…… 由此引發的，是一場曠日持久、「極傷感情」的爭論。施存統後來說，爭論尚未結束，「退團者也有一人」；而全體決議脫離家庭後，「退團的還有兩人」。 八個成員退團前後，又有六名青年先後加入第一組。一個異常激進、「全體一致」的團體出現了：談論婚約問題時，「離婚的離婚，解約的解約」；談論學校問題時，「退出的退出，改為旁聽生的改為旁聽生」；談論男女共同生活問題時，女團員繆伯英的態度比大多數男青年還要激進……施存統後來回憶，「這幾個問題解決後，精神上很有幾天愉快。我們那時以為，我們的無政府、無強權、無法律、無宗教、無家庭、無婚姻的理想社會，在團里總算實現一部分了，所以精神上非常快樂」…… 然而，接踵出現的，是經濟問題。 13、 如果說，各小組風格不同，第一組因聚集了施存統、俞秀松、何孟雄等激進青年，因而衝突不斷的話，那麼，一兩個月以後，經濟問題成為工讀互助團的普遍危機了。後來，施存統留下了一份饒有意味的賬單，它折射了工讀互助團的必然命運。 第一組的營業，分為電影、洗衣、印刷、食堂、英算專修館五種。大約1月20日，領取130元開辦費後，電影股開始在各大高校輪流放映。起初，這份營生頗讓團員們興奮，它符合青年人的性情，並且很輕鬆，「不過只管收票、賣票的事情」；一開始生意也還興隆，「在女子高等師範演了三次，承她們同學的好意，高興來看，每次賣了二百左右張票」…… 但此後生意時好時壞；寒假前夕，「一連好幾天生意冷落」。一個多月的維持後，團員們算了一筆賬，發現三十元盈餘主要來自姑娘們的捧場。於是，在匆促的會議後，電影股解散了。 電影股之後，又一個被停掉的，是石印業務。石印分為印信紙、印信封兩種，「做的人一個兩個不一定」。它的利潤異常微薄，並且不時滯銷；不久，「大概賺三元」、還不夠飯錢的結果出現了，它也就被「辦理結束」了。 最讓人啼笑皆非的，當屬洗衣業務。洗衣股有四個人，「每天作工五點鐘」；但接連三四天，「收了還不到二十件衣服」。無奈之下，施存統只好去找學生宿舍的齋夫，讓齋夫幫忙代收。「齋夫幫洗衣局收衣服，每件是得到百分之二的報酬……我們加他百分之三。」施存統後來回憶：「我們以為這樣一定有衣服洗了……」 出乎他們意料的是，齋夫轉身就去找洗衣局，以此為籌碼討價還價，「一定向洗衣局要求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更可笑的是，這一天，施存統去收衣服時，在齋夫房裏和洗衣局的人狹路相逢…… 「（洗衣股）辦了兩個多星期，僅僅收入七十幾枚銅子」。而在電影、石印、洗衣幾股紛紛停業後，更大的危機發生了：食堂辦不下去了。 食堂地址在北大沙灘校區附近，以北大師生為主要顧客。一開始，這個名為「儉潔」的食堂似乎生意興隆；它只有三間房子、五張餐桌，於是，兩個多月後食堂擴大規模，「另租兩間房子，增添五張桌子」。 就是這次「擴充」引發了食堂危機。團員們很快發現，「生意既不發達，開銷又比前大」；而十幾天以後，不僅「每天要虧本一元五角」，料理食堂的共有八個人，「連這八個人的飯都沒得吃」！…… 施存統後來談到，「食堂無異是我們的根據地」，「差不多我們這回失敗，形式上都是它的緣故」……值得一提的是，直到此時，施存統還沒有發現食堂失敗的真正原因：它的大部分收入來自外賣、學生「包飯」，來飯堂點餐的顧客很少很少；擴大店堂規模，在增加開支之外，絲毫無助於食堂生意。 更富有意味的是，五種營業中最賺錢的，當屬僅有兩名團員、區區七八名學生的英算專修館。前後兩個多月，它僅支出兩元，收入七十餘元…… 1920年3月23日，在「萬難支持」、無法維持生活的情況下，工讀互助團第一組解散了。施存統寫道：「開了一個會，議決各人自由另找工作。工讀互助團的主張，從根本上推翻了！……」 第一組的解散，震動了新文化界、千萬知識分子。 14、 4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五期上，王光祈、陳獨秀分別發表文章，探討第一組失敗的根源。在《為什麼不能實行工讀互助主義？》的標題下，王光祈以一個副標題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是人的問題，不是經濟的問題」。 王光祈列舉了種種問題，人浮於事、浪費較多、經營不善、感情不融洽、「互相懷疑」、精神渙散、一些人「不肯努力作工」、一些人不了解工讀互助團「深厚遠大的意思」……他並反思了自己的責任：雖經審慎挑選，但知行合一的團員「實不多見」；他說，「今日演出此種現象，完全是我當日急於組織成功的罪惡」！ 或許，最令他耿耿於懷的，卻是他一語未及，但令第一組「感情大壞」、不得安生的易群先事件？ 如前所述，易群先是國會議員易夔龍之女，因反對父親的婚姻安排，出走北京參加工讀互助團。她漂亮、活潑、大膽，「差不多每個團員都喜歡她」。這一天，易群先告訴施存統，她與何孟雄自由戀愛了。這句話引起了軒然大波。 施存統後來說，他對此「又驚又喜」。但幾天後，幾名成員連夜開會，以妒怒交加的態度逼迫何孟雄承認錯誤；一怒之下，易群先遠走天津。這麼一來，事情愈演愈烈，那幾名成員決議驅逐何孟雄、施存統、陳培公…… 在王光祈看來，這是「人的問題」的明證。陳獨秀也認為是「人的問題」。他並轉引了一名成員的來信，「只可說第一組的人失敗了，並不是工讀互助團不能辦」。而對此，胡適站在「原教旨」、實用主義的立場上，嗤之以鼻。 遠在工讀互助團發起不久，在一次演說中，胡適就批評工讀互助運動「名實不符」、掛羊頭賣狗肉。他說，17名發起人中，「有幾個人的目的並不注重工讀，他們的眼光射在『新生活』和『新組織』上。因此只做了一個『工』的計劃，不曾做『讀』的計劃」…… 這個批評，針對的無疑是王光祈、陳獨秀。胡適認為，這是計劃的「根本大錯」。因為這個錯，「工作的時間太多……沒有做學問的機會」；因為這個錯，工讀變成了「挨役」，「只有做工的苦趣，沒有工讀的樂趣」；因為這個錯，工讀互助團朝不保夕、困難重重，「但他們對於家庭、婚姻、男女、財產等等絕大問題，都早已有了武斷的解決，都早已定為成文的戒約了」！ 那麼，胡適怎樣理解工讀互助運動呢？ 胡適談到，美國至少有幾萬人過着工讀生活，但在他們自己看來，這是極平常、極現實的選擇；他說，「工讀主義只不過是靠自己的工作去換一點教育經費，是一件極平常的事……算不得什麼『了不得』的新生活」；他並刻薄地挖苦道，「用不着掛什麼金字招牌……如不能使團員有自修求學的工夫，那麼，叫他泛勞動主義也罷，叫他新組織也罷，請不要亂掛『工讀主義』的招牌」…… 如果說，王光祈、陳獨秀、胡適等人，都還在工讀互助團範圍內探討問題的話，那麼，戴季陶、施存統的思考，則指向了工讀互助團背後的那個社會、那種制度。 （五）餘音 15、 1920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定名三十四周年。這一天，戴季陶創辦的《星期評論》發行了「勞動紀念號」；在這一期雜誌上，這個深研馬克思主義、曾翻譯《資本論解說》的國民黨元老，發表了《工讀互助團與資本家的生產制》一文。這篇學養深厚、冷靜精闢的長文，為工讀互助團的失敗提供了一個新解釋。 戴季陶反對胡適的「原教旨」立場。他說，個體出路與「分工協作」、「勞工神聖」觀念的結合，是工讀互助團的出發點；王光祈為「工讀互助」而發起，團員們也是為「工讀互助」而不是單純的工讀而來，美國工讀主義是什麼樣的，和工讀互助團沒有關係。所以，「不能因此便說他們要解決『婚姻問題』、『財產問題』有什麼不對，更不能在他們的理想上面便去加上武斷兩個字」…… 那麼，工讀互助團為什麼失敗？這些思想與生活相衝突、因此追求新社會的青年，他們的出路又在何方呢？ 戴季陶認為，工讀互助團失敗的根源，在於財產私有、大機器生產與資本化社會；一句話，在於資本主義制度。大機器擠壓着作坊、工場、手工業者，讓他們無法抵抗地、「一步一步的立在劣敗的地位去」；它並席捲、壓迫着大多數人群，職員、農夫、商業僱員、學生……以農夫為例，他的紡車閒置、他的失去手工兼職、他的被迫購買商品，都是明證，更不必說未來農機和工業化農場的出現了；以學生為例，古代求學的人，只要有兩本破書，「都可以咀嚼出許多高尚的哲學來」，但如今，學制也已經工業化，它逼迫大部分學生脫離鄉村、繳納學費、積年累月。而這也是工讀互助運動的成因之一。 在資本的擠壓下，手工業者、小商人、中產農民……「中流階級的貧民化」已經是一個趨勢。戴季陶說，「市場上面手工業工人的生活難，就是工讀互助團團員的生活難……因為工讀互助團里的設備，還是手工業的設備」；又何況，他們經驗不足、熟練程度差、協作不流暢，更何況，手工業者起早貪黑，而工讀互助團卻有一個必要條件，「勞動時間少」。他認為，「我想這是把最困難做到的條件，做了必要條件」…… 正因此，工讀互助團的「作工」時間不斷增加，從四小時到六小時、八小時，乃至十小時；也因此，工讀互助團的失敗是註定的…… 那麼，他們該向何處去呢？ 如果說，戴季陶的上述分析，無一不以《資本論》為理論基礎，那麼，他的建議與呼喊卻有着「工黨」色彩、合法鬥爭的鮮明傾向。他大聲呼籲：「投向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工場去！」 他說，既然資本化不可抗拒，「獨善其身、獨善其家、獨善其國，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麼，還不如走進工廠、組織工會，「謀工場勞動者的團結」；他說，「時間問題、工銀問題、幼年保護問題、婦女保護問題、社會的保險、勞動者住宅、教育、娛樂、慰安，都是只有靠勞動者的團結與奮鬥才可以解決」，這是唯一的辦法…… 也是在這一期雜誌上，年僅22歲的施存統，發表了長達萬餘字的《「工讀互助團」底實驗和教訓》。此後幾十年，這篇文章被反覆轉載、不斷引用。 16、 在這篇長達萬餘字的長文里，施存統以真誠、悲憤、略顯偏激的情感，回顧了工讀互助團第一組的營業、賬目、生活、工作、衝突、危機，陳述着他的理想、激情、希望、失落、傷感、憂慮……他說，「對於工讀互助團，抱有莫大的希望，希望將來的社會……成為一個工讀互助的社會」；他直言不諱地宣稱，經過三番五次的討論，他們擬定了實施步驟，「第一步鞏固團體的基礎……第二步擴張我們的團體，實行主義的宣傳。第三步聯絡各處的同志，結成一個大團體，實行世界革命」…… 對自己的偏激、「極端」，他並不後悔。他說，「幸而這幾位不贊成共產的團員，自己願意退團，讓我們試驗新生活」；他說，「我們這種態度，自己也很以為不好，不過我們為團體着想，只希望團的基礎打得穩固」。他並不避諱易群先事件的影響，「直到群先離團、外面攻擊、適之演說，於是感情大壞、精神愈散，團體已不能一日存在」…… 在所有當事人中，他是唯一一個談及易群先事件的。 他激動地質問胡適：「適之稱我們為武斷的解決……但我要請問適之：你沒有成為學者的時候，有沒有問題？你如有問題，而且也要解決它，那麼是不是也和我們一樣的武斷解決？我以為武斷的解決，比不解決總要好一點！……」 不僅胡適。他也不滿王光祈的結論。他說：「我以為他們兩個有同一的謬誤，就是太相信自己的理想，不顧事實怎麼樣。若愚相信工讀互助團定可以組織，所以一切失敗都歸罪於人的身上；適之相信實行工讀定可以維持生活，所以一切失敗都歸罪於主義身上……」 那麼，他認為工讀互助團失敗的根源是什麼呢？ 和戴季陶一樣，施存統將根源歸結於社會。他說，「現社會的組織是資本主義的組織，一般平民都做資本家的奴隸」；他說，「凡是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底下……都要直接間接受經濟的壓迫」…… 不僅如此。工讀互助團的努力，有什麼意義呢？賺了一些錢的電影股，承蒙的是女子師範姑娘們的好意，「她們的錢是哪裏來的」？賺了一些錢的英算專修館，學生大多是富家子弟，還不是替資本家作工！不管願意不願意，承認不承認，活在這個社會、這種秩序里，都參與乃至贊助着資本主義的運轉！ 儘管如此，他說，「我們並不因此懷疑共產主義（作者按：非專門名詞，僅指財產公有）。我們因此更信共產主義。……我們最敬愛的朋友，不要因為我們一時的失敗，就去懷疑我們神聖的主義！」…… 那麼，該怎麼實現財產公有呢？他說，「我們如果有能力把資本家所掠奪去的資本收得回來，那才不至於受經濟的壓迫」； 他說，「從這一次的工讀互助團的實驗，我們可以得着二個很大的教訓……（一）要改造社會，須從根本上謀全體的改造，枝枝葉葉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會沒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試驗新生活。不論工讀互助團和新村。」…… 「如果要免除這些試驗新生活的障礙……惟有合全人類同起革命之一法」！ 在這樣的評論、回顧和歸結中，1920年10月12日，在《北京大學日刊》，命運多舛的第三組刊登了一則廣告：「諸君要做衣服嗎？請快到女子工讀互助團去！……必能令諸君滿意」；而10月28日，第四組則以「快！清潔」的標題，刊登了食勞軒食堂重新裱糊、更換廚夫的消息。此時，已經沒有多少人關心它們的前路了。不久後，這兩個小組連同第二組，連同在各大城市的眾多小組，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一個駁雜而短暫的時代結束了。
「疆場上見」 1925年冬天的一個清晨，惲代英、鄧中夏、楊賢江來到上海民厚北里1719號，拜訪中國青年黨的三位首腦，曾琦、左舜生和陳啟天。這一天，六位少中會友交談了一整天，但談話很不愉快，「從早晨起，辯爭至深夜……逐於深夜不歡而散」。陳啟天記得，臨別之前，「鄧中夏與我們握別說：『與諸君再見於戰場』」。 不知道這一刻，鄧中夏的表情是激昂還是傷感？然而，左舜生的心情是異常黯淡的。不僅楊賢江是他南京分會的多年密友，他還那樣欣賞鄧中夏、惲代英。幾十年後，他評價說，代英還帶三分做作，「中夏則純任自然，大氣磅礴。假定他們二位不死，不知比今日的毛澤東、劉少奇何如？」…… 隨着時間的流逝，這一天的具體日期，被漸漸遺忘了。楊賢江病逝後，惲代英、鄧中夏先後遇難；而活下來的三個人，也只有「某日」的淡淡記憶。或許，他們等待這一天已經很久很久了？過去的五年多，他們為「主義」、為中國道路不斷爭吵；他們都明白，這一天遲早會到來的。 他們的爭吵，從王光祈離別故國後開始。 （一）「標明主義」 1、 1920年4月1日，工讀互助團第一組解散八天後，在上海黃浦江碼頭，王光祈踏上了法國郵輪Paullecat號，打算途經歐洲前赴美國，考察工讀主義並在美留學。這一天，與他同行的還有少中會友魏時珍、陳寶鍔、塗九衢，以及學者吳虞的女兒吳若膺；當輪船漸漸駛離碼頭時，在岸上不斷揮手的幾個身影中，也夾雜着來自湖南的毛澤東。 這一天，王光祈的心情無比沉重。儘管第二組、第四組仍在艱難維持，而在冰如的努力下，第三組也行將成立。但，第一組的解散，意味着工讀互助試驗的失敗。不久，在寫給惲代英的一封信里，王光祈表示，「（我）將以此為終生事業，決不因此次失敗而喪氣」。他並因此決定前往工讀運動最盛的美國，考察經驗、總結教訓。 然而，十幾天後，郵輪抵達新加坡時，一封電報卻讓他改變了航向。 來電的是少中南京會友方東美。這封長電，為的是與王光祈同行的吳若膺。不知道什麼時候起，王光祈與吳若膺悄悄戀愛了；消息傳開後，無窮無盡的麻煩開始了。眾多年輕氣盛的會友紛紛阻止；他們的理由，並非遠在四川、已隔絕六年的王次嶼。他們的理由是「婦女運動」。 「光祈性格，高超純潔，其律己之嚴，同人中無出其右者。惟情之所鍾，獨在一晚輩如花之美媛……」幾十年後，方東美在台灣回憶往事，幾近老淚縱橫：「當時少中同人群以未來中國文化創造力之一半，應由全國婦女負荷之，故極力倡言婦女運動。苟因發起人一人私情溺愛之故，致令婦女運動遭受疑難挫折，將何以見諒於國人？……」 當時，婦女運動困難重重。結合安那琪主張，眾多守舊者斥之為「共產共妻」，一般民眾也頗多詰難。毫無疑問，倘若王光祈與吳若膺結合，反對者必將添油加醋、借題發揮。正因此，在魏時珍建議下，兩人決定避居美國。但性格偏激、異常固執的方東美並不就此罷休，在這封洋洋灑灑的電文中，他歷數「七不可」，苦勸王光祈與吳若膺分手。他並以異常激烈的口吻，告誡王光祈「勿貽終生之羞」…… 這份電文讓王光祈決定改道歐洲。一個多月後，在法國馬賽港，他送別了孤身赴美、淚眼婆娑的吳若膺。不知道輪船漸行漸遠之際，王光祈心裏想到的會是什麼？從此，他開始學習音樂，並過起了苦行僧一般的日子；從此，他再也沒有見過吳若膺，也沒有再嘗試他曾經宣言的、視之為「終生事業」的工讀互助運動。在短短一年多以後，他激盪、豪邁的心事，永遠地成為了過去。 後來，方東美視此為平生「三大恨」之一。而隨着王光祈的蟄居德國，一個漸漸對抗、分崩離析的少年中國學會出現了。 2、 王光祈赴歐前夕，3月31日，在北京大學，李大釗創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第一組的解散，對李大釗同樣衝擊巨大、影響深遠。3月23日，也就是第一組解散當夜，他給陳獨秀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談到，「我覺得工讀團要想維持，還是採取純粹的工讀主義才是」。換而言之，工讀互助運動不可能成為「新社會的胎兒」，對於改造舊社會，它的影響異常微弱、渺小。 那麼，該怎麼辦呢？此後幾天，他和十幾名青年反覆討論，最終決定發起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他徹底告別改良、安那琪的生涯了；他將目光投向了蘇俄，並投向蘇俄的理論源頭，那個行文縝密、氣勢磅礴的大鬍子思想家。 研究會共有19人。李大釗之外，它還包括少中的鄧中夏、劉仁靜、高君宇、黃日葵，工讀互助團的何孟雄，新民學會的羅章龍，等等。他們大多是北大學生。幾個月後，它漸漸地演變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中國共產黨策源地之一出現了。 又何止是策源地之一？這一天，在北大俄籍教授鮑立偉的介紹下，李大釗會見了共產國際遠東局局長威金斯基一行。《李大釗年譜》記載：「……經與威金斯基深入交談，對籌建中國共產黨取得一致意見。」不久，他又把威金斯基介紹給了流亡上海、號稱「五四運動總司令」的陳獨秀；據說，幾天之內，這個率性而激進的教授很快轉軌了。 「南陳北李」的格局出現了。與此同時，「馬邁耶夫則留在北京幫助籌備建黨工作。」馬邁耶夫介入後，建黨步伐大大加快了。8月16日，在中央公園，李大釗出席包括少中在內的五團體聯席茶話會，並由此結識覺悟社發起人周恩來；8月18日，在「改造聯合」的旗號下，五團體正式結盟。而8月19日，他又以個人名義，闡述少中「標明主義之必要」，並提請全體會友討論、決議。 這個議案，後來被認為是少中長達五年、愈演愈烈的「主義「紛爭之伏筆。 3、 一開始，對李大釗的議案，眾多會員沉默以對。9月15日，《少年中國》月刊以「北京會員參加籌備『改造聯合』」的標題，刊發了李大釗的建議。但幾乎沒有會員參與討論。緊接着，11月15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少年中國》又刊載《改造聯合宣言》，提出包括少中在內，各團體應「集合在赤幟下」；這份宣言同樣應者寥寥。 此後幾個月，沒有人再提及這個話題。但，次年1月15日，惲代英發表的《少年中國學會的問題》，成為「主義」紛爭的一個重要鋪墊。 這一年，25歲的惲代英無比失落、迷茫。工讀互助團的失敗，讓他漸漸質疑起了安那琪。作為最早、最堅定的安那琪信仰者之一，幾個月來，他和王光祈不斷通信、討論；與施存統一樣，他不相信這僅僅是「人的問題」。而在探討社會根源之餘，他說，他想在小範圍內再次實驗工讀互助，「辦一所小學，兩三個人做一個教師的事，一個人的薪水做兩三個人的生活費……生活無恐慌，讀書有時間」…… 他也更加關注少中生活。在這篇文章里，他談到，少中會友分散各地、彼此陌生，表面上是同志，「其實我在許多會員心目中間是個化外的人，許多會員在我心目中間亦是化外的人」；他說，「中國惟一的希望，或者在少年中國學會身上」，但除了幾本月刊、幾次例會，會員們彼此說幾句私人勉勵的話，「我們學會……還有什麼切實的團結作用呢」？他並且表示，在學問日進、品格修養之外，少中會員應「自覺的聯合於一個共同目的之下，有計劃的分工互助」…… 這些說法，折射了偏居一隅、困頓苦悶的外地會員的觀感。他們渴盼走出舊天地、獲得新追求，但他們無力、掙扎，缺失精神與組織資源；他們的加入少中，為了給自己的生活帶來新的轉機，然而，他們所在的城市只有寥寥一兩個會友，他們呼吸不到新鮮空氣。少中「入會者需五名會員介紹」的規約，隔絕着他們身邊的眾多同學、友人……惲代英為此建議，7月1日，也就是少中成立兩周年紀念日，在南京召開一次年會，「各地會員，苟非萬分的不得已，必須求其到會」。 惲代英的建議，合情合理。它獲得了大多數會員的支持。不久，評議部也刊發了一則啟事，要求各地會員準備提案，以便年會集中討論、集體議決。 這個建議、這則啟事，成為北京總部「研究主義」的前奏。 4、 2月19日，在李大釗辦公室，一群北京會員舉行例會。這一天，鄧中夏談到，北京總部應向年會提出「決定主義」的議案；在此之前，會員們應研究各種主義、「為之預備」，以便「討論出一個道理來」。 毫無疑問，沒有年會這個環節，「標明主義」只會個人建議、應者寥寥；各地會員也將各行其是，個人信仰不會牽涉進會務。但，年會使天南海北的各地會友聚集一堂，並多少帶有群體裁定的性質。在這個背景下，鄧中夏提出這個建議，也是順理成章。 儘管如此，6月17日，在接近四個月的研究、討論後，二十餘名總部會員拿出的《談話會記錄》，表明少中依然是一個觀點各異、立場眾多的「自由人的聯合體」。 對於「主義」，北京會員大致形成了四種立場。第一個觀點認為，少中不是沒有主義，「創造少年中國就是本學會的主義」；儘管略顯籠統、模糊，但會員們不斷實踐、改良，我們也能創造出「適合我們生活的進步的理想少年中國」；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人類生活不是一種主義所能概括的，「不能採取一個主義，而且也沒這必要」。如果說，這個看法讓人想起自由主義立場的話，毋寧說它有着深重的、王光祈式的「聯合體」痕跡，乃至揮之不去的安那琪色彩。這些會員談到，雖然不贊成有共同的「主義」，但，「就一般主義中定一個最低及最高限度，也未嘗不可」。 所謂「最低限度」，讓人想到王光祈所說的少中「同車而行」、共走「第一段路程」；而所謂「最高限度」，則無疑是那個安那琪的國家與世界。畢竟，無論什麼主義，它的終極追求都是這個…… 還有一種觀點則是不言主義，但與第一種極為接近。一些會員表示，「不願我們學會也變成空談主義掛招牌的團體」；他們說，少中同人應是「實事求是的實際改造家」，應點點滴滴地改良社會，改造國家…… 或許，「不言主義」與「少年中國主義」，其實是同一類人？他們都標明了改良立場，只不過表述方式不同而已；進一步說，嚮往安那琪、提出「最低及最高限度」的那些會員，又何嘗不是改良主義者？經歷近三年的時代風潮，在參與社團、信奉安那琪、發起「五四運動」、目睹工讀互助實驗之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依然沒有改變溫和的立場。他們依然行走在原先的軌道上。 這一天，北京總會達成一項決議，「此次在南京大會無論何種提案，只用會員名義，不用總會名義」…… 無論如何，1921年7月1日，在南京玄武湖畔，少年中國學會的第一次年會召開了。 （二）南湖上的那條船 5、 儘管「各地會員……必須求其到會」，但，過去的三年，十餘名會員漸漸渙散，幾十名會員遊學海外，這一天來到紫金山下、石頭城中的，不過區區23人。 北京來了鄧中夏、劉仁靜、高君宇、黃日葵；南京來了張聞天、沈澤民、楊賢江；武漢來了提案者惲代英……如果說，第一天的會議，因為三名北京會員鄧中夏、劉仁靜和黃日葵未能及時趕到，會務組擱置了宗旨、主義、「政治活動」等議題的話，那麼，7月2日，八名共產主義青年的集體出場，則使現場氣氛無比熱烈。 按照會務組的安排，這一天清晨，23名會員走進玄武湖畔的一家茶館。主持人講話後，南京會員劉衡如首先發言。劉衡如說，「結會有兩種」，一種是為了某種目的、乃至某種「主義」聚集的，另一種則是沒有目的、「為研究求得某種目的而結合的」；正因此，「討論問題不可不辨清這一點」。 這些說法不偏不倚。這些說法也近乎廢話。在近三年的時間裏，大多數少中會員不都在研究「某種目的」麼？而包括李大釗在內的眾多會員，不都是因為時世劇變，覺得「研究主義」不夠，才提出「標明主義」的麼？ 為此，緊接發言的鄧中夏談到，少中既需「研究」、又需「實行」，但二者有輕重緩急之分。幾年來，這個國家仿佛走進了死胡同，生死存亡繫於一髮，「中國向何處去」已成為必須回答的問題，「故必採取或創造一種主義」。隨即，鄧中夏又表示，「自然我亦不是急於求決議，今天便要定出一種共同決議；但以為必須從今天注意問題，研究時局……求將來有一種規定」。 對此，南京會員方東美認為，「北京會員多半因受惡刺激太深，為保持人格故，力爭要規定共同主義」。他說，以他自己為例，當初之所以入會，類似於古人的「學會詩」，為的是一種「非理智的愛悅」。而入會之後，他剛剛學到了「舊哲學」，少中卻又進入一個「科學時代」。因此，一切都變幻不定，求共同的主義是不可能的…… 高君宇針鋒相對。他說，尋求「少年中國」是每一個會員的夢想；在這個意義上，主義不是宗教，甚至不是信仰。主義只是一種方法，「是向各方面改造的方法」。如果少中連方法都不能統一，它和會員們各自尋求、各自奮鬥又有什麼區別？會員們又為什麼加入這個社團呢？ 成都會員穆濟波則認為，「無徹底研究，無具體計劃，總不易談主義」…… ………… 在觀點不一、眾說紛紜中，毫無疑問地，南京年會沒有達成任何結果。如果說，高君宇「主義只是一種方法」的表態，大致折射了此前討論的平和基調，那麼，幾天以後，劉仁靜的離開南京、前往上海，則預示着少中的大分化、大對立。 劉仁靜前往的，是上海租界的一處公館，以及嘉興南湖裏的那一條船。 6、 幾十年後，在《毛澤東傳》一書，R-特里爾寫道，那幾天，「與會者都沒有覺察，一個影響歷史的大事件正在發生」。因此，共產黨的兩大創始人，陳獨秀與李大釗沒有前來；也因此，在與上海咫尺之遙、「一日可達」的南京，幾個少中會員反覆遊說着、活動着，但他們都不願意前往上海，而將這個任務交給了最為年輕、性格庸常的劉仁靜…… 又何止劉仁靜？這一天，聚集在李書城寓所、隨後又走向嘉興南湖那一條船的，還有兩名少中會員，毛澤東和周佛海…… 南湖會議後，少中的「主義」紛爭漸漸急驟、激烈起來。 1921年9月1日，《少年中國》第三卷第二期以全部篇幅，刊登了各地會員的南京年會議案、評論、觀感。劉衡如認為，以政治為醜惡，是少中的最初立場，現在看來，一些會員要參加政治活動，也未嘗不可，但，「何必一定要個一致的解決，或以大多數意志強迫少數人丟自己主張呢」？邰爽秋則嘆息說，惲代英「取消主義說法」、「另立最低限度」的折中辦法，都得不到認可，「我看將來的結果，不出於有形解散，便出於無形解散」。鄭伯奇談到，少中早已有了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只不過「我們自己不大顯着地意識罷了」；但真正的問題，在於「實現主義之手段」，是蘇俄模式，是安那琪實驗，還是基爾特式的民主與工團活動？他說，不管什麼主張，「我卻不信這是矛盾……因為我們共服侍這一位女主人，便是少年中國」；李璜則反覆強調，諸位過多關注社會、政治，卻忽視了思想革命，他說，「先政治的不如先社會的，先社會的不如先思想的」…… 在眾說紛紜中，最饒有意味的，當屬發起人王光祈的表態。 對「主義」紛爭，王光祈平淡而嚴厲地表示，「主張社會活動，反對政治活動，為本會精神之所在……違背此項精神者，即作為違背學會宗旨，請其出會」。隨即，他開始規劃他的新村藍圖，「先辦一半工半讀之小學校，並租田十餘畝為自耕之計。……三年之後，即擴充為中學校，又四年後即擴充為大學。同時籌辦工廠」。他說，「十年之內，基礎已立，再進而改造中國……少年中國於四十年之內必可出現」。 還有誰理會他的「三年」、「四年」、「四十年」！還有誰重視他願當「小學校庶務」、「農場經理」或「各縣巡視」的表態！對加入共產黨的那些中國少年而言，這樣的計劃既不符合酣暢淋漓的性情，也近乎白日做夢。當年秋天，他們紛紛走向民間，在廠礦演說中，在學校鼓動中，在成員發展中，在組織擴張中……以鄧中夏為例，幾十年後，一個長辛店老工人依舊滿懷深情地回憶說，「那時，我們一點不懂得什麼叫公社，什麼叫社會主義。是鄧中夏先生讓我們明白了我們是無產階級……我們決心跟着他做下去！」…… 也是在這樣的風潮中，1923年12月2日，在遙遠的巴黎，以少中成員為主體，中國青年黨成立了。它伏筆着後來的「再見於戰場」。 7、 1922年秋天，在法國留學的曾琦、李璜，在英國留學的余家菊，以及在南京讀書的左舜生、陳啟天，開始此起彼伏、遙相呼應地宣傳國家主義。此後一年多，《少年中國》、《新聞報》、《中華教育界》、《先聲周報》……在眾多報刊，他們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與此同時，通過中華書局，他們印行了大批小冊子，《釋國家主義》、《國家主義正名》、《國家主義答客難》、《國家主義淺說》…… 一年多的宣傳後，在成員600餘名，由少中巴黎分會、中共旅歐支部、學生勤工儉學總會等團體組成的旅法聯合會中，「他們佔有大部分勢力」（李富春、劉伯莊，《向團中央的報告》，1924年3月22日）。然而，在此期間，一些少中會員的轉軌，讓曾琦、李璜、魏時珍坐立不安，「深為痛心」。 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趙世炎。抵達法國後，這個少中會友、曾琦「所最契重的青年活動分子」，與周恩來頻繁交往、結為密友，而與曾琦等人漸行漸遠。這一年冬天，任憑他們苦苦勸說，「（趙世炎）不聽勸告，竟而加入共產黨」。 趙世炎的遠去，讓曾琦萌生了組黨的想法。他的《癸亥日記》記載，1923年1月28日，「上午早醒，在床構思，擬發起中國青年黨」。李璜則回憶說，「國際共產主義，因有黨的組織，在國內外皆得青年知識分子暗中趨附。……如不早起而與之對抗，共產主義更易成功……」（《學鈍室回憶錄》） 經過大半年的活動、籌備，當年年底，在巴黎玫瑰村共和街，中國青年黨成立了。一開始，它只有區區12個人，但四個多月後，它就建立了四個支部、擁有60餘名黨員。 1924年秋冬，曾琦、李璜先後回國。曾琦住進了左舜生、陳啟天在民厚北里1789號的寓所，李璜則前往武漢，與余家菊成為同事。這五名黨魁親密無間、精誠合作，在他們的合力下，席捲全國的「醒獅」運動興起了。 在北京，「國魂社」、「救國團」、「中國少年衛國團」；在上海，「大夏青年團」、「商界青年同志會」、「復旦國家主義青年團」；在成都，「惕社」、「光國社」、「起舞社」；在長沙，「新民學社」、「固中學會」、「少年中國自強會」；在美國，「大江會」、「大神洲會」；在歐洲，「先聲社」、「工人救國團」、「國際同志會」；在日本，「孤軍社」、「華魂會」、「江聲社」、「獨立青年社」……短短一年時間，中國青年黨在十幾個省份、幾十個城市蔓延開來了；通過眾多外圍社團，它建立了幾百個支部、擁有內外圍成員一萬餘人。它的聲勢足以與漸漸崛起的中國共產黨相提並論。 更重要的是，遏制共產黨、與中共各支部爭奪成員，是青年黨持之以恆、孜孜不倦的組織方略。正因此，才有了鄧中夏、惲代英諸人的反覆勸說；也因此，1925年冬天，當少年中國學會「全會騷然、不可終日……自動解散」後，鄧中夏才以「再見於戰場」的話語，終結了他們的友誼，並終結那攜來百侶、書生意氣、「萬類霜天競自由」的風華歲月。 對歷史來說，一個嶄新的、風起雲湧的大時代開始了。 （三）「時刻準備着，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 8、 少中解體了，一個嶄新的大時代到來了。也是1925年，32歲的毛澤東回到韶山。此後幾個月，在同鄉、原湖南自修大學工讀生毛福軒的幫助下，他發展了四名青年入黨。當年夏天，以毛福軒為書記的韶山特別支部成立了。不久，毛澤東離開韶山，經長沙前往廣州；就是在長沙逗留的那幾天，他寫出了懷念「百侶曾游」、「萬類霜天競自由」歲月的《沁園春-長沙》。 他走向廣州，參加被稱為「大革命」的國共合作；隨即，他又回到湖南，發動幾千名農夫參加秋收暴動。在秋收暴動中，他發展的韶山支部黨員龐書侃、毛新梅先後遇難；而走上井岡山後，李耿侯陣亡、鍾志申被殺，混入上海金山縣警察局的毛福軒，更慘遭五馬分屍。韶山最早的五名黨員全部死掉了，後來，他們被稱為「韶山五傑」。 死掉的，又何止是「韶山五傑」？1927年4月28日，當韶山特別支部發展為下設15個支部、230名黨員的總支部時，在遙遠的北京，李大釗犧牲了。 李大釗之死，慘烈而悲壯。次日，北京《晨報》報道，殉難20人，「首登絞刑者為李大釗，聞李神色未變，從容就死……赴難前李所留遺照，目光和悅，泰然自若，恍如平日」。不久，《北洋畫報》進一步描述說，「連絞三次……歷時二十餘分鐘始絕」。 李大釗遇難後，「李妻聞耗，悲痛號泣，氣絕復甦者數次……其孤苦伶仃之慘狀，見者莫不淚下」。他拋下這個含辛茹苦、一生艱難的女人，拋下一群子女，一個人獨自走了；在他走後，妻子趙紉蘭甚至無錢安葬他，只好拖兒帶女，挨家挨戶地登門求告。他的靈柩被寄放在寺廟裏整整六年，直到1933年春天，白花、輓聯、遺像、松柏……他才在浩浩蕩蕩的送葬隊伍擁簇下，被安葬進了香山萬安公墓。據說，送葬隊伍的最前頭，一群北大學生舉着這樣四個大字：「精神不死」！ 就這樣，李大釗死掉了。在此之前，高君宇已經去世；在此之後，當年夏天，趙世炎被殺；三年後，黃日葵病逝、楊賢江病逝；又一年，惲代英慷慨就義；又兩年，鄧中夏壯烈犧牲，沈澤民死在大別山區……少中的二十餘名共產黨人，有的分化、有的沉淪，有的脫黨，有的淪為大漢奸，但大多數人還是死掉了，為了他們的那個「少年中國」。後來，毛澤東寫道，「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 也是在這樣的犧牲和死難中，1945年秋天，毛澤東來到重慶。幾天後，他邀見在大後方的二十餘名少中舊友。在滄海桑田般的變遷之後，他又見到他們了。 9、 也是1945年，為調解國共之爭，左舜生曾經拜訪延安，並與舊友張聞天見面。他驚詫於張聞天的變化；他說，他們只談一些私人往事，「不及其它」，但不知是任弼時在場的緣故，還是別的什麼原因，「張少年時也是英氣勃勃的，這個時候居然變得規規矩矩，不敢放言高論了」…… 與張聞天一樣，毛澤東的變化也很大。二十餘名舊友來到上清寺渝園時，他尚未到場。當曾琦、左舜生、陳啟天交談國事，而朱自清、宗白華、方東美等人閒聊學問時，毛澤東出現了。方東美記得，「（毛）舉目流盼來賓，一若大黨魁之視群眾」…… 「少中同人多系飽經憂患者，何能服此氣勢？」方東美後來回憶，不知道由誰挑頭，二十餘人齊聲高呼，「毛大哥到矣！」 更有趣的還在後頭呢！一聲「毛大哥」，讓毛澤東頓時平和。方東美甚至覺察，「驀然顯露昔年初蒞南京時之鄉曲情態」。而當毛澤東說起昔年初抵南京，一天走了九十多里、「巡行全城周圍」時，會友們相對鬨笑，其中一個好事之徒玩笑說，這是萬里長征的初步練習，「今日仍有此雅興與否」？ 說歸說，笑歸笑，畢竟此一時彼一時了。陳啟天後來回憶，「我與曾琦、左舜生、余家菊等雖曾應邀前去，但彼此心照不宣，無多話可說」；而另一名會友也談到，「至於往日交情，實在提不得了」…… 也是這一天，在宴席上，毛澤東打聽起了王光祈。 10、 1920年夏天，經過近兩個月的航行、轉車，王光祈抵達法蘭克福。6月4日，在給巴黎分會同人的一封信中，王光祈談到，「弟因初到德國，所租之房尚未搬往（因尚有人住着），須七八號始能搬去。此時尚寄居在德列士博士之家」；幾天後，他又以欣喜的語氣，讚嘆着法蘭克福郊外的田園風光，他說，「開窗臨野，可望數里之遙，皆系綠野平蕪，全系故鄉風味……十餘年來，終日在都市車馬擾攘中，忽得此鄉景，令人心曠神怡」。 不僅如此。作為《晨報》及上海《申報》、《時事新報》的歐洲通訊員，他的收入頗為可觀，「每年一千二百元」。與魏時珍「同用此款」，並資助遠在美國的前女友吳若膺「每年約二、三百元」（《吳虞日記》）外，他過上了從未有過的體面生活。與魏時珍、陳寶鍔、塗九衢「各租一室」外，房東聘請的勤雜工還照料着他們的生活；他為此嘆息，「雖國內達官貴人之生活，不過如是也」。 就在這樣的鬆弛心情中，漫長的心靈回歸之路開始了。 作為「第三代人」，王光祈生長在對傳統文化的譏笑、蔑視聲中；與大多數青年一樣，他認為舊文化、舊傳統已無藥可救。他的「以傳統之心、行改良之事」，完全出於無意識的本能。然而，在法蘭克福，這個「歌德的城市」，空氣里都瀰漫着對中國文化的深情讚嘆。歌德生前被稱為「魏瑪的孔子」，他這麼呼喊，「逃走吧，逃向純淨的東方，去呼吸宗法社會的清新空氣」；而在他之後，伴隨着西方的沒落、心靈的衰老，德國再度捲起中國文化熱潮。抵達法蘭克福後，王光祈的札記記載：一位大學教授來信，要和魏時珍交談「孔子之道」；陳寶鍔在鄉村旅行時，聽到一位中學教員為學生講授《論語》，他並且說，「老子學說比孔子學說還要深奧」（《旅歐雜感》）…… 不僅如此。當地的一份報紙，不斷刊載中國詩歌。編者的「按語」寫道：「我讀了這些詩以後，我的精神仿佛到了另自一個世界。……中國詩的動人如飲了醉酒一樣熱烈。希臘哲學家說天空中有一種自然和諧的音樂，這種音樂只有中國人能聽見，並一一譜入他們的詩歌。我們從前只知道一個李白，其實中國像李白的詩家還多得很呢……」 凡此種種，無不喚醒他沉睡的、無比熱烈的中國之心。不久，他開始學習音樂了。在《陽春》、《白雪》、《高山流水》的節奏中，他看到了生機盎然、從來不曾消失過的那個少年中國。他說，「我是孔子的信徒」；他說，人心之和諧，是通往天下大同的唯一路途，而音樂能讓人心和諧；他還說，古人的禮樂傳統，實已究天人之際、達人生之窮…… 1924年前後，魏時珍、周太玄等人紛紛回國；而孤獨之外，貧困再度襲來。許多留學生記得，從此，他過起了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在工人飯館吃飯，終生未踏進餐廳一步」。然而，音樂、典籍和盎然生機，這些所交織的那個少年中國，想必始終伴隨着他。他的晚年，想必異常美好、異常從容。 1936年1月12日，王光祈突發腦溢血，死於法蘭克福旅次，終年44歲。 11、 王光祈去世後，一些舊友舉辦了幾場紀念會；次年，《王光祈先生紀念冊》也出版了。然而，直到1941年冬天，他的骨灰才埋葬進他的少年舊遊之地，成都郊外沙河堡菱角堰。他的同學、少中會友李劼人陪伴着他，度過了十幾年。 又一些年後，毛澤東走上了天安門城樓。他又兩次委託陳毅尋訪王光祈親屬。然而，他沒有子女，王次嶼也早已死掉了。四川地方政府能做的，不過是將他的埋骨處轉移到了四川音樂學院內。 幾乎是再次下葬前後，1952年，因為種種壓力，少中會友盧作孚在辦公室自殺。許多年來，他為何自殺？他自殺的背後，有着怎樣的隱情？傳言無窮無盡。此後，1957年，少中會友周炳琳因抗拒洗腦，被北大作為改造重點，並被毛澤東列為全國性反面典型，不久含恨而死；1968年，周太玄被批鬥致死，同年少中會友田漢也死在監獄之中。又幾年，少中會友張聞天死在流放之中，而經歷二十餘年的囚禁生涯，1978年前後，因參加青年黨被逮捕的魏時珍終於出獄，並前往四川大學任教…… 遭遇衝擊的，又何止是這幾個少中會友？宗白華、楊鍾健、許德珩、劉仁靜……他們活下來了；對於噩夢一般的十年，他們似乎沒有多談。他們將目光投向了更久以前，那時他們是那樣的年輕，充滿少年風華。以許德珩為例，大約1981年，他開始斷斷續續地寫作回憶錄，「學生救國會」、國民社、五四運動、少年中國學會…… 也是1981年，在福建沿海的一個偏僻漁村，一個六七歲的孩子舉起右臂，宣誓加入中國少年先鋒隊。 12、 那一天似乎是6月1日。在眾多目光的交織下，這個孩子和別的孩子一起走上戲台。鄉村小學是那樣寒磣，他們的學校在祠堂里。那一天，和他的父親，無數堂叔、堂哥一樣，在一個老師的示範下，他舉起右臂、握成拳頭。他和十幾個孩子一起說，「時刻準備着，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 這是幾代人的聲音。這是億兆生民共同閱歷的場面。在那一批入隊的孩子中，他年齡最小、入學最晚，但他也無疑是最有熱情的一個。那一天，在自己的心裏，他暗暗誓言，「我一定要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 為此，不久後，他串聯了幾個堂哥，乃至一些沒有入學的小孩，組成了一個小團體。他們搬石頭、運柴草，想在那條泥濘不堪、坑坑窪窪的機耕道上，為幾戶人家找一個出行的方便。但一兩天後，就有一戶人家責問他，「你們究竟要做什麼」？又幾天，另一個要退出團體的孩子哭着說，「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父親帶來的，和你說的共產黨沒關係」…… 他為此傷心、氣憤。他是那樣地嚮往共產社會，一個人人平等，沒有壓迫、無比自由的社會。然而，他仿佛生錯了時代：不久後，他隨着他父親進城了；在那個城市，他目睹了一個信仰時代褪卻、消逝、完結的過程。他更加難過；於是，大約17歲那一年，他開始了圖書館生活；他在圖書館借閱的第一本書，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他研讀着共產理論。他整整讀了兩年。兩年後，他對自己說，到北京去吧，那是一個廣闊的天地；他說，「那裏有許多青年」。就這樣，攜帶四百元人民幣，他一個人到了北京。 北京沒有讓他失望。它果然有着許多青年。他們讀書、辯論、組社、印行刊物；他們在一個毗鄰大學、叫「紅平房」的小小村莊裏，看楊花漫天飛舞，看清晨的陽光照耀着一群中國少年，一個生機勃勃的人間。他們的日子是那樣美好，以至於終生難忘…… 然而，也是那幾年，他漸漸放棄了共產追求。離開北京後，他工作、經商、結婚、生子、慘澹謀生……他大聲譏笑着共產之夢。他仿佛忘卻了，那個夢，曾經那樣光華、燦爛地照耀過一個孩子的內心世界…… 那個孩子，就是作者我本人。 2007年深冬，在北京的一處寓所，我在妻子、同事的支持下，開始寫作《少年中國》。隨着文字的行進，一些遙遠的往事，代代相似的那些中國少年，不斷衝擊着自己日漸混沌的心靈。我一次次淚眼模糊，一次次震撼和感動。為了那美麗的安那琪，為了最美好的風華歲月。 許多年前，一個叫高長虹的安那琪信仰者，寫過一首叫《離魂曲》的詩歌。或許，它能夠表達我的心事，並作為這一組文章的結語： 「安那琪之美備兮 乃超人之所居 吾在群彥之中兮 忝濫竽而充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