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理論（譯序）
[匈] 格奧爾格·盧卡奇 / 燕宏遠 / 商務印書館 / 2018
正文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歐洲一些先進國家進入帝國主義時代，而在匈牙利，由於封建專制統治者的阻礙和民族分裂而造成的對立，帶有封建特點的資本主義只能以扭曲的形式緩慢地發展着。匈牙利官方專制統治的腐數和日趨惡化的社會經濟問題，使得人們普遍期待歐洲這個落後、可惡的官僚專制政權儘快垮台。此時歐洲傳統的社會制度和價值體系也開始崩潰，危機意識在知識分子中間迅速滋長。尼采可能是最早和最清楚表達了世紀之交資本主義全面危機並提出要重估一切價值的人。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一書里集中描述了資本主義總危機所引發的悲觀失望情緒，而這種「巨大危機的標誌是對它的無數熱切的發問和探詢」。資本主義世界的各種弊端、摧殘人性的異化現象和全面危機嚴重到了極點，並於1914年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這種日益惡化的現狀促使匈牙利一部分先進知識分子深入思索，期望尋求新的出路。其中的盧卡奇在曲折複雜的經歷和深入的探索中成長為匈牙利那個時代精神文化的傑出代表。
捷爾吉・盧卡奇1885年出生在一個富有的銀行家家庭里，當時在他家裡設了一個「沙龍」，一些政治家、企業家、教授、精神生活的各種名人定期在這裡探討問題，這種廣泛的社會交往和文化交流使盧卡奇從小就受到自由探討空氣的薰陶。優秀的雜文作家吉爾捷・阿爾貝特和傑出的雕刻家菲倫策·貝尼都在他家當過家庭教師。因此，盧卡奇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盧卡奇9歲時開始閱讀兒童讀物，追求作家描寫的各種事件，並站在弱者、被壓迫者和戰敗者一邊。當他閱讀《伊利亞特》時，他喜歡的主角不是阿基里斯，而是遭到了失敗但卻是個正直英雄的赫克脫。盧氏晚年確認，赫克脫的命運決定了他」以後的整個發展」。讀英國散文作家查爾斯・蘭姆的《莎士比亞童話集》，更為他展示了一個新世界。
在新教文科中學時，盧卡奇對歷史和文學很感興趣。由於他學習過德文、英文、法文，所以他15歲時就開始進一步閱讀很有價值的世界文學名著，如薩士比亞的《尤里烏斯・愷撒》、約凱的小說《心靈教養者》以及歌德、高特弗里德·凱勒、格哈爾特·豪普特曼、易卜生和托爾斯泰的作品。閱讀和熟悉這些文學作品對盧氏早期思想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從而產生了他對社會的具體批判態度，這就是他自己所說的在15歲時發生的一個轉折。
1902年高中畢業後，盧卡奇進入布達佩斯彼特-帕茨馬尼大學法律系，但他很快就對法律不感興趣。儘管如此，他還是於1906年10月在科羅茨瓦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在大學期間，文學和藝術史以及哲學成了盧卡奇感興趣的中心所在。對他最有意義的事情是，他利用法律系的無拘無束，於1904年同別人一起創立了「塔利亞劇團」，上演高爾基、易ト生、契科夫、豪普特曼等人的劇本。盧卡奇以導演和劇評家的身份參加了演出工作。1906年和1908年他還分別參加了《20世紀》和《西方》兩個雜誌的工作，並為其撰稿。《西方》是一份對復興牙利文學起過作用的知識分子雜誌。盧氏因傾向於唯美主義和自由主義現點而對圍繞這份雜誌形成的小集團持保留態度。盧氏曾回憶說：在《西方》雜誌社中他實質上仍「屬於資產階級的反對派」，採取了」一種特殊的反對派立場」。面他批判的對象則是何匈牙利的」封建殘餘和新興資本主義的同盟「。
在社會政治思想方面，當時對盧卡奇影響最大的就是20世紀初匈牙利最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抒情詩人奧第・安德烈了。由於盧氏憎恨匈牙利社會的落後狀況，1906年出版的奧第的《新詩集》對盧氏是一個有力的促進，激起了他的革命熱情。盧氏整個一生都非常喜愛奧第的作品，這成為他的政治思想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認為奧第對他的整個文學發展以及文學以外的生活產生了決定性的持久影響，是他「一生的轉折點之一「。
在大學期間改讀哲學系（文學、藝術史、哲學）是盧卡奇思想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他在研讀德國著名哲學家狄爾泰和席美爾的著作時受到啟迪，於是想成為像他們那樣的偉大哲學家，1906-1907年盧氏去柏林留學，在那裡結識了狄爾秦和席美爾。於是盧氏成為席美爾的學生，聽他的課，研究他的著作，尤其從《貨幣哲學》一書中學到很多東西。
還在中學畢業時，盧卡奇就閱讀過馬克思的一些著作，初次接觸到《共產黨宣言》，對此他的印象非常深刻。進入大學後，他又讀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著作，如《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尤其深入研究過《資本論》第一卷，明顯受到其影響。通過這一研究，他深信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觀點是正確的。剩餘價值學說、作為階級鬥爭史的歷史觀以及社會分為階級的觀點，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柏林學習期間，在席美爾的指導下，盧卡奇已經寫出《現代戲劇發展史》的書稿。這本書於1908年2月獲基斯法盧狄學會的克里斯蒂娜文學獎。這是盧氏以戲劇為標誌的第一個創作時期最重要的成果，它對18至20世紀頭10年之間的戲劇發展做了最廣泛的描述和評論。
在寫作《現代戲劇發展史》期間，盧卡奇已開始形成對資本主義的否定性批判態度。他認識到「在資本主義社會下過高有意義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並得出「現代戲劇是危機的產物」的結論。與此同時，盧卡奇期望社會主義能創造出一種新的藝術，如社會主義的戲劇。為此，他又在與自然主義的比較研究中，提出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和生活觀最強烈的傾向是，「儘可能貶低純粹個人的意志、思考、感情的意義，並把它們歸之於某些比較深的、比較客觀的原因」。這是盧卡奇對馬克思主義最早的表述。
但當時盧卡奇更多地受到席美爾的強烈影響，他至承認席美爾的哲學是其《現代戲劇發展史》一書的「哲學基礎」。盧氏依據席美爾提出的藝術的社會性的觀點，闡發了一種「文學社會學「。匈牙利著名盧卡奇研究家赫爾曼・伊斯特萬也強調席美爾對盧氏寫這本書時的巨大影響，認為沒有席美爾，這本書就不可能以這種形式寫出來。1909年夏天，他全面修改了這部著作。同年11月盧氏以《戲劇的形式》（相當於《現代戲劇發展史》的第一、二章）在布達佩斯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
1908年5月，盧卡奇同其女朋友塞德列爾·伊爾瑪和朋友波佩爾·列奧到意大利的佛羅倫薩去旅遊。佛羅倫薩之行使聲民熟悉了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思、文化和藝術，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激發了他深入研究藝術和美學的靈感。這是他最偉大的經歷之一。
盧卡奇1908-1910年間寫了9篇短評，先後發表在《西方》雜誌上，1910年用短評集《心靈與形式》這一書名由布達佩斯弗蘭克林·塔蘇拉出版社出版，1911年11月底又由柏林埃黃·弗菜含爾出版社出了德文版。
這部著作寫於西方社會開始發生嚴重危機和動盪之時，反映出那個社會無法克服的尖說、複雜的矛盾，預言着大的災難即將來臨。《心靈與形式》這部著作就是具體、深入地探討和論述這一問題的。
盧卡奇主要從新柏拉圖主義中，也從新康德深的觀點中吸取了不少東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相信有一個超感覺的存在，這個存在就是 Seele [心靈]。另一方面，如果說《現代戲劇發展史》是盧卡奇研究「形式「的開端，那麼，《心靈與形式》則是他進一步深入探討「形式」的集中體現。這兩方面的突出思想構成了《心靈與形式》這文集的書名。
盧卡奇之所以在當時社會、思想、文化發生嚴重危機情況下關注研究形式，是因為它使人有可能通過逃避和退回到藝術中去來拒絕現實。他看到，生活與藝術之間的一個核心區別在於，生活是混亂的，而藝術則具有形式。
盧卡奇的這部著作表明，他深刻地覺察到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矛盾、對立和危機。他的主導思想是，社會是表現在社會結構中的生活。而這些社會結構雖然是我們自己生產出來的，但它們既被客體化，就同自然界一樣對我們來說是異己的。我們的生活已經喪失了最初的和諧，現在則在「我」和世界、「是」和「應然」等的對立中進行，而感受和克服這些對立的地方就是人們的「心靈」。把藝術看作是實現這種和諧的手段，認為在心靈和形式的藝術結合中，實現着日常生活和真正的更高生活之間的統一。
盧卡奇在《心靈與形式》中不僅早于海德格爾提出了與生存主義相近似的思想，而且先于海氏多處使用了帶有生存主義離意的關鍵概念 Dasein [定在，此在]。
儘管盧卡奇當時的思想多有悲觀之色彩和偏狹之處，然而他的《心靈與形式》在一些方面卻從更深的層次上反映了他那個時代真實的、生動的思想狀況和複雜問題，因而對不少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產生了非凡的魅力。據L.戈爾德曼之見，從某種意義上說，「緊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後來稱為生存主義的歐洲哲學的復興可以說是從《心靈與形式》這部著作開始的」，因而它也可以看作是「歐洲思想史上一個決定性的階段」。
正因為《心靈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紀初社會生活和思想文化的狀況，所以才贏得了不少名人的高度評價。例如德國批判現實主義的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托馬斯·曼稱讚這本書是一部「完美而深刻的著作」。法籍日耳曼語專家菲利克・貝爾多肯定這一論著是「一部完整的哲學概論。其意義之深遠、觀察之敏銳，遠遠超出了一般的評論」。美國學者E.巴爾也認為，心靈與形式使盧卡奇揚名天下。
1910年冬天，盧卡奇在布達佩斯結識了恩斯特・布洛赫，並同他結下了新的友誼。布洛赫對盧卡奇的「影響很大」，他決定性地使盧卡奇轉向哲學問題，尤其是轉向美學問題。盧卡奇甚至說過，「我懷疑，要是沒有布洛的影響，我是不是也會找到通向哲學的道路「。
1912年初，盧卡奇赴海德堡，並在那裡度過了較長一段時間。他在海德堡結識了德國若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1864-1920），並受到其多方面的持久影響，尤其是他的科學認真態度和正派作風給盧氏留下了深刻印象。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盧卡奇「文學社會學的榜樣」，而韋伯的方法論著作則對他起了「澄清問題和開拓思路的作用」。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德國和奧匈帝國的一大部分知識分子，像大多數群眾一樣採取了「保衛祖國」、「拯救民族」的錯亂立場，新式英雄主義的狂熱崇拜十分盛行，即使一些優秀人物也看不清這次戰爭的性質。相反，盧卡奇卻代表了一種極端孤立的反戰立場。盧卡奇後來曾經指出：1914年冬至1915年他「主觀上激烈地反對戰爭，反對它的荒唐和修無人道，反對它對文化和文明的毀滅「。
正是西方社會境況的嚴重惡化，世界大戰中相互之間的大居殺，極其糟糕的匈牙利國內狀況，使盧卡奇陷入絕望之中，而這種絕望是與當時可以感覺到的危機氣氛和危機意識直接相關的。
作為這種危機時代的絕望情緒的集中表達，盧卡奇於1914ー1915年寫成《小說理論》初稿，1916年首次發表在馬克斯・德索爾主編的《美學與一般藝術科學》雜誌上，1920年在柏林以一本書的形式出版。如盧卡奇所說，《小說理論》是他「還處於一種普追絕望的狀況時寫的」，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絕望的表現」，所以這部著作是盧卡奇思想演變的必然結果。一方面，盧卡奇當時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寫的現代大都市的嚴重問題所吸引。另一方面，追求關於世界總體的真理體系也使盧卡奇走向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對他「變得越發重要了」：黑格爾對史詩的分析更深刻地影響了他。1962年盧卡奇在為《小說理論》撰寫序言時評論道：本書的」作者已成為一位黑格爾主義者」。《小說理論》是「將格爾哲學的成果具體運用於美學問題的第一部精神科學著作「。
《小說理論》包括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致力於闡明由於時代不同面造成史詩和小說之間的明顯差異或對立，或者可以說，是探討古希時代與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對立。這部著作一開始就對古希荷馬史詩時代做了帶有懷鄉色彩的完美描述。在古希臘的荷馬史詩時代，人和世界是一完整的總體，人處於其中像住在家裡樣親切、熟悉。自我（心靈）和世界是同質的，沒有任何疏離。「自我肯定」是這個時代的突出特徵。生命和本質這兩個概念完全等同，古希臘人生活的意義就在於它的總體，這種總體包括一切，沒有面向外界的更高而實在的東西。這個時代的「偉大史詩」就「刻畫了廣博的總體」。在盧卡奇看來，與史詩時代不同，現代已不再有廣博的總體了。取代史詩的是小說，而原因也許不在於「塑造思想」的改變，而是由於歷史哲學的必然性：「因為小說的形式比其他任何形式更能使作者的想象自由地騁」。當然，《小說理論》的突出特點和最吸引人之處在於，它從近代西方的歷史情境來看小說的意義，並把小說與倫理學、政治社會哲學及歷史哲學聯繫起來。盧卡奇把小說看作是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物，是」我們時代的具有代表性的藝術形式「。
盧卡奇依據席勒在《審美教育書簡》第六封信中關於現代文化與古希臘文化的對比和黑格爾在《美學》中關於史詩和小說的論述，敏銳地看出現時代人們之間產生了「更深、更有威脅性的鴻溝」。與希臘人那種封閉、有限的世界不同，現代人所存在的世界不再使人感到像在家中那樣舒適，而是使人喪失整體感，使現代成為有問題的時代。現代世界使人可以感覺到統治人的「威脅性的、無法理解的強力」，「它們能夠毀滅生命」。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在大大擴展了人類世界的同時，也掘下了一道自我和世界之間的鴻溝。非常可費的是，盧卡奇已在馬克思的意義上明確使用「異化」概念及其內涵，即「人與其產物之間的異化」。
盧卡奇在《小說理論》第二部分里提出了小說的類型學。由於小說是成問題的人物在疏離的世界中追求意義的過程，因此就定義而言，心靈與世界就水遠不會完全相適應。於是，盧卡奇就根據在新時代里小說主人公的心靈「或者比外部世界狹隘，或者比外部世界廣闊」，確定了兩種不同的主要小說類型。在第一類型的情況下，產生的是一種細緻描寫行為但缺乏心理描寫的小說。盧卡奇以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作為第一種小說類型的代表。在第二種情況下產生的是一種描寫行動甚少，但卻大量描寫心理活動的小說。盧卡奇把古斯塔夫・福樓拜的《情感教育》作為第二種小說類型的代表。而歌德的《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則被視為上述「兩種創作類型的綜合「。
在闡明三種小說類型之後，盧卡奇對托爾斯泰的小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托爾斯泰的小說形式與史詩重疊最大，甚至勝過史詩。自然與文化的對立是托爾斯泰小說中不可解決的難題。在二者之間的則是愛情、婚姻與家庭生活。愛情的需求在人的內心深處自然升起，但一旦與文化體制結合，就使人陷入低下而無靈性的習俗之中。因此，托爾斯泰的小說常常充滿對現實社會的控訴，此外也有「偉大的瞬間」。盧卡奇確認，在托爾斯泰那裡可以看到一個新的世界時代出現的各種預兆，但這些預兆是論戰性的和抽象的。所以盧氏《小說理論》的最後一段寫道：「只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這個新世界——它遠離反對現存事物的任何鬥爭一一才被描畫為易見的現實。他屬於新世界。」然而，盧卡奇同時也看到，「新事物來臨的徵兆還如此微弱，以致它會被現有無益的政權隨時輕而易舉地扼殺。」由此可以看出，盧卡奇試圖從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舊社會制度的深刻揭露中發現一個新世界，以及對這個新世界的悲情展望。
《小說理論》是盧卡奇轉向馬克思主義之前受到席勒、黑格爾、韋伯等人很大影響的時期寫下的重要作品，它尤其是關心和憂慮西方文明的命運、深刻洞察西方社會危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修禍並急切想找到一個新世界的產物。因此，這本著作主要的意義在於，通過對史詩時代和現代的分析、對比和對各種不同類型小說中主人公特點的集中褒貶評論，表達了一大部分知識分子對史詩時代的懷念、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極端不滿以及對未來世界的思考、探索和憧憬。此外，盧卡奇在這部著作中把時代看作是史詩和小說的承擔者，把小說視為「一個時代的史詩」，「我們時代的具有代表性的藝術形式」。這種用歷史、社會環境的轉變來解釋小說性質的做法，已多少包含有盧卡奇不久之後轉向馬克思主義的某些端倪或因素。面對現代社會無情而又有深度的批判和對未來社會的執着探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盧卡奇進一步走向馬克思主義和堅信社會主義的必然前提之一。
《小說理論》無疑是盧卡奇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顯示自己凡天資的一部傑作，因此，《小說理論》出版後，受到托馬斯·曼、韋伯、布洛赫、貝奈戴托·克羅齊、瓦爾特·本雅明、戈爾德曼、T.W.阿多諾等人的費賞，認為該書給他們下了經久不滅的印象。阿多諾說它是一部深刻、優異之作，為哲學的美學立下了榜樣。藝術史學家M.德拉克高度評價這本書是精神科學方面最重要的出版物。
然面，盧卡奇晚年（1971年）對這部著作做了較客觀的評價，認為《小說理論》「儘管有各種各樣的錯誤，但是它的確曾號召推翻那個曾產生出它所分析的那種文化的世界，它曾理解需要進行革命的變革「。
《小說理論》是盧卡奇的早期代表之一，比較早地揭示了20世紀初西方社會、思想和文化的危機狀況，是西方文化哲學方面的名著之一，在理論上有某些開創性的價值，在西方思想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在比較多地了解盧卡奇早期思想的形成和演變之後，我們將能更好地理解他為什麼必然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為什麼對社會主義有那麼堅定的信念。正因為這樣，他寫出了被視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創始著作的《歷史與階級意識》，成為馬克思主義中最有爭議的人物。也許正因為他有這樣的不凡的開端，所以後來才能成為當代著名的哲學家、美學家和文學評論家，20世紀最著名最有影響的思想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