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理论（译序）

文本来源：书籍录入 [匈] 格奥尔格·卢卡奇 / 燕宏远 / 商务印书馆 / 2018

正文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一些先进国家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而在匈牙利，由于封建专制统治者的阻碍和民族分裂而造成的对立，带有封建特点的资本主义只能以扭曲的形式缓慢地发展着。匈牙利官方专制统治的腐数和日趋恶化的社会经济问题，使得人们普遍期待欧洲这个落后、可恶的官僚专制政权尽快垮台。此时欧洲传统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也开始崩溃，危机意识在知识分子中间迅速滋长。尼采可能是最早和最清楚表达了世纪之交资本主义全面危机并提出要重估一切价值的人。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里集中描述了资本主义总危机所引发的悲观失望情绪，而这种“巨大危机的标志是对它的无数热切的发问和探询”。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弊端、摧残人性的异化现象和全面危机严重到了极点，并于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种日益恶化的现状促使匈牙利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深入思索，期望寻求新的出路。其中的卢卡奇在曲折复杂的经历和深入的探索中成长为匈牙利那个时代精神文化的杰出代表。

捷尔吉・卢卡奇1885年出生在一个富有的银行家家庭里，当时在他家里设了一个“沙龙”，一些政治家、企业家、教授、精神生活的各种名人定期在这里探讨问题，这种广泛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使卢卡奇从小就受到自由探讨空气的熏陶。优秀的杂文作家吉尔捷・阿尔贝特和杰出的雕刻家菲伦策·贝尼都在他家当过家庭教师。因此，卢卡奇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卢卡奇9岁时开始阅读儿童读物，追求作家描写的各种事件，并站在弱者、被压迫者和战败者一边。当他阅读《伊利亚特》时，他喜欢的主角不是阿基里斯，而是遭到了失败但却是个正直英雄的赫克脱。卢氏晚年确认，赫克脱的命运决定了他”以后的整个发展”。读英国散文作家查尔斯・兰姆的《莎士比亚童话集》，更为他展示了一个新世界。

在新教文科中学时，卢卡奇对历史和文学很感兴趣。由于他学习过德文、英文、法文，所以他15岁时就开始进一步阅读很有价值的世界文学名著，如萨士比亚的《尤里乌斯・恺撒》、约凯的小说《心灵教养者》以及歌德、高特弗里德·凯勒、格哈尔特·豪普特曼、易卜生和托尔斯泰的作品。阅读和熟悉这些文学作品对卢氏早期思想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从而产生了他对社会的具体批判态度，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在15岁时发生的一个转折。

1902年高中毕业后，卢卡奇进入布达佩斯彼特-帕茨马尼大学法律系，但他很快就对法律不感兴趣。尽管如此，他还是于1906年10月在科罗茨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大学期间，文学和艺术史以及哲学成了卢卡奇感兴趣的中心所在。对他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他利用法律系的无拘无束，于1904年同别人一起创立了“塔利亚剧团”，上演高尔基、易ト生、契科夫、豪普特曼等人的剧本。卢卡奇以导演和剧评家的身份参加了演出工作。1906年和1908年他还分别参加了《20世纪》和《西方》两个杂志的工作，并为其撰稿。《西方》是一份对复兴牙利文学起过作用的知识分子杂志。卢氏因倾向于唯美主义和自由主义现点而对围绕这份杂志形成的小集团持保留态度。卢氏曾回忆说：在《西方》杂志社中他实质上仍“属于资产阶级的反对派”，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反对派立场”。面他批判的对象则是何匈牙利的”封建残余和新兴资本主义的同盟“。

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当时对卢卡奇影响最大的就是20世纪初匈牙利最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抒情诗人奥第・安德烈了。由于卢氏憎恨匈牙利社会的落后状况，1906年出版的奥第的《新诗集》对卢氏是一个有力的促进，激起了他的革命热情。卢氏整个一生都非常喜爱奥第的作品，这成为他的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认为奥第对他的整个文学发展以及文学以外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的持久影响，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之一“。

在大学期间改读哲学系（文学、艺术史、哲学）是卢卡奇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他在研读德国著名哲学家狄尔泰和席美尔的著作时受到启迪，于是想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伟大哲学家，1906-1907年卢氏去柏林留学，在那里结识了狄尔秦和席美尔。于是卢氏成为席美尔的学生，听他的课，研究他的著作，尤其从《货币哲学》一书中学到很多东西。

还在中学毕业时，卢卡奇就阅读过马克思的一些著作，初次接触到《共产党宣言》，对此他的印象非常深刻。进入大学后，他又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尤其深入研究过《资本论》第一卷，明显受到其影响。通过这一研究，他深信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剩余价值学说、作为阶级斗争史的历史观以及社会分为阶级的观点，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柏林学习期间，在席美尔的指导下，卢卡奇已经写出《现代戏剧发展史》的书稿。这本书于1908年2月获基斯法卢狄学会的克里斯蒂娜文学奖。这是卢氏以戏剧为标志的第一个创作时期最重要的成果，它对18至20世纪头10年之间的戏剧发展做了最广泛的描述和评论。

在写作《现代戏剧发展史》期间，卢卡奇已开始形成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性批判态度。他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过有意义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并得出“现代戏剧是危机的产物”的结论。与此同时，卢卡奇期望社会主义能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如社会主义的戏剧。为此，他又在与自然主义的比较研究中，提出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生活观最强烈的倾向是，“尽可能贬低纯粹个人的意志、思考、感情的意义，并把它们归之于某些比较深的、比较客观的原因”。这是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最早的表述。

但当时卢卡奇更多地受到席美尔的强烈影响，他至承认席美尔的哲学是其《现代戏剧发展史》一书的“哲学基础”。卢氏依据席美尔提出的艺术的社会性的观点，阐发了一种“文学社会学“。匈牙利著名卢卡奇研究家赫尔曼・伊斯特万也强调席美尔对卢氏写这本书时的巨大影响，认为没有席美尔，这本书就不可能以这种形式写出来。1909年夏天，他全面修改了这部著作。同年11月卢氏以《戏剧的形式》（相当于《现代戏剧发展史》的第一、二章）在布达佩斯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908年5月，卢卡奇同其女朋友塞德列尔·伊尔玛和朋友波佩尔·列奥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去旅游。佛罗伦萨之行使声民熟悉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思、文化和艺术，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他深入研究艺术和美学的灵感。这是他最伟大的经历之一。

卢卡奇1908-1910年间写了9篇短评，先后发表在《西方》杂志上，1910年用短评集《心灵与形式》这一书名由布达佩斯弗兰克林·塔苏拉出版社出版，1911年11月底又由柏林埃黄·弗菜含尔出版社出了德文版。

这部著作写于西方社会开始发生严重危机和动荡之时，反映出那个社会无法克服的尖说、复杂的矛盾，预言着大的灾难即将来临。《心灵与形式》这部著作就是具体、深入地探讨和论述这一问题的。

卢卡奇主要从新柏拉图主义中，也从新康德深的观点中吸取了不少东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相信有一个超感觉的存在，这个存在就是 Seele [心灵]。另一方面，如果说《现代戏剧发展史》是卢卡奇研究“形式“的开端，那么，《心灵与形式》则是他进一步深入探讨“形式”的集中体现。这两方面的突出思想构成了《心灵与形式》这文集的书名。

卢卡奇之所以在当时社会、思想、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情况下关注研究形式，是因为它使人有可能通过逃避和退回到艺术中去来拒绝现实。他看到，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一个核心区别在于，生活是混乱的，而艺术则具有形式。

卢卡奇的这部著作表明，他深刻地觉察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对立和危机。他的主导思想是，社会是表现在社会结构中的生活。而这些社会结构虽然是我们自己生产出来的，但它们既被客体化，就同自然界一样对我们来说是异己的。我们的生活已经丧失了最初的和谐，现在则在“我”和世界、“是”和“应然”等的对立中进行，而感受和克服这些对立的地方就是人们的“心灵”。把艺术看作是实现这种和谐的手段，认为在心灵和形式的艺术结合中，实现着日常生活和真正的更高生活之间的统一。

卢卡奇在《心灵与形式》中不仅早于海德格尔提出了与生存主义相近似的思想，而且先于海氏多处使用了带有生存主义离意的关键概念 Dasein [定在，此在]。

尽管卢卡奇当时的思想多有悲观之色彩和偏狭之处，然而他的《心灵与形式》在一些方面却从更深的层次上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真实的、生动的思想状况和复杂问题，因而对不少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产生了非凡的魅力。据L.戈尔德曼之见，从某种意义上说，“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后来称为生存主义的欧洲哲学的复兴可以说是从《心灵与形式》这部著作开始的”，因而它也可以看作是“欧洲思想史上一个决定性的阶段”。

正因为《心灵与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初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状况，所以才赢得了不少名人的高度评价。例如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称赞这本书是一部“完美而深刻的著作”。法籍日耳曼语专家菲利克・贝尔多肯定这一论著是“一部完整的哲学概论。其意义之深远、观察之敏锐，远远超出了一般的评论”。美国学者E.巴尔也认为，心灵与形式使卢卡奇扬名天下。

1910年冬天，卢卡奇在布达佩斯结识了恩斯特・布洛赫，并同他结下了新的友谊。布洛赫对卢卡奇的“影响很大”，他决定性地使卢卡奇转向哲学问题，尤其是转向美学问题。卢卡奇甚至说过，“我怀疑，要是没有布洛的影响，我是不是也会找到通向哲学的道路“。

1912年初，卢卡奇赴海德堡，并在那里度过了较长一段时间。他在海德堡结识了德国若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并受到其多方面的持久影响，尤其是他的科学认真态度和正派作风给卢氏留下了深刻印象。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卢卡奇“文学社会学的榜样”，而韦伯的方法论著作则对他起了“澄清问题和开拓思路的作用”。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一大部分知识分子，像大多数群众一样采取了“保卫祖国”、“拯救民族”的错乱立场，新式英雄主义的狂热崇拜十分盛行，即使一些优秀人物也看不清这次战争的性质。相反，卢卡奇却代表了一种极端孤立的反战立场。卢卡奇后来曾经指出：1914年冬至1915年他“主观上激烈地反对战争，反对它的荒唐和修无人道，反对它对文化和文明的毁灭“。

正是西方社会境况的严重恶化，世界大战中相互之间的大居杀，极其糟糕的匈牙利国内状况，使卢卡奇陷入绝望之中，而这种绝望是与当时可以感觉到的危机气氛和危机意识直接相关的。

作为这种危机时代的绝望情绪的集中表达，卢卡奇于1914ー1915年写成《小说理论》初稿，1916年首次发表在马克斯・德索尔主编的《美学与一般艺术科学》杂志上，1920年在柏林以一本书的形式出版。如卢卡奇所说，《小说理论》是他“还处于一种普追绝望的状况时写的”，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绝望的表现”，所以这部著作是卢卡奇思想演变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卢卡奇当时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现代大都市的严重问题所吸引。另一方面，追求关于世界总体的真理体系也使卢卡奇走向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对他“变得越发重要了”：黑格尔对史诗的分析更深刻地影响了他。1962年卢卡奇在为《小说理论》撰写序言时评论道：本书的”作者已成为一位黑格尔主义者”。《小说理论》是“将格尔哲学的成果具体运用于美学问题的第一部精神科学著作“。

《小说理论》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致力于阐明由于时代不同面造成史诗和小说之间的明显差异或对立，或者可以说，是探讨古希时代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对立。这部著作一开始就对古希荷马史诗时代做了带有怀乡色彩的完美描述。在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时代，人和世界是一完整的总体，人处于其中像住在家里样亲切、熟悉。自我（心灵）和世界是同质的，没有任何疏离。“自我肯定”是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生命和本质这两个概念完全等同，古希腊人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它的总体，这种总体包括一切，没有面向外界的更高而实在的东西。这个时代的“伟大史诗”就“刻画了广博的总体”。在卢卡奇看来，与史诗时代不同，现代已不再有广博的总体了。取代史诗的是小说，而原因也许不在于“塑造思想”的改变，而是由于历史哲学的必然性：“因为小说的形式比其他任何形式更能使作者的想象自由地骋”。当然，《小说理论》的突出特点和最吸引人之处在于，它从近代西方的历史情境来看小说的意义，并把小说与伦理学、政治社会哲学及历史哲学联系起来。卢卡奇把小说看作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是”我们时代的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

卢卡奇依据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第六封信中关于现代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对比和黑格尔在《美学》中关于史诗和小说的论述，敏锐地看出现时代人们之间产生了“更深、更有威胁性的鸿沟”。与希腊人那种封闭、有限的世界不同，现代人所存在的世界不再使人感到像在家中那样舒适，而是使人丧失整体感，使现代成为有问题的时代。现代世界使人可以感觉到统治人的“威胁性的、无法理解的强力”，“它们能够毁灭生命”。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大大扩展了人类世界的同时，也掘下了一道自我和世界之间的鸿沟。非常可费的是，卢卡奇已在马克思的意义上明确使用“异化”概念及其内涵，即“人与其产物之间的异化”。

卢卡奇在《小说理论》第二部分里提出了小说的类型学。由于小说是成问题的人物在疏离的世界中追求意义的过程，因此就定义而言，心灵与世界就水远不会完全相适应。于是，卢卡奇就根据在新时代里小说主人公的心灵“或者比外部世界狭隘，或者比外部世界广阔”，确定了两种不同的主要小说类型。在第一类型的情况下，产生的是一种细致描写行为但缺乏心理描写的小说。卢卡奇以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作为第一种小说类型的代表。在第二种情况下产生的是一种描写行动甚少，但却大量描写心理活动的小说。卢卡奇把古斯塔夫・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作为第二种小说类型的代表。而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则被视为上述“两种创作类型的综合“。

在阐明三种小说类型之后，卢卡奇对托尔斯泰的小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托尔斯泰的小说形式与史诗重叠最大，甚至胜过史诗。自然与文化的对立是托尔斯泰小说中不可解决的难题。在二者之间的则是爱情、婚姻与家庭生活。爱情的需求在人的内心深处自然升起，但一旦与文化体制结合，就使人陷入低下而无灵性的习俗之中。因此，托尔斯泰的小说常常充满对现实社会的控诉，此外也有“伟大的瞬间”。卢卡奇确认，在托尔斯泰那里可以看到一个新的世界时代出现的各种预兆，但这些预兆是论战性的和抽象的。所以卢氏《小说理论》的最后一段写道：“只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这个新世界——它远离反对现存事物的任何斗争一一才被描画为易见的现实。他属于新世界。”然而，卢卡奇同时也看到，“新事物来临的征兆还如此微弱，以致它会被现有无益的政权随时轻而易举地扼杀。”由此可以看出，卢卡奇试图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旧社会制度的深刻揭露中发现一个新世界，以及对这个新世界的悲情展望。

《小说理论》是卢卡奇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前受到席勒、黑格尔、韦伯等人很大影响的时期写下的重要作品，它尤其是关心和忧虑西方文明的命运、深刻洞察西方社会危机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修祸并急切想找到一个新世界的产物。因此，这本著作主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对史诗时代和现代的分析、对比和对各种不同类型小说中主人公特点的集中褒贬评论，表达了一大部分知识分子对史诗时代的怀念、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极端不满以及对未来世界的思考、探索和憧憬。此外，卢卡奇在这部著作中把时代看作是史诗和小说的承担者，把小说视为“一个时代的史诗”，“我们时代的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这种用历史、社会环境的转变来解释小说性质的做法，已多少包含有卢卡奇不久之后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端倪或因素。面对现代社会无情而又有深度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执着探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卢卡奇进一步走向马克思主义和坚信社会主义的必然前提之一。

《小说理论》无疑是卢卡奇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显示自己凡天资的一部杰作，因此，《小说理论》出版后，受到托马斯·曼、韦伯、布洛赫、贝奈戴托·克罗齐、瓦尔特·本雅明、戈尔德曼、T.W.阿多诺等人的费赏，认为该书给他们下了经久不灭的印象。阿多诺说它是一部深刻、优异之作，为哲学的美学立下了榜样。艺术史学家M.德拉克高度评价这本书是精神科学方面最重要的出版物。

然面，卢卡奇晚年（1971年）对这部著作做了较客观的评价，认为《小说理论》“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错误，但是它的确曾号召推翻那个曾产生出它所分析的那种文化的世界，它曾理解需要进行革命的变革“。

《小说理论》是卢卡奇的早期代表之一，比较早地揭示了20世纪初西方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危机状况，是西方文化哲学方面的名著之一，在理论上有某些开创性的价值，在西方思想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在比较多地了解卢卡奇早期思想的形成和演变之后，我们将能更好地理解他为什么必然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为什么对社会主义有那么坚定的信念。正因为这样，他写出了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著作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成为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争议的人物。也许正因为他有这样的不凡的开端，所以后来才能成为当代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和文学评论家，20世纪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