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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长篇非虚构文学《少年中国》缩写本，已刊发于《国家历史》杂志第12期。请转载者务必说明

　　

　　作者：《国家历史》主笔 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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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中国》之一：“蜀道难”

　　1941年冬天，在成都东郊沙河堡镇，一场小小的葬礼进行着。正值战乱，墓地边只站立着寥寥几个身影，在他们的注视下，作家李劼人将一个骨灰盒放进墓穴，随即覆盖上泥土。他们的头顶飞舞着几张纸钱，爆竹只有稀疏的一两声。他们鞠躬、默哀，然而也没有哭声和眼泪。

　　因为，被埋葬进田土的这个人，已经死去五年了。他死在遥远的德国，生前孑然一身，身后一无长物。整整两年以后，他的骨灰才被辗转送回中国；又三年，李劼人终于将他安葬在了自己菱角堰的老屋附近。------他从此长伴着他；面对他的墓碑，他潜心修改着自己的三部作品，《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所谓至重的死亡，乃至大好的人生，归根到底也不过如此罢？然而，残留在人心深处的些许面容，连同墓石与青草，到底会让人透过这纷纭浩荡、似真非真的人间，去寻求一些活过的实在。何况，死掉的这个人，曾经有过恍若天籁的青春与人生。

　　死掉的这个人，名字叫作王光祈。

　　

　　一、

　　

　　1907年夏天，当15岁的王光祈跟随母亲迁居成都时，他断然无法想象，这个古老城市千年不变的面貌，已变得如此驳杂、破碎、模糊不清。

　　成都之行极富戏剧色彩。几个月前，晚清重臣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几乎下马伊始，他就派人寻访受业恩师、咸丰举人王再咸的后人。得知王再咸之子王展松早已去世、留下一对孤儿寡母后，这个风流儒雅、颇具古风的封疆大吏当即赠银一千两；随即，他又把王光祈送进了开办不久的成都第一小学堂。

　　成都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而这个生活着七万家庭、三十余万人口的城，已不再是昨日的那个城。

　　原本的城，聚集着官员、胥吏、商贩和手工艺人，他们或是乡村的食税者，或是千万农夫的变种。一句话，他们和他们居住的城，不过是广漠乡土的附属物。而伴随着“新政”的兴办、学堂的兴起，城市渐渐地独立出来，并渐渐地光怪陆离了。

　　制革厂、火柴厂、瓷器厂、“劝业场”，以及巡警、“公娼区”、工艺品博览会和新川剧，烘托出了一个旧的将死、新的方生的城。或许，与这一切相比，一个名叫周孝怀的地方官吏，他的行政履历更能折射出成都的嬗蜕，乃至无数城市的变迁？

　　周孝怀是浙江诸暨人，在成都，他绰号“周秃子”。自从1902年率领20名学生从日本留学归来后，这个年仅27岁的年轻人，开始以勃勃的生机、过人的精力，以及来自东洋的新经验，改造着这个老朽不堪的城、老朽不堪的省份。继开设四川第一所学堂、第一个巡警教练所后，他又接连创办了乞丐工厂、幼童工读厂、社会福利院、消防局、彩票局、自来水公司、川江轮船公司……尽管川人刻薄地以五个谐音字“娼场厂唱察”，来形容他的新政作为，但，短短几年时间，一个近代化成都渐渐出现了。

　　对王光祈来说，这个初分娩新诞生的城，如此喧嚣沸腾，又如此热烈清新。次年，他考入了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

　　

　　二、

　　

　　格致、算术、地理、体操……这些来自泰西的词汇，充斥着这所新学堂。义理、考据、词章、诗赋，从此变成了声、光、电、化。比起实验、公式和化学分子式，没有什么更能够颠覆乡村的记忆、并磨去过往的生活痕迹了。至今没有发现王光祈关于学堂时代的回顾文字，但，与他同时代的蒋梦麟留下的诸多记载，或许能够折射出他的心路。几十年后，蒋梦麟这么回顾自己的学堂生活：“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又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的闪光……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

　　更重要的是，在这所学堂，王光祈结识了众多一生交好、相濡以沫的朋友。

　　1908年夏天，也就是王光祈入学这一年，16岁的曾琦、17岁的李劼人以及年仅13岁的魏时珍，分别从隆昌县、成都府和蓬安县考入该校，成为他的同班同学。其中，曾琦性情温和，在旧学、辞赋之外，他英文、体操样样不及格，被戏称为“老夫子”；魏时珍聪颖过人，年纪虽小，却“诸子百家无所不读”；而李劼人极具豪侠气息，他的一桩旧事更被视为壮举：15岁那年，他父亲在江西病逝后，年幼的李劼人不顾三峡之险、蜀道之难，跋涉几个月将灵柩送回成都安葬，在邻里传为佳话。

　　来自新都县的周太玄，入校时年仅14岁，被称为“风度翩翩”；来自成都的李璜也不过15岁，被认为“眼界颇宽”、“见识深入宏大”。至于来自乐山的郭沫若，他前来投考的情形则被传为一时笑柄：被嘉定府中学开除后，他携带介绍信，先是坐轿子，而后又改乘“鸡公车”，辗转几百里来到成都。见到学堂监督（校长）都静阶后，他赶忙递上介绍信，谁知绰号“都喇嘛”的这位监督理也不理，当场拿出纸笔让他作文，并表示“不要浪费我上好的笔墨”。

　　郭沫若后来说，“文字做得都还通顺”。但被该校录取后，他似乎不甚得意，以至于后来牢骚连天。而在他们之外，还有赵世炯、郑尚廉、胡助、蒙文通、何鲁之……

　　渐渐地，十几位四川少年成为好朋友了。对王光祈来说，这是一段“携来百侣曾游”的美好时光。在这所学堂，这个昔日牛背上的牧童、从前的私塾蒙生，有时独自一人携带竹笛和洞箫，到野外一吹半天。他吹奏《阳春》，吹奏《白雪》，吹奏着《阳光三叠》和《高山流水》。在清新开阔的韵律中，他一次又一次感受着自身与天地向彼此的无限开放。有时，他又与十几位友人或登望江楼，或赴浣花溪，他们明志、咏怀、契阔、高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这一天，一行人来到东郊沙河堡菱角堰。见这里沙白水清，王光祈多少有些戏言地与同学相约，“死后合葬此处”。这是一个过眼云烟般的说法，因为，他们到底还年轻，他们还有着许许多多彼此的约定，比如不管人世如何变迁，他们都要常相聚首；又比如，“毕业后不问有无条件，都一定要出省，到那时认为是先进的上海、北京去读书”（周太玄，《关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然而，三十一年以后，当他在万里之外的异国化作了一抔骨灰，李劼人还是帮他实现了这个心愿。

　　也是在这所学堂，王光祈目睹、参与了两场接踵而来的历史大戏：“保路运动”和辛亥光复。

　　

　　三、

　　

　　1911年3月，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王人文护理四川。两个月后，清政府议决将川湘粤三省地方铁路收归国有，此前商办或官督商办的方案“一律取消”；5月20日，在盛宣怀主持下，邮传部以三省“路权”为抵押，向四国银行团贷款六百万英镑，决定自行修路。此举激怒了三省绅商。

　　收回路权的决议，不无道理。推行新政以来，国家急需铁路，为此才下诏鼓励商办或官督商办；然而，民间兴办铁路六年，不仅劳而无功，并且弊端百出。以粤汉路为例，六年仅修建五百余里外，股东纠纷层出不穷；以川汉路为例，不仅寸路未修，其账目之混乱、贪污之严重，更几近触目惊心……

　　正因此，收回路权似乎成为唯一的良方。但它冒犯了渐渐崛起的绅商阶层。

　　远在洪杨叛乱后期，绅商开厘金、办团练、兴公益，事实上已攫取了地方实权。以湘淮重臣为例，从左宗棠、刘坤一到江忠源、彭玉麟，无一不是中下层绅士出身；至于盛宣怀、唐廷枢等人，更是由商而官、以商入仕。如果说，这些绅商中的大人物的地位，已经折射了晚清“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那么，兴办“新政”、特别是设立咨议局后，绅商更已登堂入室，俨然地方领袖。与他们相比，象征着政权、紫禁城的官员，只剩下空空如也的一个衙门、一枚印信。

　　更何况，川汉铁路的一千二百万两股本，是以强制方式、“值百抽三”地从地租中征收的；它涉及到三千余万四川男女。它的股东代表就是百余州县的大小绅商。正因此，6月17日，当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告成立时，仅仅十几天时间，它就在64个县份建立了分会，拥有成员几万名……

　　官绅冲突愈演愈烈之际，又一个大人物出现了。他就是赵尔巽之弟、王光祈祖父的另一门生赵尔丰。

　　早在三月份，赵尔丰就接到调令，接替其兄川督职位，但川滇边务繁重，他迟迟无法到任。而当他匆匆赶到成都任所时，保路运动已如同星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为此，9月2日，他急急致电北京，呼吁“准归商办”；他并警告说，倘若动用兵力剿办，“至全国受其牵动，尤非尔丰所敢任咎”……

　　与赵尔巽的书卷气相比，赵尔丰是这么一个人：他干练、极有主见，同时狠辣、强调秩序。几年前出任永宁道台时，他先后处决叛乱会党数千人；而在川滇边界期间，他也屡屡大开杀戒，是朝廷极器重的干员，以及川人眼中的“赵屠户”。这么一个人，居然视几千绅商的请愿、罢市为洪水猛兽，可见形势之严峻、局面之复杂。

　　但，也是这一天，朝廷敦促湖北的两标新式陆军火速入川，“严加查办”；它并以森冷口吻，严令赵尔丰“速予弹压”。

　　这两封电报，断送了大清三百年的国脉。

　　

　　四、

　　

　　史料记载：保路运动期间，王光祈、李劼人等集体加入了保路同志会。他们罢课、集会、抗议、散发传单，一时颇显声势。

　　史料记载：鄂兵入川的消息传来后，分设中学堂诸生曾齐聚一堂。他们众口一声地认为，这是“官逼民反”、官逼绅反。

　　但后来的事态演进，却让王光祈百感交集，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辛亥光复后，11月25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皇城宣告诞生；浦殿俊、罗伦分任正副都督。在四川全省，这两个大绅士拥有极高的声望，“犹如拿破仑之于法国、列宁之于革命的苏俄”。但，面对满城的骄兵悍卒，他们唯唯诺诺、束手无策。

　　11月27日，他们签署了一纸手令。这道命令兼具笑料、荒诞戏和悲剧的三重色彩，事实上也是这场革命的缩影：新旧军队一概准许自由行动十天，“不受军律之拘束”；但十天以后，所有秩序均应恢复。

　　郭沫若后来回忆说：“成都的市面在那几天，真可以说是百鬼昼行的世界。……平常在街上点缀风光的女学生和新式的女性可以不用说，就连出门买菜的老板娘丫头子都不敢在街上走路了。”（《反正前后》）

　　好戏还在后头呢！12月8日，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之后，浦殿俊、罗伦终于在成都东校场检阅营防军了。这一天，他们以苦口婆心的姿态，反复表示“自由假期已满”、此后军人们应恪守本分、保境安民，云云。一番哀求后，丘八们也很干脆，他们要求补发三个月的军饷，只要有钱，他们就认两个都督。

　　让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这一天，当浦殿俊面露难色、嗫嗫嚅嚅时，一个兵二话不说，朝两个都督就是一枪。

　　又何止是这一枪？当浦殿俊屁滚尿流地逃出东校场后，兵变开始了。在不远处的分设中学堂，王光祈、郭沫若听见，士兵们开枪的时间，大约是午后两点钟，“从那时起枪声愈打愈多，愈打愈近，打到天黑的时候一城都是枪声”。

　　枪声之外，还有大火。很快地，成都沦为一座空城了：无数市民扶老携幼、出城逃难；路过分设中学堂时，许多难民不断打门；而在监督、“先生”的阻止下，学堂大门始终没有开启。几百名学生站在院子里，他们看了一夜的火光，听了一夜的枪声，有的心急如焚，有的嚎啕大哭……

　　这一天，在全城浩劫中，王光祈听到了母亲哀哀的哭泣声。

　　

　　五、

　　

　　长久以来，母亲罗氏是那样的温和、那样的坚强。她出身富户、熟读诗书，但丈夫去世后，她又是纺麻织布、又是砍柴挑水，艰难地将儿子拉扯大；她白天务农，晚上点起一盏油灯，教儿子读书、认字。她熬过了最寂寞、最清贫的十几年，直到赵尔巽出任川督、赠银一千两以后。

　　一千两银子，被分存进了两家当铺，每年付息四十两。这是细水长流的日子过法：依靠这笔钱，她供养儿子读上了学费高昂的新学堂；依靠这笔钱，她为儿子娶了一房媳妇。这笔钱是她的底气，也是她的希望。然而，就是这噩梦般的一夜，两家当铺先后遭遇乱兵的洗劫。她，血本无归了。

　　一夜之间，她似乎老了许多。而在她的身后，还有几间东歪西倒的老屋，还有一对嗷嗷待哺的孙子、孙女……

　　母亲的心灵支柱就这样塌陷了。而对王光祈来说，这不过是苦难的开端。因为接下去的几年，这个家庭的不幸，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这一年冬天，也就是成都兵变十几天以后，王光祈的长子夭折了。

　　早在十五六岁时，罗氏就为王光祈订下了一门亲事。那时，他是洋学堂的学生，赵尔巽又为他捐了一个“同知”的功名，在四乡八里，他都被视为未来的官老爷，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经过比较、挑选，不久后，一个知根知底、名叫罗次珊的女孩子，进入了罗氏的视野。1910年初春，他们结婚了。

　　妻子性情温婉，又有一双巧手。她崇拜他，因为王光祈字“润玙”（另一表字若愚），结婚后她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次玙”。之所以没有改掉那个“次”字，是因为她原名罗次珊，还是取义于追随、跟从王光祈呢？没有人说得清。那是其情融融、家庭充满天伦之乐的一段时光。它让王光祈终生难忘。

　　然后，当年年底，儿子出生了。次年深秋，在“保路运动”渐渐飙升之际，王次玙又为他添了一个女儿。一对儿女的啼哭声，曾给他带来多少欣喜、多少感动，又给他母亲带来多少快慰、多少知足呢？但好景是这样的短暂；他们仿佛刚刚品咂了一点日子的甘美，境况就急转直下了。

　　儿子死掉后，王光祈中学毕业了；十几个亲如兄弟的同学，从此各奔东西。几乎还来不及从丧子之痛中解脱出来，王光祈又迎来了一场丧事：母亲罗氏去世了。

　　此时，罗氏还不过四十岁出头，身体也一向硬朗。但在多年寡居、艰困生活之外，短短一年多时间，她经历了本银的失掉、爱孙的死去，以及希望的丧失。所有这一切，无不压迫、煎熬着这个一生含辛茹苦的女人。如同一盏油灯那样，她一直依靠希望生活；希望就是她的灯油。而希望破灭后，油尽了，灯也就熄了。

　　不知道临终之前，罗氏会对王光祈说些什么？是咀咒这可恶的乱世呢，还是叮嘱他多多保重？想必，在她苍老的心中，她还相信失去“同知”功名、正艰难觅职的儿子，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

　　《王光祈先生纪念册》这样描述罗氏之死：“……于贫病交加中去世。”

　　罗氏之后，再一个死掉的，是他的女儿。

　　

　　六、

　　

　　女儿生病时，王光祈正在重庆。

　　从这一代人开始，“毕业即失业”仿佛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命运。学堂是人为的产物；1901年，当紫禁城的士大夫们倡言“变通科举”、兴办学堂时，他们断然无法想象，不过三五年以后，学堂培养出来的新学生就大大过剩了。如果说，还要几年时间，李大钊才发出“京津之学生卒业而未就职者以万千计”的悲凉叹息，那么，在落后的大西南，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

　　在求职无门、衣食无着的处境中，王光祈只好抛妻别女、前往重庆，投奔曾琦。作为官宦子弟，这一年，曾琦在重庆创办了一家小小的报馆，《民国新报》。王光祈进入这家报馆当记者了。

　　报馆生活也那样苍凉、那样落寞。后来，李劼人曾这样回顾王光祈当时的境况：“那时，（他）在一个顶无聊的报社编稿子，只有一碗小菜饭吃。日暇无聊，便来找着我，少城公园茶铺里一坐，相对无言，连谈女人的兴趣都没有……”

　　这种苍凉和落寞，其实未必都因为家庭的境遇。那是一个街市中弥漫着绝望气息的年代，在狂欢一般的革命后，荒诞的时局、悲凉的人间，让一代青年日渐麻木、濒临绝望。范爱农、魏连芟、吕纬甫……这些或真实、或虚构的人物，或许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写照。即使鲁迅自己，也由此开始了蜗居寂园、抄拓魏碑的十年……

　　就在这样悲凉的时世和日子中，一封急信让王光祈赶回了成都。

　　这一年，女儿还不过两岁多；在长子、母亲接连死去后，女儿是他的至爱。然而这一天，女儿开始呕吐、发烧；在街坊邻里的纷纷猜测中，他担心女儿“出花了”。直到此时，他和妻子还死活不肯离开女儿的病床……

　　随即，红色斑疹出现了，几天后又变成了丘疹、孢疹。确信是染上天花后，他甚至开始烧香拜佛，祈求那无知无觉的土像木偶。他盼望女儿能够熬过这一关，只要熬过去，天花就不会再来，女儿也就可以长长久久地活下去了。

　　但女儿没有熬过去。她还是死掉了。看着渐渐冷却的小身体，不知道王光祈想到的会是什么？女儿死得干干净净，连一丝念想都没有给他留下：按照千百年来的经验、做法，天花病人的衣物、用品乃至身体，都是必须彻底焚烧掉的。从此以后，他再也看不到与她有关的一切了。

　　再也看不到的，又何止是女儿？1914年春天，就是女儿去世后不久，他悄然地走出家门、买舟东去。他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而任凭那个原名罗次珊、改名王次玙的女人，在那几间老屋里年复一年地等待着、守望着。他再也没有回去过，从此也再没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而王次玙也如此。

　　随着他的离别四川、渐行渐远，他由此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贫困、最凄寒的几年。站在时光的后头，我们可以发现：这艰难、迷茫的几年，连同他此前的所有伤逝、落寞、决绝，与其说是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并促使他抛家别妻、从此不再回来，毋宁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具激情、最为光华灿烂岁月的伏笔。历史残酷地以一个女人的悲剧，去换取一个民族不久后的刹那光芒。

　　《王光祈家庭成员略记》简单地记载：“王次玙……卒年不详。当于1946年前去世。”

　　

　　七、

　　

　　四川、王次玙以及自己的青年初期，就这样渐渐地远去了。1914年初夏，王光祈抵达了他路途中的又一个城：北京。

　　与成都相比，北京古朴、宁静而寥廓。后来，老舍这样描述那个浩茫的城，“第一个城楼，第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和西山”；郑振铎则谓叹说：“你见过一串的骆驼走过吗？安稳，和平，一步步的随着一声声叮当叮当的大头铃向前走，不匆忙，不停顿。……这便是北平人的象征。”

　　或许，这种广阔和从容，也渐渐抹去了王光祈的辛酸、伤逝？1915年秋天，到北京一年多以后，他考入了中国大学法律本科；而次年春天，他又渐渐地与分设中学堂的那些同学恢复联系了。

　　“学堂是一条远走的长路”。如果说，辛亥以后，分设中学堂诸生大多走过迷茫、困顿的几年，那么，经历觅职、办报、教书、蜗居等长短不一的徘徊，他们终于陆续地走出家门，到省外乃至海外求学。其中，赵世炯来到北京，李璜、魏时珍、周太玄去了上海，而郭沫若、曾琦、郑尚廉则前往日本……

　　十几位同学中，他和曾琦私交最好，而与周太玄往来最密。1916年，正是王光祈抵达北京的第三个年头，周太玄从中国公学毕业了。他也来到北京，前往《京华日报》任职；他并介绍王光祈到该报兼职，“（两人）共同工作常到深夜……谈得最多”。几十年后，周太玄回忆说，那些深夜，他们时常探讨个体、社群与国家的出路，“首先是发扬志气……不要同流合污得过且过；其次是为国家民族找出一条出路；第三，以为只依靠少数人的一点友谊还不够，一定还要有一种组织形式把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因此）很迫切地需要扩大圈子、寻求同气”（周太玄，《关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

　　或许，也出于寻找同道、“嘤咛求友”之意，王光祈才与远在日本的曾琦不断地通信？此后一年多，在许多通信中，他们一方面“切磋学问、砥砺品行”，另一方面，他们也相互介绍着各自的新朋友。

　　经过一年多的通信，一个小小的朋友圈子产生了。曾琦的东京同学陈淯、张梦九、雷宝菁，纷纷出现在交往名单里。周太玄后来回顾说，“（他们三个）也都是四川人，也都在一处读过书”；王光祈则谈到，通信期间，“（我们）大半先有一种精神上的结合。出路进退，互相商榷，已略具团体之规模”……

　　不止这六个四川青年。1917年夏天，当陈淯完成学业、回到北京后，他又为王光祈引荐了一个新朋友。或许，正是这个河北籍贯、时年28岁的年轻人，给了他最大的激情、最多的共鸣，并最终促使他发起“少年中国学会”？

　　这个人就是李大钊。

　　

　　八、

　　

　　后来被大书特书的李大钊，几十年来面貌渐渐斑驳、模糊。1933年，当李大钊遗著《守常全集》出版时，鲁迅勾勒了这么一个李大钊形象：“（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质朴，也有些凡俗。所以既象文士，也象官吏，又有些象商人……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

　　如果说，诚实、和蔼、与人为善，是李大钊留给世人的主要印象的话，那么，他那生机盎然、几近“与天合”的文字，他那挥舞泼洒、几乎冲口而出的澎湃激情，则让后人有机会走进他的心灵世界，去体验那颗最纯净、最寥廓的赤子之心。

　　他自幼父母双亡，依靠祖父祖母的拉扯长大；他时常受到姑母以及招赘上门姑父的虐待；在15岁时，他又失去了两个老人，从此和亦母亦姐、几乎一字不识的妻子相依为命；而仅仅38岁，他就惨死在绞刑架上……他境况之悲惨，超出了常人的想象；然而，他始终是那样地平和、温良，所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他又那样地热爱自然。日落、月出、花开、花落，天空与大地、黎明与黄昏……在天地化育、万物滋长的周始循环中，他仿佛获得了宇宙的启迪。从27岁开始，他就以一种夐绝的宇宙意识，一种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浩茫感悟，书写着他所向往的“青春中华”，并以此书写他的青春心灵、青春人生。

　　比如，“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由是一扣发一声，一声觉一梦……”

　　比如，“大千本无一有，更立不定，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谓也。……生死、盛衰、阴阳、否泰、剥复、屈信、消长、盈虚、吉凶、祸福、青春白首、健壮颓老之轮回反复，连续流转，无非青春之进程”……

　　又比如，“地球即成白首，吾人尚在青春，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也未老也。是则地球一日存在，即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有现在一刹那之地球，即有现在一刹那之青春，即当尽现在一刹那对地球的责任……”

　　如此浩茫、广阔而又动感十足，它让人想起盛唐的诗篇。如果说，王光祈的种种思考，后来构成了少年中国学会之“体”之“脑”，那么，李大钊的清新歌唱，也无处不在地表现在后来少中的生活里。它构成了少年中国之“心”。

　　那么，在和李大钊的一年交往中，王光祈是否感觉到惺惺相惜呢？

　　他也是父亲的遗腹子。1892年夏天，几乎是他出生前夕，一群亲友从几百里外的隆昌县城抬回了他父亲的棺木。他依靠母亲的纺麻织布、缝补浆洗长大；在四川温江乡下，至今还流传着他少年放牛的说法。

　　和李大钊一样，他没有兄弟，没有姐妹。一个中学同窗后来谈到，前往北京时，“（他）一身破衣裳，一个脸盘，一部杜诗，布鞋后跟烂得像鱼尾巴一样拖起了”；而另一位少中“会友”也回忆说，在北京的几年，他常年只吃两顿饭，“每日铜元四枚的生活费……早晚两餐，均在市上极便宜饭摊上吃饭。与一般洋车夫为伍，一个铜元的窝窝头，半个铜元的小菜……”

　　如此辛酸、凄寒的图景，或许也曾磨损过他的情怀与风骨？周太玄后来认为，“他的整个人生观都寄托在这个学会”；“光祈没有这个学会，便无生趣；这个学会若没有光祈，便没有灵魂”……尽管是溢美之语，但“无生趣”的说法，依旧折射了他悲凉的生命底色。十几年后，当他在德国凄凉结束自己的一生时，他的一生境遇，令无数友人唏嘘不已。

　　但，自从结识李大钊、并相约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后，孤独、失意、贫困、饥饿……所有这一切，他曾经有过的黯淡与灰凉，一下子都退居到生命的次要地位了。此后几年，他的生命焕发着雄健、光华和灿烂，一如他所缔造的那个少年中国运动。

　　如果说，李大钊身上有着天地元气，如同远古诗者的话，那么，王光祈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则让人想起范仲淹。历史以最神秘的深意，选择这两个最苦命的孩子，来充当20世纪中国最美好时刻的主角。

　　1918年初春，“少年中国运动”卷起了。

　　

　　  

　　“第三代人”（上）

　　

　　1918年冬天，23岁的李璜出夔门、经上海，跋涉大半个月来到北京。这一天，在米市胡同便宜坊的一家烤鸭店，北大教授李大钊设宴为他洗尘，同时在场的还有分设中学堂同学王光祈，北大学生邓中夏、易克嶷，以及李大钊的密友陈淯。李璜记得，六个人刚刚坐下，又有两名青年冒雪而来。王光祈介绍说，他们也有意到法国勤工俭学，“闻我将往，甚喜，愿一谈”（李璜，《学钝室回忆录》）。

　　此时，欧洲大战已经结束，断绝四年的中法航线也行将恢复。李璜此来，正是应“留法俭学会”之召、前往巴黎勤工俭学的。后来，他这么回忆当时的情形：“我注视赵毛两会友，似较我辈年青……以小弟弟待之。”

　　这一天，与两位“会友”，李璜称兄道弟、极为亲热。尽管初初相识，但他们同属“少年中国学会”（以下简称“少中”）的筹备成员。他们年轻、纯洁，心中有着无尽的山河，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几十年后，李璜说，那个午后他永生不忘；因为在那张小小的圆桌边，他见证了人生的无常、命运的残酷以及历史的分合。

　　因为，那个高个子的“会友”是毛泽东，黑皮肤的是赵世炎。与李大钊、邓中夏一样，他们后来都成为共产党的主要首脑。此后十几年，除易克嶷不知所终外，陈淯病逝、李大钊被绞死、赵世炎被枪决、邓中夏被枪决、王光祈客死他乡……最后活下来的两个人，一个走进了中南海，另一个却远走台湾，并被指控为政客、帮凶和“反动派”。

　　尽管如此，晚年李璜在写作回忆录时，依旧称呼他们为：“会友”。

　　

　　（一）初潮

　　

　　1、

　　

　　“同人等欲集合全国有为的青年，从事专门学术，献身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 1918年初春，在北京北池子的一间“狭陋不堪”的小屋里，26岁的王光祈起草着发起少中的计划书：“……知改革社会之难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故首之以奋斗、继之以实践；知养成实力之需时而不可以无术也，故持之以坚忍、而终之以俭朴……”

　　这寥寥几十字，勾勒了一个温和、渐进、旨在改良社会的青年团体。

　　所谓“专门学术”，指的是近代学科。晚清以来，分工、专业理念渐渐兴起，学制革命更造就了一个基于分工和专业化、包含类别五花八门的新群体，“知识分子”。然而，兴办学堂十年，急功近利的心态，乃至“学而优则仕”的旧观念，无时不刻地笼罩着学界：以专业论，法政科多如牛毛、动辄万千，格致、化学、矿业、商科则几近无人问津；以学制论，后来成为教师主体的万余名留学生，普通班、速成科比比皆是，“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以至得一本科学位，“社会尊之如帝天”……

　　清末兴学之弊，影响了民国学子。王光祈记得，他从前的先生中，“讲理化、数学的教员……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而以北大为例，在蔡元培出任校长前，学生们上体育课，教员呼喊的口令是：“老爷，向右转！老爷，向左转！”……

　　专门人才的匮乏，使“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流于空谈；与此同时，民国社会之败坏、人心之沉沦，更几近病入膏肓、无药可治。

　　

　　2、

　　

　　如果说，过往的年月，绅士、儒生、宗法和千年风俗，构成了这个国家惨淡经营的社会骨架，那么，随着乡村的衰老、旧政制的解体，绅士为“劣绅”替代，儒生为秘密会社替代，宗法为“族权”替代，而千年风俗也斑驳不堪、风雨飘摇……所谓“一盘散沙”，正是社会组织急剧恶化的产物。

　　正因此，构筑“新骨架”、奠基新社会，已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一急务；也因此，举凡公会、社团、自治组织、民间团体、舆论机构、工商企业，乃至“社会公德”的培育、契约精神的形成……种种社会的纽带物、“民众的联合体”，无一不是不可或缺、百废待举。王光祈认为，少中应成为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动机；他为此写道：“务使全国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风，常怀改革社会之志，循序以进，悬的以趋……”

　　那么，政治呢？

　　王光祈断言，只有造成“中国社会之基础”，并“基于社会之实力”，才能最后解决作为社会产物的“政治问题”。而在此之前，“勿为无意识之牺牲，宜作有秩序之奋斗”……

　　显而易见，王光祈的这些思考，有着深重的、梁启超式的改良痕迹。如果说，作为“支笔横扫千军”的天才报人，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启蒙者，而《新青年》作者群被视为“第二代人”的话，那么，远离政治、关注社会、力主改良、强调渐进……则始终构成几代知识者通往现代中国之路的着眼点，也始终左右着几十万知识分子的个体选择。王光祈这一代人登台之初，并不例外。

　　1918年4月，王光祈完成了这份长达万余字、名为《吾党今后进行意见》的计划书。他并将它寄给远在东京的曾琦，“商榷意见”。

　　

　　3、

　　

　　曾琦，四川隆昌人，1892年生。这个时为日本中央大学学生，曾被旧日同学郭沫若讥为“补人”（四川方言，意为可笑之人）、“老夫子”的26岁青年，有着异常复杂、混沌的面貌：一方面，他守旧、固执，即使在白话文运动兴起后，他也旁若无人地写文言文、作旧体诗，并且言必称王阳明、颜习斋；另一方面，他又颇具大时代青年的气息，他的日记时常出现“生于乱世”、“力挽狂澜”的字样，他并公然以克来曼梭、墨索里尼自居。他混杂了新与旧、文明进化与因循保守的诸多色彩。

　　在几千名中国留学生中，他有着极广的人脉、很高的声望。他也正筹谋创建一个学会；他的《戊午日记》记载，“予思拟集会同志，提倡分业，为一真正之学会，各就所学，轮流演讲，要以根于学理、按诸事实……”正因此，接到王光祈《意见书》后，他当即委派同学雷宝菁前往北京，“接洽一切”。

　　那么，在曾琦的最初设想里，他是否计划以东京为中心、建立学会的日本分部呢？毕竟，还要两年多时间，他才能完成学业、回到中国；毕竟，三千余名留日学生藏龙卧虎、人才济济……

　　但，仿佛是他们集体命运的一个隐喻、一种象征：几乎是雷宝菁刚刚抵达北京、还来不及安顿下来的日子，在日本列岛，一场突如其来的救亡风潮爆发了。它不仅改变了曾琦的计划，迅速催生了少中、“国民”等青年社团；它并以令人悲欣交集的变奏，伏笔着“第三代人”未来的命运变迁。

　　

　　4、

　　

　　自从签订《马关条约》，对这个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蕞尔小国，中国人曾经有过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怨恨、愤怒、屈辱、自卑，另一方面则是亲切、欣慰、追随、感激……它的战胜俄国被视为“黄种人的胜利”，它的庇护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它的容纳万余名留学生，也让人感受着“泛亚洲主义”的襟怀。而这一切伴随着欧洲大战的爆发，永远地成为了过去。

　　欧洲大战爆发后，亚洲的权力真空出现了。它化作了日本朝野的阵阵欢呼：元老井上馨说，“这是大正新时代的天佑”；黑龙会创始人内田良平的“特殊权益论”，则被视为“关于大陆政策的最大公约数”。此后几年，日本攻占青岛、抛出“二十一条”、执导西原借款、攫取北满特权……如果说，和日俄战争没有什么两样，青岛战役不过是又一场列强的狂欢，那么，1915年的“二十一条”、1917年的西原借款，以及1918年春天的《中日军事协定》，则意味着远东的新格局。在欧洲远东舰队纷纷撤离太平洋后，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旧世界，从此一去不再复返了；一强独大、吞并鲸食的可怕前景出现了。

　　它也化作了留日学生的暗哑呼喊、纷飞眼泪。

　　5月4日，《中日军事协定》签署前夕，在东京神田的一家饭馆，46名中国青年聚集着。他们代表了各省、各校的三千余名留学生。当夜，全体罢学归国、“一致对外”的决议作出了；作为与会代表之一，曾琦被推为“先发队”成员……

　　一艘艘轮船开往上海。在黑压压的人头中，夹杂了一名叫彭湃的广东青年，一名叫李达的湖南青年，一名叫王若飞的贵州青年，以及三名四川青年，曾琦、张梦九与郑尚廉……短短十余天时间，5月17日，“抵上海者已有一千四百余人”，他们筹集经费、建立机关，决心以“学生救国团”的名义长期活动；截至当年八月，“回国者共达两千余人，约占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三分之二”……

　　也是在沸沸扬扬的救亡风潮中，6月25日，曾琦与张梦九离开上海、来到北京。

　　

　　（二）“万类霜天竞自由”

　　

　　5、

　　

　　“予当时所以毅然辍学归国，尚非仅为一时之外交问题……”后来，曾琦这样回顾参与救亡的初衷：“而实重在重振中原之士流，以期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正因此，抵达上海后，曾琦事无巨细地参与着“学生救国团”的筹组，张梦九也出任机关报《救国日报》总编辑。而他们的前来北京，初衷也不过是游说梁启超、蔡元培设立一所新学校，以安置归国学生。但抵京第一天，王光祈的一席话打消了他的念头。

　　几十年后，在《学钝室回忆录》里，李璜追记了两人晤谈的情形：几乎刚坐下来，王光祈开门见山地说，“我有一议，思之已久，等着为你提出。……留日学生救国团的主张，明明在反对段祺瑞，要在京津发动，障碍必大。而即使发动成功，也不过是一哄之局，势难持久”……

　　换而言之，所谓“救亡”不能指望学潮。在这样规劝曾琦后，王光祈随即谈到：“应早日集结有志气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经过历练，成为各项专门人才，始足以言救国与建国的种种问题的解决……”

　　这些立足长远、重在建设的劝告，让曾琦欣然接受。这一天，在一拍即合后，曾琦建议学会定名为“复兴社”；但在王光祈的力主下，它最终定名为“少年中国学会”。

　　也是这一天，包括李大钊、周太玄、陈淯在内，六名发起人“公推王君光祈为起草员”，负责起草《意见书》之后的又一份重要文件，《学会规约》。他们并议定，五天后也就是6月30日，在北京南郊岳云别墅举行少中筹备会议。

　　

　　6、

　　

　　岳云别墅位于顺治门（今宣武门）外沟儿胡同55号，前身是浙江嵊县同乡会馆。从6月30日开始，七名发起人在这里接连会议；他们反复讨论、“修改数次”，终于拟定了共计八章、多达七十条的《学会规约》。

　　在“定名”之后，学会宗旨被归结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和“转移末世风俗”。

　　一个不易觉察、但异常微妙的变化，悄悄地出现了。如前所述，所谓“专门学术”，指的是近代学科；而“真实学术”则无疑包括了儒学在内的传统学问。从“专门学术”到“真实学术”，应是旧学功底深厚、视儒学为安身立命之所的曾琦坚持的结果。

　　如果说，四大宗旨以及四项信条，“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大抵来自王光祈《意见书》的话，那么，长达十四条、内容极其详尽的《会员》一章，则是七名发起人反复讨论的产物。后来，它被认为是“少中命脉之所系”。

　　入会须“由会员五人介绍”，并经评议部认可；会员须研习一种专门学科，不得中途休辍或自行更改；不得嫖娼、赌博、懒惰、浪费；不得“接近政党”；不得虚伪、冷漠、言行不一、“无悛改之心”；甚至，“介绍会员不加审慎”也或致警告、或予除名……后来，会员易家钺在《京报》上匿名发表了一篇骂文，被认为“吐词淫秽”、“不啻宣告青年人格的破产”，而决议让其自行出会。

　　连同不久后颁行的《本会征求会员之标准》，《学会规约》构成了少中“以传统之心、行改良之事”的鲜明气质。如果说，苛刻、严厉乃至略显琐碎的品行要求，让人想起传统儒生的修身进德、慎独自律，那么，征求会员的三大标准，“纯洁”、“奋斗”、“对本会表示充分同情”，以及“须俱备以上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的要求，则让人想到原典儒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力行精神。

　　更重要的是，在易家钺之外，此后几年会员违反《规约》、或被评议部警告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群群中国少年的百侣携游、“万类霜天竞自由”，让少中生活无比清新、令人难忘。一名会员后来追忆说，“在少中最初几年的会员间，实在没有给我留下半点不良的印象。这与我后来所过的党人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勾心斗角的把戏，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

　　不仅如此。在《会务》一章，少中明确了“发行报章”、“刊布图书”、“组织演讲”、“学术谈话”等日常活动；在《机关》一章，学会设立了评议、执行、编译三部；在《职员》一章，则规定了选举制度和选举办法……直到7月21日，《规约》才最终定稿。后来，王光祈回顾说，“岳云别墅者，本会成立史中最可纪念之发祥地也”。

　　也是在岳云别墅，七名发起人达成了一项意味深长的决议：学会先设立“筹备处”，以王光祈为主任，进行为期一年的筹备；一年之后，1919年7月1日，学会再正式召开成立大会。

　　

　　7、

　　

　　“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1914年8月4日，面对窗外的璀璨灯火，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伯爵悲叹说：“在我的余生，我永远不会看见它的复明……”

　　熄灭的何止是灯光？巴尔干、莱茵河、英伦三岛……随着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卷入大战，欧洲的心灵也急剧衰老着。当欧洲沦为一片废墟后，罗素说“欧洲已死”；而在断垣残壁之间，一本《西方的没落》成为众多市民的读物；巴黎出现了四万名职业算命者，伦敦更多至不可胜数，并且是“唯一兴隆的生意”……

　　熄灭的，还有大陆这一头的微茫希望。

　　1917年秋天，在一次演讲中，蔡元培情感复杂地谈到，“生存竞争云云，已成过去学说”。如果说，这个判断折射了众多中国人怅然若失的心态，那么，不久后梁启超的欧洲之行，更意味着中国近百年心灵苦旅的又一次大转折。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这么比喻过去的路：“我们……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向前赶，以为可以靠它做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

　　这是中国心灵最困顿、最苦涩的时刻：过去的七十年，西风东渐、效法欧美是这个国家渐行渐远的一条长路；沿着这条路，它已经走得太远，已经无法回头、无法再回去了；而欧洲之灯熄灭后，不仅政制、社会、“新民”的老话题，还有思想与精神资源的新困境：它已经一空傍依；它该走向何方呢？

　　从这里开始，“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最迫切、最重大的时代追问了。如果说，在梁启超、陈独秀那里，这一切无须作答、仿佛不言自明的话，那么，对初初步入历史的“第三代人”来说，无论李大钊呼喊的“青春中华”，还是王光祈心中的那个“光华”、“灿烂”、“雄健”、“文明”的少年中国，都更多地是一种意象，一种气质的书写；它远非具体、切实的社会蓝图。因为他们没有参照物，他们无法作答……

　　正因此，王光祈明确表示，十九世纪的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运动，“在当时视为少年者，在今日吾人视之，亦老大意大利、老大德意志而已”；而“吾人所创造非十九世纪、十八世纪之少年中国，实为适合廿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也”。也因此，七名发起人一致决议，以一年为筹备期，寻求何为“少年中国”、“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

　　无论如何，伴随着高远寥廓、充满少年风华的气息，少中的第一轮成员发展开始了。

　　

　　8、

　　

　　在成都，李劼人、胡助、何鲁之、李小舫等人入会；在南京，左舜生、黄仲苏、阮真、谢循初等人入会；在上海，魏时珍、李璜、杨贤江、郑尚廉等人入会；在日本，沈懋德等人入会……

　　自然而然地，分设中学堂旧友成为少中的主体了。而在分设中学堂诸生之外，以卢作孚为例，这个后来的“中国船王”、民国最杰出的实业家，是李劼人在《川报》的同事；以周晓和为例，他是周太玄的亲兄；以左舜生为例，他是曾琦的震旦公学同学。至于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后来的大汉奸周佛海，救亡文艺家、《义勇军进行曲》作者田汉，则分别是曾琦、郑尚廉在东京的同学和朋友……

　　旧友、同乡、同学、同事，交织出了少中遍布全国、远及海外的会员群体。这一天，在南京玄武湖畔，左舜生又介绍两名被河海学校开除的学生入会。他们是后来的共产党总书记张闻天，以及茅盾之弟、早期共产党主要活动家沈泽民。

　　这一天，在李大钊的介绍下，一个高个子、湖南乡音浓重的湘潭青年，进入了王光祈的视野。他就是“新民学会”创始人、时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不久，王光祈这样评价他，“此人颇重实践，自称学颜习斋（作者按：清初儒学大师颜元）之学主实行”。

　　又一些日子后，由赵世炯引荐，一个皮肤黝黑、中等身材的青年也加入少中。他就是赵世炯的弟弟赵世炎……

　　无一例外地，这些青年处在最清新、最生机勃勃的年龄。古典情怀的滋养，此时尚未消褪；一空傍依的时世与人生，让他们一方面极目四野、“问苍茫大地”，另一方面，他们也由此进入了个体与友人、自然、天地无限交融的寥廓情境。以毛泽东为例，这一年春天，他和一群青年在长沙组成了新民学会。在橘子洲头，他们读书、辩论、抒情、咏怀；他们上山砍柴，到很远的泉边挑水，以蚕豆拌米饭充当一日三餐；他们在湘江之畔漫步交谈、登高眺远，到爱晚亭边通宵露宿、“野蛮体魄”……后来，毛泽东以这样的诗句，回顾咏叹那无比清新、异常广阔的日子：“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不仅如此。他还以“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情怀，化实为虚、兼类而及，将中国少年和自然万物融入了同一意象，从而挥发出生生不息、深邃高远的宇宙意识。你看，那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不就是少年中国旭日初升的景象么？你看，那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不就是中国少年尽情挥洒、行走人间的比照么？……

　　这不是一个人的。这是“第三代人”的集体抒发、清新歌唱。在新旧交替、“百舸争流”的年代，“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让他们拥有恍若古代士大夫的广阔；作为初初崛起的近代青年，他们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清新。他们尽得新之美、旧之善。历史以最神秘的造化，在一个最惨淡、最苦痛的人间，生化了一群最自由挥洒、最意象寥廓的青年……

　　而就在他们挥洒泼洒、青春放歌的时候，一种光辉灿烂、最古老也最年轻的思潮，一曲无比清新、近乎天籁之音的时代变奏，那美丽的“安那琪”的旗帜，悄然席卷着、征服了“第三代人”。对无数青年来说，它如同新的转机，如同闪闪星斗。

　　

 



　　“第三代人”（中）

　　

　　（三）“安那琪”的旗帜

　　

　　9、

　　

　　如果说，理性、科学、进化、批判精神……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一代的主题词，那么，尽管这些词汇也被“第三代人”反复引用，但它近乎宗教的权威色彩，毕竟渐渐地褪却着、消失了。“第三代人”清新、激越、情感奔放、犹如狂飙，与其说这是盛产学者、理性主义的一代，毋宁说，他们是关乎文学、浪漫主义的一代。徐志摩、郭沫若、巴金、茅盾、郁达夫、叶圣陶、张天翼……后来，巴金回忆他当时好像活在一个“梦的世界”里，而郭沫若的长诗《凤凰涅槃》，则集约折射了那一代人的特质：旧的、污浊的世界将要毁灭；在残余的灰烬上，将诞生一个新的、温暖的、光辉的世界。

　　这新的、温暖的、光辉的世界，又何止是诗人的想象？也是1918年，在欧洲灯光渐渐熄灭之际，一股突如其来的风潮迅速席卷了中国，席卷了“第三代人”。

　　“近数月间，政界、学界、报界、实业界，‘社会主义’之名词，口耳相邮、笔舌互战，渐渐输入一般人头脑中”。如果说，1911年江亢虎的这个观察，折射了“社会主义”初初舶来、风声渐起的景象，那么，在七年之后，它忽然化作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汹涌潮流，让无数青年为之倾倒、沉醉。

　　实社、进化社、互助社、奋斗社、平社、民声社；《劳动》、《工余》、《民钟》、《奋斗》、《自由录》……几十个团体，百余份报刊、图书，成千上万的研究者、信仰者，使“社会主义”渐渐成为街头巷尾耳熟能详的词汇。自从天演进化、“适者生存”的残酷规则退潮后，从来没有哪一种学说能如此迅猛、如此普遍地风行全国。更重要的是，《天演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带给中国人的，是不尽的无奈、苦涩、别离和被裹挟的痛楚；而对亿兆生长在五谷与土地、社稷与伦理中的中国民众来说，社会主义带给他们的，则是美好、亲切、自信乃至“对本民族过去的深切欣赏”（舒衡哲，《五四两代知识分子》）……

　　那么，让中国人如痴如醉的“社会主义”，究竟包含了什么内容呢？

　　早在1914年，最老牌的社会主义者、中国社会党创始人江亢虎就概括说，社会主义的形态是“三无”、“二各”，即无宗教、无政府、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因为“三无”，众多自由人将按照契约，组成“社”与“会”，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日渐广泛的“自由人联合体”；正因为“社”、“会”替代国界、民族，这种社会形态才被称为“社会主义”。而纽带“三无”与“二各”的，则是无家庭带来的无私产；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也可被称为“公产主义”或“共产主义”……

　　那么，在这么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又是什么呢？那些社会主义的先驱者，克鲁泡特金、巴枯宁们回答，是互助，是合作。正如资本主义以竞争说、进化论为理论基础那样，社会主义以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巴枯宁的合作主义为学说根本。克鲁泡特金认为，人类乃至生物界的进化，并非因为竞争；恰恰相反，它因为互助。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不会互助的物种正渐渐灭绝，而人类这个最擅互助的社群，已经进化到了最强大的地位。

　　巴枯宁的合作主义也大致如此。换而言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立意，有着近乎颠覆的差异；正因此，它们的社会形态也将截然不同。资本主义冷漠、残酷、剥削、掠夺，社会主义则温暖、善良、美好、友爱。去试想那么一个社会吧！人人都是兄弟姐妹、四海恍若一家；在社群与人类家园中，人们自由栖息，没有压迫，没有对立，更没有战争、杀戮、侵占和掠夺；而随着“自由人联合体”的渐渐扩大、不断融合，人类也将实现它的最高理想，天下大同……

　　当欧洲之灯熄灭后，这样的社会图景，迅速成为中国知识者的集体憧憬，并化作了“第三代人”又一轮的清新歌唱。

　　

　　10、

　　

　　1917年，16岁的蒋光慈在安徽省立第五中学读书。这一年，他陷入了青春期的极度苦闷；他化名侠僧，决定“跳出红尘”、出家修行。就在此时，他偶然读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以及廖抗夫剧本《夜未央》。他受到了巨大震撼；不久后，他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了，俄国著名虚无党人苏菲亚则化作了他的梦中情人。他说，“此生不遇苏菲亚，死到黄泉也独身”……

　　次年，他和两个朋友李宗邺、钱杏邨（阿英）结成了小小的“安社”。“安”是安那琪之意，“无政府”的音译。他们油印小报《自由之花》，开始断断续续地写诗。几年后，蒋光慈诗集《新梦》出版时，他的老师、《新青年》作者之一高语罕在《序言》里写道：“作者光赤，是我数年前一个共学的朋友；那时，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蒋光慈的社会主义信仰，重在无政府；而作为一名女性，蒋伟则从“无家庭”出发，渐渐成为女权主义者。这一年，她在上海废弃了自己的姓氏，以此表达脱离旧家庭、告别旧社会的决心。她并取了一个新名字“冰之”；以这个名字，她恋爱、结婚、生子……许多年以后，她才又有了另一个名字“丁玲”。

　　与丁玲同龄的四川少年李尧棠，经历与蒋光慈差相仿佛。这一年，16岁的李尧棠读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他为此激动不已，哭了又哭。他从此看到了一个纯洁、渺远而高贵的世界，一种前所未有的新人生。不久，在一个深夜，他以“一颗战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用一个谦卑的孩子的口气”，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据说，陈独秀是《告少年》的中文译者……

　　他始终没有收到陈独秀的回信。但，这个孩子的安那琪之梦，从此再也没有失却。几年后，他从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名字中各取一字，作为自己的化名、笔名。这个名字就是“巴金”。

　　也是几年后，巴金结识了毕生挚友、来自山西的卫慧林。他由此进入了一个无比广阔、有着众多青年的安那琪天地：黄凌霜、匡互生、朱谦之、区声白、袁振英……如果说，蒋光慈、丁玲以及茅盾、朱自清、朱光潜，成千上万的青年，后来纷纷告别了安那琪，那么，他们则在这面旗帜下终生守望，终生不肯出走。毫无疑问，他们始终没能看见那个安那琪的世界，但，安那琪就在他们的心中，并浸入他们的魂灵，化作他们的生命，而这一切，不正是安那琪的真义吗？……

　　几十年后，随着台海的开放，已成耄耋老人的卫慧林终于回来了。这一天，在巴金的寓所，卫慧林批评他“不敢说真话”；据说巴金沉默以对。但，他很快出版了一本“讲真话”的书，《随想录》……

　　何止蒋光慈、巴金、卫慧林、朱谦之？又何止是“第三代人”？这一年，巴金和卫慧林结伴前往漳州；自从1918年8月陈炯明将军接受安那琪、建立“闽南护法区”以来，一群文化人就在这里创办了《闽星》杂志。而进入漳州后，巴金又惊又喜：陈炯明真诚、热烈；在他“近乎革命”的治理下，这个城市“成效极佳、人民尽皆满意”，一份德国报纸甚至声称，“东方一颗明星，正在放出光芒”……

　　不仅众说纷纭、后来毁多于誉的陈炯明。后来沦为大汉奸的王楫唐，这一年也开始宣扬社会主义。他并组织了一个安那琪社团“民生研究会”；而作为北洋政权的死对头，南方的胡汉民则以《孟子与社会主义》的标题，宣称在“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以及“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古代经典中，已蕴含了安那琪、社会主义的思考……

　　并不令人意外地，这股席卷一代人的潮流，也裹挟了众多少中会员，以及另一些青年的身影。后来，正是他们将类别纷繁、统称为“社会主义”的众多思潮，一概归结为“无政府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以区别来自苏俄、原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那种社会形态。

　　

　　11、

　　

　　远在1912年，读过一些小册子后，恽代英即开始信仰“无政府的共产主义”。后来，在写给王光祈的一封信中，这个少中会员这样描述自己的信心与感动：“从实告诉你，我信安那琪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琪的真理……我信一个人只要有了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精神，他自然有日会懂得安那琪的……”

　　如果说，恽代英的信仰，主要来自安那琪先驱刘师复的话，那么，在为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起源》一书批注一万余字笔记后，毛泽东则沉迷进了周作人宣扬、日本学者武者小路笃实创立的“新村主义”。1918年6月，在橘子洲头，他试图和两名友人张坤弟、彭则厚，建立一个小小的新村；而新村尝试失败后，在北京大学，他又结识了时为北大学生、后来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朱谦之。

　　朱谦之是福州人。进入北大哲学系后，由于时常到图书馆借书，他很快认识了助理员毛泽东。十几年后，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告诉斯诺：“（那时）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探讨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不仅恽代英、毛泽东。少中会员里，曾经信奉过安那琪的，还有李大钊、赵世炎、周佛海、杨贤江、张闻天、沈泽民，以及不久后入会的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刘仁静、张申府……他们连同田汉、卢作孚、方东美，以及不久后入会的宗白华、朱自清等，渐渐构成了一个安那琪群体。

　　少中之外，这一年，刚刚从日本回来，在天津创办了觉悟社的周恩来，决定与他的同人一起废弃姓名。他们抽签决定代号。抽到五号后，他有了一个长期沿用的化名“伍豪”；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天，一个年仅15岁的小姑娘抽到了一号，于是化名“亦豪”。她就是周恩来后来的妻子邓颖超。

　　作为“国民”社的主要骨干，这一年，张国焘以激扬态度，高调宣称自己从此信奉安那琪；与曾琦一同从日本回来，正在“学生救国团”活动的李达，则反复阅读着克鲁泡特金的众多小册子。前清秀才、正参加护法战争的董必武，则与他的密友陈潭秋一起，反复讨论各种学说。他后来回忆说：“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作者按：即新村）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

　　后来聚集在南湖那条船上的12个人，大多有过安那琪之梦。一份后人的研究更表明，最早的57名中共党员中，“至少有22人信仰过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但，这一年初冬，正是风潮方兴未艾之际，当李璜抵达北京，并在米市胡同便宜坊结识李大钊、毛泽东与赵世炎后，他不经意地卷入了一场少中内部的“主义”论争。

　　

　　（四）“庶民的胜利”

　　

　　12、

　　

　　引发“主义”论争的，是少中发起人李大钊。

　　长久以来，这个真诚、热烈、满怀赤子之心的青年，始终有着深沉的乡土情怀。他厌恶城市，并视资本化生活为罪恶之渊薮；他说，“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的空气混浊，乡村的空气清洁”……

　　他很少欧化迷信；他的目光，始终投向了一个遥远的、几乎不可企及的天地。他真诚地赞赏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托尔斯泰的博爱主义与泛劳动主义，以及泰戈尔“爱是人间最高幸福”的思想。特别是托尔斯泰民粹倾向、恍若田野牧歌般的审美趣味，应和着他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发起少中后，他不断召唤身边的中国少年到乡村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农民的伴侣”。他说，“那精神改造的种子，因为得洁美的自然，深厚的土壤，自然可以发育起来”；他说，“那些静沉沉的老村落”，将因此变成“活泼泼的新村落”；他并且断言，“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

　　他成为少中最早、最真诚的无政府主义者了。他以没有穷尽的深情与激情，讴歌、赞叹着那个至善至美的寥廓天地。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这是一整代人的清新歌唱：“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他们追求着这样的社会与天下；他们以最高远、最终极的人间理想，应对最惨淡、最苦痛的现世。在他们的心中，那个永不能普施、同时永不泯灭的人间大道，如同新的转机，如同闪闪星斗……

　　但，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逼迫着一代人寻求迅捷的救亡之路；欧洲大战的余音，则仿佛让他看到了人类的新曙光。如果说，1918年7月，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演说中，李大钊还一面断言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的先声，另一面他也视俄国革命为“鄙”为“恶”的话，那么，当年初冬，他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演讲，已经将俄国模式视为通往那个美好世界的坦途了。

　　他急剧地向“左”转了。他坚信那是“庶民的胜利”、“劳工主义的胜利”。他说，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能拒的”；他说，“没有康格雷（议员），没有巴力门（议会大厦），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这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他并且说，有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于贫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径”……

　　然而，对这些鼓吹，少中会友们并不认同。

　　

　　13、

　　

　　“1918年11月中，守常便已在我们聚餐席上，开始称道俄国的共产革命。” 几十年后，李璜回忆说：“（他）认为比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要有意义得多……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的策略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

　　对此，少中会友纷纷表示反对。首先是王光祈。

　　王光祈认为，中国蒙昧、落后、百废待举，当务之急在于建设；而所谓“革命”，无非是新兴之边缘势力与守旧之中心势力的角逐，既无新兴，谈何革命？又何况，千百年来，哪一次暴力革命不是杀人盈野、血流成河？……

　　如果说，王光祈的反驳重在强调国情，那么，李璜则把目光投向了苏俄革命本身。1919年1月，在四年多的航路断绝后，开往法国的第一艘轮船缓缓启程了。临行前夕，李璜留下了一封《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书》。在这封信里，李璜谈到，“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不好”，但，1848年的浦鲁东鼓吹，“至使许多工人死在巴黎，以后多年都无人谈社会主义，说它是一种假道德”；而马克思主张的阶级战争，“每次都生出暴动，不知连累了多少平民”。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与暴力的结合，只能造就人间的苦难。至于苏俄革命，李璜更加不以为然，“彼此相杀，闹得无有人道了”。

　　那么，该怎么办呢？李璜认为：“要从根本着手，非增进平民的智识不可；要增进平民的智识，非同平民亲近不可”……

　　不仅王光祈、李璜。直到此时，大多数少中会员所持的，还是和平、渐进主张。正因此，在送别李璜的谈话会上，“李君演说毕，掌声如雷”；一个多月后，刚刚创刊的《少年中国》杂志刊载了李璜留信，它使各地会员纷纷加入“主义”、苏俄问题的讨论。讨论几乎是一边倒的，曾琦、左舜生、陈启天、魏时珍、方东美……众多少中会员纷纷表达了立足改良、不问政治的立场。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讨论态度之友好、观点之开诚布公，让许多会员念念不忘。几十年后，一些会员依旧感慨说，李大钊“真系光明磊落之人”，“其温和的态度、正大的风范，足以让人心折”；另一些会员则谈到，在早期少中，“……聚首时每有辩论，无不面红耳赤、据理力争，事后又握手言欢，不存芥蒂……”

　　“主义之争”的第一个花絮，就这样过去了。但，这一年春天，随着一群北大学生的入会，少中的面貌更加苍茫、复杂起来。

　　

　　

 

　　“第三代人”（下）

　　

　　（五）“到民间去”

　　

　　14、

　　

　　又一批入会的成员，来自北大“新潮社”。

　　新潮社以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和徐彦之为几大发起人。1918年10月13日，在北大沙滩红楼，21名青年齐聚一堂，决心创办一份宣扬个性解放、鼓吹“全盘欧化”的杂志；这份杂志以中学毕业生为对象，致力于使他们“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不久，文学家、北大教授周作人，以及后来的著名共产党人谭平山、高君宇，后来的著名作家朱自清、叶圣陶、康白情，后来的著名学者顾颉刚、冯友兰、孙伏园、俞平伯、何思源……纷纷加入了这个社团。

　　11月19日，新潮社正式成立，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出席了成立大会。次年元旦，《新潮》杂志创刊了。此后两年有余，《新潮》共发行十二期，“第一卷第一期复印到三版，销到一万三千多册，以后也常在一万五千册左右……声势不可谓不浩大”（罗家伦，《回忆傅孟真先生》）。

　　正是《新潮》杂志创刊前后，几名新潮社成员，徐彦之、高君宇、朱自清、康白情先后加入了少中。如果说，作为后来的文人，徐彦之、朱自清和康白情的入会，使他们汲取了精神力量的话，那么，来自山西、时为地质系学生的高君宇，获得的则不仅是精神力量，他还获得了信仰、使命感和未来选择。

　　入会不久，高君宇和李大钊很快接近着。他成为李大钊的追随者了。他们开始研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并密切关注着俄国局势。他们并不孤单；1919年年初，随着国民社众多骨干的入会，他们的队伍迅速壮大起来。

　　如果说，新潮社奉蔡元培、胡适为偶像，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国民社则以李大钊为导师。它的出现，与几个月前留日学生的归国风潮密切相关。后来，在《回忆国民杂志社》一文里，许德珩这样回顾“学生救国会”的发起、国民杂志社的诞生：这一年晚春，四名湖南籍归国学生到北大串联，“记得其中有李达、王希天、阮湘等”；经过同学的介绍，“第二天，我和邓康（邓中夏）到湖南会馆去看他们……商量好发动一个群众性的反日爱国运动”。不久，它就演进为一场前所未有的学生请愿活动。

　　5月21日，以北大学生为主体，两千多名青年齐聚新华门外，要求总统冯国璋接见请愿代表；八名请愿代表中，包括了后来“五四运动”的几位领袖，邓中夏、许德珩、张国焘、傅斯年和易克嶷等。几十年后，许德珩总结说，“这是破天荒第一次的学生请愿”。

　　请愿期间，包括北京大学、法政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在内，二百余名青年组成了“学生救国会”。他们与本部设在上海、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救国团”遥相呼应。随即，许德珩、邓中夏、易克嶷等又开始筹办《国民》杂志，以作为学生救国会的机关刊物、日常机构。1919年元旦，与《新潮》杂志同时，《国民》杂志问世了。

　　《国民》杂志创刊后，许德珩、邓中夏、黄日葵、刘仁静、易克嶷……纷纷加入了少中。它为李大钊提供了一小群追随者。被称为“世界主义派”的那个群体出现了。

　　

　　15、

　　

　　“世界主义派”以李大钊为导师，“国家主义派”则以曾琦为领袖。

　　1918年8月，在张梦九主编的《救国日报》上，曾琦开始连载《中国之青年与共和之前途》一文。这组后来被结集出版、定名为《国体与青年》的文章，获得了无数喝彩。在这些文章里，曾琦杂糅了“国家主义之父”费希特与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众多观点，并结合中国的救亡需要，形成了“国家主义”主张。他认为，在民族危亡之际，只有化以往的“文化主义”为“民族主义”，唤醒大多数民众参与救亡，国家才可能生存发展。

　　毫无疑问，这样的观点，能够赢得众多青年的认同。如果说，李大钊的鼓吹引发“主义”之争时，左舜生、李璜、陈启天、张梦九等还只是借用曾琦观点予以反驳，那么，随着“世界主义派”的出现，“国家主义派”也渐渐形成了。

　　1919年春天，抵达法国后，李璜密切关注着俄国动态，并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各流派。此后几个月，在一系列书信中，他反复谈及对苏俄革命的看法。他说，列宁主义是“假霸道行王道”，为极崇高的目标，行最激烈的手段；他说，随着革命的行进，崇高目标也被渐渐忘却，“由二三首领意气的搬动……造成民众彼此相杀”；他甚至断言，“（布尔什维克）先把政权夺着，然后用人工制造法去创造共产主义环境……是一种倒革命”……

　　所谓“倒革命”，指的是人为地、拔苗助长地制造革命，而非出于历史需要。那么，对苏俄政府几次宣言、放弃一切不平等条约，李璜又是怎么看的呢？

　　李璜认定，这是“欲取故与”！他说，苏俄政权危机重重，在这个关头，它向中国官民示好，无非是“远交近攻”老把戏的又一次重演；一旦局势稳定，它又会产生觊觎之心。难道他的国内会友真的相信，苏俄将以国际道义、而不是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处置中俄关系吗？难道，布尔什维克的“解放全人类”，不能解释为“承大彼得之霸略，欲假马克思之共产主义以征服世界”吗？……

　　对苏俄的不同态度，正是两个群体最大的分歧所在。所幸，他们还维持着很好的私交。以李大钊为例，曾琦、李璜等认为，“守常忠实厚道、天真烂漫之人……所谓君子可欺之以方”；以邓中夏为例，左舜生更曾谈到，“中夏……纯任自然、大气磅礴”，言下颇有视为一代英豪之意。不久后，王光祈不无欣慰地谈到，“中国少年学会会员对于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安那琪主义态度既不一致，而感情仍极融洽，且其中仿佛有一种共同趋向，是大家努力前进的标准”（《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

　　那么，他能够想到么？这个“共同趋向”不仅让会友们“努力前进”；在后来的日子，它更使会友们渐行渐远，直到曾经亲如兄弟的青年彼此对立，彼此敌视。

　　这个“共同趋向”，就是“到民间去”。

　　

　　16、

　　

　　“到民间去”以劳工神圣的观念为先声。

　　1918年11月15日，在天安门广场，李大钊以这样的雄健呐喊，结束《庶民的胜利》演说：“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啊！快去做工呵！……”

　　难道，一丝一缕、一饭一食，不都是庶民创造的？难道过去的儒生、今天的知识分子，不都是由庶民们供养的么？庶民们创造了这个世界，他们如牛似马、褴褛肮脏，难道读书人不应该心怀歉疚、并尽快加入他们的行列？……

　　这样的论调，迎合了知识分子的朴素情感。又何止是情感？自从废除科举，十几年来，初初诞生的知识分子，始终处在身份的尴尬、自我形象的模糊不清中。角色的迷失，以至引发了深刻的自我否定：“读书无用”论、乃至读书人“无道德”的说法，在知识分子群中悄悄蔓延着。正因此，李大钊的召唤，让许多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共鸣。首先是蔡元培。

　　11月16日，也就是李大钊演说次日，蔡元培发表了《劳工神圣》的讲话。他说：“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

　　这个讲话，旨在修正、拓展“劳工”的定义；但在另一个侧面，它也反映“劳工神圣”已成为近乎天经地义的时代观念。不久，在少中内部，毛泽东开始四处延揽脏衣服，“洗一件一个铜板”；王光祈也宣称：“知识阶级同时便是劳动阶级”；“我们自身便是劳动者，便是劳动阶级的一份子”……

　　或许，杭州青年施存统的自责，更能够折射一代青年的心声？一年多以后，在《复轶千》信中，施存统写道：“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

　　从这里开始，“劳工神圣”成为贯穿几代人生活的普遍观念了。走进厂矿、走向田野，“到民间去”，与工农相结合，也渐渐升腾而为新的时代风尚。这一步如此重大，又如此不为人觉察：从此以后，与工农的结合程度，成为衡量知识分子先进与否的主要标准了。以毛泽东为例，1957年，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他大发雷霆，宣称知识分子不是工农的同盟兄弟，而是工人、农民们供养的，“要听工农使唤”；以邓小平为例，1978年春天，他反复论证说，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该提高他们的待遇……

　　这是知识分子步履蹒跚、令人悲欣交集的路途。这样路途的第一程，当然要从北大开始。

　　

　　17、

　　

　　从北大开始。1919年3月26日，在写给蔡元培的一封信中，教育总长傅增湘提醒说，在学术的幌子下，一些学生正走出北大、蛊惑民众。他为此告诫：“……凡事过于锐进，或大反乎恒情之所习，未有不立蹶者。”而七天以后，蔡元培在回信里先是强调，“局外人于大学内情每有误会之处”，继而他许诺说，“元培亦必勉励诸生为学术之竞进，不为逾越轨物之行也”。

　　但已经来不及了。就是3月26日，以邓中夏为发起人，以少中、新潮、国民三大社团成员为主体，平民教育演讲团在《北京大学日刊》宣告成立了；而蔡元培回信次日，4月3日，在“黄沙满天、不堪张目”的清晨，一群学生更步行到东便门蟠桃宫附近，由此开始了持续六年、多达几千场的街头演讲。这一天，廖书仓宣示《平民教育演讲之意义》后，易克嶷发表了《如何求幸福》的演讲，罗家伦发表了《改良家庭》的演讲，许德珩发表了《勤劳与知识》的演讲……

　　来不及的，又何止是他们走出北大、“到民间去”？这一年5月4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一个凉爽、刮风的日子，一个比北方大多数春天稍少一点云的午后”，在少中会员易克嶷的召集下，三千余名学生纷纷走出校门，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上。罗家伦记得，那一天上午，他刚从城外回来，同学狄福鼎告诉他：“今天的运动不可以没有宣言……北大同学命你执笔，你快动手吧！”而在人来人往、异常嘈杂的新潮社办公室，他以一种浑然物外的专注，一气呵成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当天下午，这份《宣言》被印制成五万份传单，并送进千家万户。而在无数市民沿街而立、“潸然泪下”的注视中，在众多西方人士频频挥手、脱帽致意的欢呼中，这一天，三千余人的队伍突然改变方向，他们走向了位于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他们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

　　来不及的，又何止是他们走向赵家楼、火烧曹汝霖住宅？6月5日，在街头演讲的学生达到了五千余名，“每个街道、胡同、公园、市场，都变成了公共集会场所”（周策纵，《五四运动》）；而在他们的身后，上海大约7万名工人参加罢工；沪宁、沪杭铁路工人总罢工；济南工人罢工；汉口工人罢工；各省代表纷纷来到北京，要求废除一切对日密约、拒绝出让山东……

　　就是在这样的风潮、声音、呼喊与眼泪中，1919年7月1日，在宣武门内回回营2号陈淯住宅，“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大会召开了。

　　

　　（五）“第一段路程”

　　

　　18、

　　

　　在宣武门内回回营2号，这一天，由王光祈、李大钊、曾琦、康白情等六人提议，学会宗旨被修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修改通告》谈到，这么一来，“词句较为简洁”；但事实上，它改变了整个语境、乃至少中的终极追求。如果说，砥砺品行、改良社会、“转移末世风俗”，都是被动的、局部的、相对消极的，那么，随着“创造少年中国”宗旨的提出，它渐渐地与这个国家的未来命运融为一体了。

　　这一天，二十余名青年代表全部42名会员，选出了第一届职员。其中王光祈为执行部主任、曾琦为评议部主任、李大钊为《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

　　少中成立后，1919年7月26日，王光祈发表了《少年中国之创造》一文。这篇长文连同此前的《致君左书》、《学生与工作》，此后的《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点点滴滴地折射着他对少中的设计，以及他本人对“少年中国”的思考。

　　他首先谈到了少中的现状。他说，“我们学会会员对于各种主义的态度极不一致，而且各会员对于他们信仰的主义，非常坚决，非常彻底。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趋向，就是承认……现在的中国人无应用各种主义的能力”。

　　那么，该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到民间去，“从事一番预备工夫”。

　　这种预备工夫又是什么呢？他说，“各种主义有各种主义的专门训练。如国家主义必先使人有爱国观念，社会主义必先使人有反对私产的观念，安那琪必先使人有反对政府的观念。……少年中国学会所着手的预备工夫，便是指各种主义共同必须的训练。”

　　这种“共同必须的训练”又是什么呢？他说，在社会方面，是“团体生活”，在经济方面，是“劳动习惯”。无论何种主义，这些训练都是必须的。否则，“一个主义（或制度）的自身是极有价值的，只是因为应用者不得其人，便成一种极大的流弊”；否则，“专鼓吹主义而不设法训练……所有的好处丝毫不能实现，所有的坏处皆全盘托出”。辛亥革命带来的血泪教训，还不够么？

　　总而言之，少中的使命，在于到民间去，使民众具有劳动习惯、团体生活习惯。他并由此总结少中的组织：“假设我们要从北京到长沙、成都、南昌、上海各处，必由京汉铁路南下。我们要想达到的目的地虽各自不同，但是京汉铁路这一段路程，我们必须同车而行的。并且……第一段路程，非走不可的。”

　　也就是说，尽管主义混杂，但在这“真正长得很”的第一段路程中，也就是渐进温和地训练民众的过程中，少中可以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集合全国青年精英，实现对国家的最初改造。

　　接着，王光祈谈到了“训练民众”计划。

　　

　　19、

　　

　　他说，学生，农夫，华侨，是中国人里最纯洁的三个群体。但现在学生没有劳动习惯，农夫没有读书机会，而华侨这个国家的孤儿，他们被忘却、被遗弃了。那么，能否从这三个群体着手呢？

　　以学生为例，“工读主义”不仅可以让他们参与劳动，而且可以使众多贫苦子弟受到教育；以农夫为例，能否以“新村运动”让他们受益呢？至于华侨、华工，似乎也可以帮助他们振兴教育、发展实业……

　　他泛泛而谈、语焉不详，似乎没有什么具体主张；他的这些思考，也都是零散的、破碎的，与一个宏大壮阔的“少年中国”似乎相距甚远。但，读过这篇文章后，会员易家钺知道，他的视野不仅停留于“少年中国”，他并且将目光投向了“少年世界”。

　　两个多月前，在写给易家钺的一封信里，王光祈说，他正在思考、并试图创造一种“主义”。至于这种主义是什么，“我还是不肯老老实实的告诉足下，我只告诉足下几个大纲”。

　　大纲之一，是“现在的经济组织，非根本推翻不可”。对私有制度，一生贫困、屡屡挣扎在饥饿边缘的王光祈是如此痛恨。他赞成公产主义。

　　其次，他表示厌恶“社会上的一切虚伪和束缚”。他说，这一切，“非从根本上铲除不可”。

　　哪些虚伪？哪些束缚？王光祈没有明说。但，可以断言的是，他的笔锋所指，在于旧家庭制度。对“第三代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家庭制度显得更虚伪、更束缚人的呢？又何况，在离开王次屿四年多以后，他正经历着一场折磨人的恋爱。

　　他愤恨家庭制度，并誓言连根铲除。随即，他也谈到了未来的社会组织；他说，“宜在个人自由主义之下，为一种互助的、进步的、自由的、快乐的结合”。与他的所有表述一样，他的这个说法，模糊而表意；但，几乎可以断言，他所向往的正是基于互助论、合作论的无政府主义。

　　他并以第四条大纲佐证着这个判断。他宣称，“我是一个极愿从事世界革命的人”。如果说，这个宣言进一步验证了他的安那琪立场，那么，随即的表白，则让人想到文明输出欧美、中国引领世界的雄心。王光祈谈到，“现在世界是一种阻碍进化的世界，非把它根本改造不可”；他并且略显狂妄地谈到，“这种主张如果没有适当名词，就叫它中国式……主义吧”……

　　这个彻底的、不折不扣的安那琪信徒，此时还以引进不久、尚未普及的省略号，为他的主义留下一个空白。但，仅仅几天以后，他就开始了一曲“新村”的狂想；而新村狂想夭折后，他又将来自西方的各种理论、“主义”、现象、可能，与他生命中最难忘、最具光彩的那些内容，从学生身份到工读生涯，从《阳春》、《白雪》到《中庸》精神……一一混杂、糅合，从而制造出了一场“全国掀动”、万人瞩目的社会实验。不可避免地，三个多月后，他的实验乃至“主义”都彻底地失败了。

　　他的这个实验，就是工读互助团。

　　

　　

 



　　工读互助团（上）

　　

　　1920年1月15日，在《工读互助团》一文中，王光祈骄傲地宣称，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现我们理想的第一步”。他说，倘若这个实验获得成功、逐步推广，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将渐渐实现；通过和平、互助的方式，人类也能通往天下大同。

　　此时，工读互助团仅仅拥有两个小组、二十余名成员，但它声势之壮、影响之广泛，被称为“风声所播、全国掀动”。在它的感召下，武昌、上海、南京、天津、广州、扬州、湖南平江……各地青年纷纷发起工读互助小组。他们脱离家庭、解除婚约、退出学校、步入市井；他们一边工作、一边读书，试图以此通往“一个最美、最乐的自由世界”……

　　然而，仅仅两个多月后，工读互助团第一小组宣布解散了。它震动了新文化界、知识分子群体。又一年，当工读互助运动无声无息地消亡后，那些原来的发起人、参与者，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毛泽东、施存统……纷纷建立起了自己的共产主义小组。

　　

　　（一）“菜园子”

　　

　　1、

　　

　　工读互助运动的发起，可以追溯到少中南京会员左舜生。

　　1919年7月，在《时事新报》上，左舜生发表了《小组织的提倡》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左舜生哀叹荒凉、“极不自然”的现代生活：人格堕落、缺乏友爱、家庭苦恼、“生活方法不良”、人沦为机械、欲望和社会的奴隶……一句话，当代人缺少三大立足地，精神的、社群的与生计的。

　　那么，该怎样获得“自家的立足地”呢？左舜生因此提出了“小组织的营造”。

　　他说，应该建立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在这个集合体里，全体成员的收入“即为本团的共同财产”；成员与家庭没有经济关系，“并且绝对不得承受家庭的遗产”；已经结婚的可以与妻子一同加入，但原有的“关系和责任”一概解除；除维持成员“极淡泊的生活”外，多余收入一概捐献社会，用于公益事业。最后，为“改良人种”计，集合体负责成员子女的生活和教育费用……

　　文章发表后，众多读者纷纷来信，他们热烈讨论着小组织的可能。不久，《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开辟专栏，刊载各种各样的观点、质疑和争论。一时之间，“小组织”成为众多知识青年的新话题了。

　　几天后，王光祈读到了这篇文章。他当即写了一封长信给左舜生。在这封信里，他以澎湃的激情，挥洒着自己对新生活的憧憬、向往和追求。

　　

　　2、

　　

　　“舜生！我昨天读了你的文章，《小组织的提倡》，知道你要创造一个崭新的生活出来，我欢喜得连吃饭都忘了！……”

　　如果说，左舜生勾勒了一个粗糙、模糊的公社生活架构，那么，在这封信里，王光祈则以激动、欢快的节奏，描述了一个恍若田园诗篇的生活图景：“我对于新生活的组织已经有了办法。……我们先在乡下租个菜园，这个菜园距离城市不要太远，亦不要太近，大约四五里路为最宜；这个菜园不要太大，亦不要太小，只要够我们十余人种植罢了……”

　　租菜园做什么呢？王光祈回答：种菜。“为什么我主张种菜呢？因为凡是人类都应该工作，工作之中又以种菜为最佳。其理由有三：种菜系户外劳动，于身体有益；种菜易于学习；种菜收效最快……”

　　所谓“收效最快”，指的是种菜利润大，足以支持十几个友人的生活。而在丰衣足食之外，菜园生活是那样清新，那样美好！

　　“菜园中间建筑十余间房子，用中国式的建筑法，分楼上楼下两层。楼上作我们的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等等；楼下作我们卧室、饭厅，等等。……园子周围挖下一条小溪，溪边遍植柳树；柳树旁边就是竹篱，竹篱里头就是我们的菜园了……”

　　如此自然、悠远而又具体，它让人想起陶渊明的诗篇。如果说，个体栖息在田园中，人与天地、自然向彼此无限开放，不断融合，是陶渊明的情境的话，那么，作为大时代的青年，王光祈念念在兹的，还是那个社会、那个天下：

　　“我们园中要附设一个平民学校，附近农家子弟均可以到学校读书，不纳学费。我们还要常常到那些农家和他们诚诚恳恳的周旋，每逢星期，还要聚集他们开一个演说大会。散会之后，我们还要开演幻灯，或购置留音机器一架，使他们大家快活呀！……”

　　不仅如此。只要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菜园生活，那个灿烂、光华、雄健、文明的“少年中国”，就不会是遥远的梦。“天真浪漫的农夫是与我们极表示亲爱的；我们纯洁青年与纯洁农夫打成一气，要想改造中国是很容易的……”

　　最后，王光祈以一种亟不可待的口吻写道：“舜生！我现在觉得我们新生活园里的花儿、草儿、鸟儿、蝶儿正在那里盼望我们，我们不要再作纸上的空谈了，赶快实行我们神圣的生活！……”

　　然而，无论左舜生的《小组织的提倡》，还是王光祈的《与左舜生书》，都不能让宗白华感到满意。几天后，宗白华写出了《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一文。如果说，左舜生的构想仅仅是一个公社雏形，而王光祈为之涂抹色彩、增添乡野气息，使之成为一幅田园画卷的话，那么，宗白华的个人抒发，则是中国历史上最浪漫、最清新的山林乐章之一。

　　

　　3、

　　

　　作为后来的诗人、美学大师，在文章的开篇，宗白华肯定了左舜生、王光祈“意思极为高尚”。但他笔锋一转，认为“两君所说的……略带了高蹈隐居的意味”、“还是消极方面的意思多，积极方面的意思少”。

　　在宗白华看来，左、王两人构想无论如何美好，都更多地是一种个体的生活方式。它不完整、不彻底，对于旧社会的改造、新社会的产生，它的影响更是零碎的、局部的、缓慢的。他说，不应该是一个小组织，也不仅是一个菜园子，“应该跳出这腐败的旧社会以外，创造个完满良善的新社会”。

　　那么，这个新社会该如何创造呢？

　　宗白华认为，凡有人烟的地方，都是旧社会的恶势力圈；可是，为什么要把目光局限在这污浊、丑恶的旧世界呢？中国地大物博，“未开垦的山林与土地尚多”，为什么不集合一群同志，寻找一片处女地，“创造森林、耕种平地”，造个新社会呢？这个旧世界，“我们情愿让了他们”……

　　不仅如此。宗白华随即以磅礴的想象，计划着“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的创造。他说，先在那“山林高旷”的地方，组织一个真自由、真平等的团体，“用最新式的农学方法和最新式的机器合力共作”；不用多久，这个新团体必将生计充裕、资力有余，“不仰求于旧社会”。

　　在“根据地已得”后，我们的教育家将建立各种学校，“造成一班身体、知识、感情、意志皆完全发展的人格”；我们的工程师将发展各种事业：工艺、交通、厂矿和企业；我们的学者将专心研究一种“最良好的社会组织”，以此实验团体的行政；在实验成功后，我们的舆论家将作书印报，宣扬我们组织的办法、生活的美好、前途的远大，“发行到旧社会中，使旧社会彻底觉悟自己的缺憾，欣羡我们的完备”……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指导、“赞助”旧社会了。团体成员将“分散各地”、单行组织，“使全国人民皆入于安乐愉快的生活”。这么一来，“我们创造少年中国的大目的可以渐渐达到了”……

　　宗白华最后说：“但是我们还要前进，用我们的余力帮助全世界的人都臻此境，以至于无疆之休。那时我们人生的责任，才可以勉强算是尽了”……

　　

　　（二）“城市中的新生活”

　　

　　4、

　　

　　然而，“菜园生活”的梦想很快破灭了。

　　8月15日，《少年中国》月刊以《讨论小组织问题》的标题，选登了十一篇文章、通信与评论。其中，王光祈的《与夏汝诚先生书》，隐约折射了菜园设想夭折的原因。

　　夏汝诚是上海市民，生平、职业无考。读过左舜生、王光祈的文字后，他写了一封读者来信，进行如下质疑：以种菜维持生计，“生活能否支持”？种菜之外，“每日读书三钟（三个小时）”，又有多少闲余与农夫接近、改造中国呢？

　　事实上，这不仅是众多青年关心的问题，它也是菜园设想得以实施的关键。为此，王光祈极其详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王光祈坦承，种菜利息再大，“每日只种两钟，当然不敷生活之用”；况且北京冬天也不能种菜。但他已经设计了一个“补救办法”：翻译图书。

　　译书局需要印刷设备。王光祈表示，“这个印刷所的计划，我已有了头绪，一二年内必定办好”；至于译书所得，“每日译书三钟，包管你能够生活，我敢保险”。而在印刷所成立之前，可以依靠有产成员的“乐捐”。他说，“每月每人帮补三四元，帮补一两年，本是很容易的事”……

　　不仅如此。北京郊区的田地极为便宜，“每亩每年不过三四元而已”；若无合适的房子，住宅与菜园也可以“暂时分为两处”；此外，菜园计划是将单独生活变成共同生活，“照经济学说起来要俭省得多”……总而言之，新生活处处方便，处处“很容易”、“敢保险”。

　　但，仅仅一个多月后，王光祈发现，他所有的设想都不能成立。

　　正值夏天，蔬菜的生长极为旺盛。他走访了菜市场、乃至几个菜农家庭，他发现菜农的生活如此艰难，一家老小起早贪黑，所得勉强可以糊口；他发现种菜之外，菜农还种植庄稼、畜养牲口，以此贴补家计；他发现，倘若真租下一个菜园子，不要说“读书三钟”、创办平民学校、举行演说会，就是他们的生计也无法维持……

　　那么，翻译书籍呢？

　　翻译图书更是一个笑话。以少中成员为例，外文能达到阅读水平的，寥寥无几；大多数学生连英文字母都不认识。难道菜园小组只能招募外语系毕业生吗？这么做的话，旨在让大多数青年参与，实践新生活、通往新社会的菜园设想，又有什么意义呢？

　　更要命的是，书报市场的经营，是如此惨淡！大多数报纸依靠政党、社会贤达捐助之外，以商务印书馆为例，这个最杰出的出版机构，主要盈利来自教科书的发行；它每年出版的几十种翻译书籍，绝大多数是赔本买卖……

　　菜园设想的破灭，让王光祈痛心疾首。他后来写道，“是我生平一桩极可耻的事”。而几个月后，他又把目光投向了城市，开始设想“城市中的新生活”。

　　

　　5、

　　

　　1919年12月4日，在北京《晨报》，王光祈发表了《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在这篇文章里，王光祈呼吁青年男女行动起来，参加“工读互助团”实践。

　　早在这一年初夏，在写给易家钺的一封信中，王光祈就表达了借鉴西方思想、进行新社会实验的决心。他谈到，“这种主张如果没有适当名词，就叫它中国式……主义吧”。如果说，他的“菜园子”更多古代隐士的情怀、有着挥之不去的田园色彩的话，那么，设想破灭后，他开始关注理论、步入市井。他很快拿出了一份答卷：中国式工读互助主义。

　　工读互助主义以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为理论基础，以盛行美国的“工读生活”为样板，并糅合了财产公有、“按需分配”等社会主义思想。王光祈说，现在中产子弟都依靠家庭生活，“一方面为家庭之累，一方面养成依赖习惯……为社会之蠹”，而平民子弟生计艰难，“为境遇所迫，不能读书”。倘若有一个工读组织，让青年们人人作工、互助读书，不是可以培植出新型的中国人格么？

　　不仅如此。这种组织比半工半读学校好，因为半工半读学校仅限于技能培训，“不能将各科置办齐全”；比“成美会”好，因为成美会依靠捐款、供给学费，是一种施舍行为，而且受助的人总是有限；比“新村”容易，因为不需要土地，“我们现在生活的根据地又在城市”；比托尔斯泰的“泛劳动”实践更有意义，只要有一双手，人人都可以参与……

　　因为人人都可以参与，它将“为新社会筑一个基础”。王光祈说，“我们天天在文字上鼓吹改革社会，从未有改革社会的实践运动……（它）便是我们实际运动的起点”；他进一步宣称，“这种组织除在北京先行着手外，将来在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各处都要设法推行”……

　　《城市中的新生活》发表前后，准备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6、

　　

　　“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工读互助团的宗旨。在王光祈的计划里，入团者“每日每人须作工四小时”，全部收入归公；与此同时，团员衣食住行，以及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各项杂费……均由团体供给。在求学择校“听其自便”外，团员们共同生活，一起读书、讨论、娱乐、游戏、旅行、健身……

　　显而易见，这个计划的关键，是团员充分就业、收入稳定。

　　如果说，在《致夏汝诚先生书》中，王光祈还设想，毫无财产、不懂外文的成员，“不妨在外兼任一样轻松的工作，如学校、报馆的劳心工作，送报、卖物的劳力工作……每日费去一二钟的工夫，每月赚上四五元”，那么，在菜园之梦破灭后，就业的艰难已经进入了他的视野。他决定自谋出路，设立食堂（饭馆）、贩卖杂货、印制信笺、生产墨水……在《工读互助团简章》中，他说，“工作种类暂分九种，一石印、二素菜食堂、三洗衣服、四制浆糊、五印信笺”……

　　这一切连同房租、家具、机器乃至外聘厨师的薪水，样样都需要垫付资本。王光祈计划，工读互助团先设立三组，第一组27人，经营食堂、招揽石印与装订生意，兼营洗衣，“开办费四百元”；第二组19人，经营业务大致相同，不过地点和第一组错开，“开办费三百元”；第三组若干人，全部由女子组成，编织衣物、制作小工艺品，“开办费三百元”。为此，共需募款一千元。

　　经过活动、游说，募款工作之顺利，甚至出乎王光祈自己的意料。

　　如前所述，“五四”前后，改造旧社会、通往新国家与天下大同，已成为新文化界的普遍梦想；然而，该如何改造旧社会？通往“少年中国”的路途在哪里？所谓“少年中国”又是什么样的呢？……没有人说得清（详见前文《“第三代人”》）。正因此，“工读互助团”萌芽后，它迅速赢得了众多文化界大人物的支持。

　　在《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王光祈就透露说，“这种办法已与陈独秀、李守常诸君等商量”；而在陈独秀、李大钊之后，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陶孟和、罗家伦……纷纷列名发起。蔡元培甚至认为，“（少中）会员现又发起一个工读互助团，他的宗旨和组织法，都非常质实。要是本着这个宗旨推行起来……全中国最重大问题，全世界最重大问题，也不难解决。这真是大有希望的”（《工读互助团的大希望》）……

　　在这样的期许中，17名发起人分担了一千元开办费的募集，“限本月月底缴齐”；与此同时，发起人陈独秀捐洋三十元、发起人胡适捐洋二十元，即使家境贫寒、子女众多的李大钊，也捐洋十元……仅仅一个星期，募款就大大逾额，“共收入现洋1041元，票洋254元”。王光祈后来回顾，“其中最出力的，当首推陈独秀先生”。

　　而在游说、募款期间，各地青年闻风而动。他们有的来信报名，有的直赴北京。他们的年轻身影，渐渐汇成工读互助运动的初潮。

　　

　　7、

　　

　　后来，在《工读互助团》一文，王光祈回顾说，“……《城市中的新生活》发表后二三日，便有数十位同志来信，愿从事此种生活；一星期后，外省亦有许多同志来信讨论此事，于是渐渐由理想见诸实行”。短短半个月时间，报名者已多达几百人。

　　何止是来信报名？几十年后，在《忆工读互助团》一文中，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傅彬然回顾了自己出走浙江、远赴北京的情形。

　　傅彬然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在校期间，他与同学施存统、俞秀松等创办了《浙江潮》杂志。这一天，在《时事新报》上，他读到了工读互助团征募成员的消息，“引起极大兴趣”。他当即写信给王光祈，“结果居然获得了同意”。

　　当年年底，轰动一时的“《非孝》事件”发生了。施存统的《非孝》一文，令浙江官吏、议员大为震惊，视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不久后，北京政府更亲发电文，勒令查禁《浙江新潮》；甚至有传闻说，编辑部27人已全部上了警察厅的黑名单，“就要动手逮捕”。在满城风雨之中，傅彬然与三位同学，施存统、俞秀松以及周伯棣出走浙江，来到北京。

　　在北京，他们被编入第一小组，“团员十余人”。与此同时，以工读互助团成员的名义，他们开始在北大旁听课程……

　　又何止傅彬然、施存统？时为上海洋纸行伙计、后来的小说家王鲁彦，贴标语反对老板贩卖日货，“大概被老板发觉了”，就此投奔而来；著名国会议员易夔龙之女易群先，因为不满父母的干涉婚姻，“脱离了家庭来参加”；而一个女学生甚至先报名、随即跋涉几千里前来，其路途之曲折辗转，以至第三组联络人冰如极为担心，“一个从来没出过门小姐式的女子……不知道遇了危险没有”（冰如，《第三组的经过》）……

　　在这样的身影与人流中，1920年年初，工读互助团的两个小组先后成立了。王光祈为此激情满怀，在《工读互助团》一文中，他说，“不到一个月……工读互助团居然产生于‘首恶之区’的北京城里”；他说，“各省亦将次第组织，这真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他并且宣称，“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若是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将渐渐实现”……

　　工读互助运动兴起了。

　　

　　

 

　　工读互助团（中）

　　

　　（三）“新社会的胎儿”

　　

　　8、

　　

　　1920年1月20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刊登《工读互助团报告》，介绍了一、二两组的概况。第一组住址在北大附近的骑河楼斗鸡坑7号，共有团员15人。除施存统、傅彬然四人外，后来的著名共产党人何孟雄、陈公培、张树荣，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张伯根等，均在其中。

　　第一组分为食堂、洗衣、电影三股，“英算专修馆及石印尚在预备中”。其中食堂股七人，分作两班，早班从上午七点到下午两点，晚班从下午到晚上九点。之所以大大超出王光祈计划的“每日每人作工四小时”，是因为开办之初、事多人少，“暂时重工轻读”。此外，洗衣股有四个人，“每日大概共洗六十件”；另四名成员则打算开办英算专修馆、招生授课，地址借北京大学二院讲堂，“学费每人每月收取二元”。

　　电影股也有四人，“由食堂、洗衣两股分任之”。每天晚上，他们在各大高校轮流放映电影，其中周一在女子高师，“专招待女宾”；周二、周三在北大，周六周日在北京高师。至于周四周五两天，“尚没有一定的地点”。

　　第一组共支取开办费用523元；而团员共11人的第二组，则支取了345元。他们分为消费公社、小工艺品、“厨房”、洗衣局四股。其中，“消费公社”实际上是杂货店，“现在只有书报贩卖，其余的营业尚需次第举行”；“小工艺品”是一个小作坊，“有洗发剂、擦牙（作者按：牙刷）、润面膏”；至于“厨房”，指的则是他们承包的法文专修馆学生食堂……

　　第二组地址在西城翠花街狗尾巴胡同。其成员中，也包括了几名早期共产党人，罗汉、李实、匡互生等等。而各类营业渐渐开张、团员们热烈沸腾地实践“新生活”之际，又一个好消息传来了：法文专修馆的十名学生，“因赴法勤工俭学稍有困难”，决定把国外工读变成国内工读。通过每天给他们送饭的第二组“厨房股”成员，他们提出了申请，成立工读互助团第四小组。

　　

　　9、

　　

　　各类营业渐渐开张之际，并不让人意外地，第三组的成立一再拖延。

　　如前所述，第三组全部由女性组成。早在构想“菜园子”时期，王光祈就反复强调解放妇女、让她们参与社会生活的意义。他说，“若是妇女问题不解决，我们新生活园里一定要充满不快的空气”；他说，新社会渐渐萌芽之际，倘若拒绝妇女的参与，“我恐怕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女同胞都要同声一哭”……

　　正因此，他物色了张人瑞、田维等女子高师学生，作为第三组联络人（作者按：同期报告人还有“致殊”、“冰如”，或为化名）；他并联系了影响极大的《晨报》，频繁发布招募消息。然而，仅仅从几则广告的变迁，就可以看出第三组成立的艰难。

　　1月17日，《晨报》以《女子工读互助团快成立》的标题，刊载了一则广告。这则广告宣称，“成立伊始，团员大概只十人至十五人，有志入团者不可不先行向该校发起人接洽，以免额满是遗”。但，仅仅四天之后，因为门可罗雀，“以免额满”的自信，迅速变成了说教、宣传和呼唤。

　　这一天，第三组联络人撰写了一则热情洋溢的广告，《吾亲爱的姊妹们曷兴乎来》。“姊妹们呀！处黑暗的家庭，受种种的束缚，这岂不是最苦痛的事情么？……”在这样感同身受的诘问后，联络人断言：“……我知道我们女子并非甘心受这种痛苦，没有奋斗的精神，实在没有奋斗的机会罢了！现在女子工读互助团已经成立了，就是吾们女子谋幸福的机会到了！……”

　　接着，联络人以磅礴的热情，反复呼喊、召唤：“你们要知道，二十世纪的新潮流，就是吾们女子能力发展的时代。十八世纪的旧思想断不容于现在的世界了！姊妹们呀！快快下一个决心……由彻底觉悟造就社会的新生活。这是最好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快快来罢！欢迎！欢迎！……”

　　即使如此，此后一个多月，冰如和致殊还是先后发表了两篇令人沮丧的报告。

　　2月16日，在《第三组的经过》一文中，冰如谈起了招募过程的种种怪现象。她说，经费有了，“现在最困难的就是团员”。一个月来，到女子高师来报名的也有二十多人，“但对于‘工’、‘读’两个字，有点把握的不过两三人”；而其余成员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贫苦人家的女孩子。冰如说：“穷贫的人以为这是个慈善事业，像女子职业学堂。女儿在家里横竖吃白饭，不如送到团里去吃几年饭……岂不是顶好的事吗？”

　　正因此，这些父母纷纷委托“穿长衫”、识文断字的人送女孩子来报名，“说了许多请求的话，要我们可怜他”。而贫苦女孩子之外，来的还有几个时髦的太太。

　　这些太太大多受过新式教育。听说工读互助团是“女子解放的先声”、“谋自由独立的好机会”，她们纷纷前来报名。但，“听说要在团里住，洗衣煮饭都要自己做，读书作工都有一定的时间，他就不愿意来了”……

　　最后，还有一些读过几年学堂、但考不进女子高师的姑娘。冰如说，“（她们）听说团员可到女高师入学，就要来入团，做个晋身的阶级，想得到个‘女学生’的美名”……

　　招募困难之外，还有社会的阻力。谈到这一点，冰如似乎颇为伤感。她说，因为担心逃婚、离家出走的女成员招惹麻烦，房东们都不愿把房子租给她们；“我们这两个星期内，向女高师附近寻房子。……听说女学生佃，都以为是靠不稳的事，高抬房价，不肯借给我们”……

　　如果说，冰如还反复强调，“第三组无论如何是要成立的”、“要是有畏心，事事都做不到成功”、“我们是一心一意做下去”……那么，3月24日，致殊发表的《工读互助团第三组情形》，则流露了悲观、忧虑重重的态度。致殊说，“现在房子已经租好了，团员也来了几个，不过当这初办的时候，不免有种怀疑的态度，和研究的性质”；“将来的进行怎样，那也不敢武断”……

　　

　　10、

　　

　　北京工读互助团以喜忧参半、然而清新多于疑虑的节奏进行着。与此同时，各地工读互助实践也风起云涌、席卷一时。

　　这一年1月6日，与《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并称为“民初四大副刊”之一的《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刊载了《工读印刷社征求社员启》。如果说，这个在天津发起，宣称并不是为特别有志的青年设立、“和北京互助团不大一样”的社团，很快销声匿迹的话，那么，2月3日，由恽代英发起、一个名为“武昌工读互助团”团体的出现，则意味着工读互助运动步入了它的极盛阶段。

　　2月5日，在王光祈母校中国大学，一小群教职员工组建了“中大工读互助团”；2月12日，一个叫“毅士工读互助团”的团体在北京悄然诞生；2月27日，包括蔡元培、王光祈、毛泽东在内，26名发起人出席了上海工读互助团成立大会；3月22日，广东“女子工读互助团”宣告问世。最后，4月8日，在写给邵力子的一封信里，张啸尘也谈到，“扬州八中的学生现在也组成了一个扬州工读互助团”。他说，原本以为他们了解工读趣旨、实行工读主义，但经过调查，一行人很快发现，“他们不过于课余的时候，贩卖面包、果品、书报罢了”……

　　张啸尘断言，这种不完善的工读互助团，“绝对没有存留的价值”。他为此大声疾呼：“应当快快改组！”……

　　如果说，张啸尘代表着新知识界审慎、“原教旨”的态度，那么，更加年轻的“第三代人”，则以激扬的情绪、不断欢呼的面容，反复赞叹着席卷全国的工读互助运动。这一年春天，在列名上海工读互助团26位发起人后，毛泽东在写给友人的书信里几次谈及，“今日到女子工读团……觉得很有趣味”；“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

　　如果说，毛泽东的这些话语，让人想起几十年后的“公社”生活、乃至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的话，那么，恽代英的《未来之梦》一文，也让人联想到此后的中国革命，以及长达三十年的中国生活。

　　这一年春夏，在考察北京工读互助团，并效仿少中，将“互助”、“日新”、“健学”诸社的骨干联合而为利群书社后，恽代英的《未来之梦》一文，不断强调乡村的广阔天地。与王光祈的田园咏叹不同，恽代英说，“在书社以外，我们要在乡村中两三年内另立一个根据地……索性丢了书社，干干净净为他谋个结束，大家用全力到乡村的事业上去，将来再图个卷土重来之计”……

　　“卷土重来”后，如何实现一个共产自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呢？恽代英回答：必须发起共同生活。他说，未来是如此自由、幸福，但在第一个阶段，“每人必须为团体的工厂、商店、农场、学校或其他事业，作每日六小时的工作……自由工作原是极应该的，但我们不可只注意自己得个极乐的生活便满足了。我们宁可多做点工、多挣点钱，为社会谋别样的福利”……

　　又何止工读互助团？难道，宗白华宣扬过的走进处女地，不能让人联想到“一穷二白、最新最美”之类的话语吗？难道这些表述，“根据地已得”、“不仰求旧社会”、“团体分散各处”、“帮助全世界的人”……仅仅是一个诗人的澎湃想象，而不能理解为“第三代人”的共同特质吗？

　　所谓“历史”，它的独特魅力之一正在于此：它不仅是过往时间的现象叙事；在后来、“今天”的表象里，我们总能够找到它曾经美好、仅仅因为岁月变迁而显得无比斑驳的前身与来路。

　　

　　

 

　　工读互助团（下）

　　

　　（四）“人的问题”

　　

　　11、

　　

　　后来，第一组成员施存统这么回顾自己对工读互助运动的最初理解：“……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工读互助，是人的生活；工读互助团，是做人的团体。我们以为要做人，就要入工读互助团。……一边劳力，一边劳心；终生工作，终生读书……”

　　正因此，在“《非孝》事件”发生后，他才与三名同学赶赴北京、加入工读互助团。

　　加入工读互助团后，他们那样地激动、骄傲。以施存统为例，他反复强调，这是个“终身以之”的团体，“我即是团、团即是我”，“团的利害，就是个人的利害”；以俞秀松为例，离家出走、抵达北京后，这个富家子弟当即给自己的父母写了一封长信，宣布与他们脱离关系：“……我来的目的是：实验我底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

　　这是与家庭决裂的宣言，也是个体理想的书写。为了这个宣言、这种书写，他们投入了陌生、清新而又激情满怀的生活。加入第一组后，他们起初负责洗衣服、制作信纸信封之类，尽管“收入都很少”，他们还是夜以继日、不知疲倦；不久，第一组主要收入来源“俭洁食堂”开张了，他们以无比骄傲的心情，在食堂墙壁上贴了这么一副对联：“宁流额上汗，毋染手中血”……

　　这是对军阀、政客乃至千万民众的告诫；它也是对自己的告诫：献身、实践、改良、创造，这就是“第三代人”对自己的最初期许。他们要成为这个“万恶社会的保险团体”，他们要成为未来“少年中国的模范团体”；为此，他们告别了过去的生活，他们兢兢业业地充当起了伙计、跑堂、业余教师、手工匠人乃至洗衣工、洗碗工的角色，他们忘记了自己曾经是少爷、“洋学生”和中产子弟……

　　然而，无论他们怎么努力，一个多月后，小组危机还是出现了。

　　

　　12、

　　

　　一开始，小组的危机，似乎是“人的问题”。

　　好奇、冲动、喜好尝试、易变……是青年人的普遍特点。工读互助试验兴起后，各地报名者犹如过江之鲫，然而，小组联络人很快发现，许多人纯粹抱着凑热闹的态度。以第一组为例，1月20日，《新青年》刊载了十五名成员名单，仅仅两天以后，《晨报》发表的一则报告写道，“家斌、周方二人，现已出团，故不列入”……

　　大浪淘沙后，十三名青年开始集体生活了。起初，他们异常融洽，相互视为“同志”。他们“每星期至少开会一次”，谈论着未来的工读互助社会。傅彬然后来回忆说，“……曾经把团员的衣服都集中起来，分类放置。只要谁爱穿，谁都可以自由检来穿。这是我们对所憧憬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美好理想的尝试”……

　　然而，对工读互助社会的不同理解，很快引发了冲突。

　　收入归公，是《工读互助团简章》明文规定的，成员们对此并无分歧。但，入团之后，一些成员还不时收到家里的汇款。这部分收入该不该归公呢？倘若不归公，工读互助的意义何在？倘若不归公，几个人饶有余资，大部分成员节衣缩食，小组又怎能维持下去？……正是这些考虑，引发了小组“共产”的争论。

　　争论产生了两个结果。其一，大部分成员决议共产；其次则是施存统后来回顾的，“主张不合，自愿退团者五人”……

　　五人退团前夕，“团体非常紧张，差不多要破裂的样子”。对此，王光祈非常着急，“跑到我们团里来，向我们几个主张激烈点的人疏通……主张不要太趋极端”（施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但施存统等人认为，这是关乎工读互助理想的根本问题，万难迁就，“所以对于若愚的劝告毫不采取”……

　　激烈、“极端”的，又何止这一次？“共产”风潮后，接踵而来的是“脱离家庭”风波。

　　为什么会发生“共产”之争、使团体濒临分裂呢？还不是因为老朽、腐烂的旧家庭制度！不脱离旧家庭，团体将时时笼罩在它的阴影下；不破坏旧家庭制度，美好的工读互助社会就不会产生！……在写过《非孝》、并引发轩然大波的施存统等看来，“家庭制度是万恶之源，非打破不可”，“脱离是打破之先声”……

　　由此引发的，是一场旷日持久、“极伤感情”的争论。施存统后来说，争论尚未结束，“退团者也有一人”；而全体决议脱离家庭后，“退团的还有两人”。

　　八个成员退团前后，又有六名青年先后加入第一组。一个异常激进、“全体一致”的团体出现了：谈论婚约问题时，“离婚的离婚，解约的解约”；谈论学校问题时，“退出的退出，改为旁听生的改为旁听生”；谈论男女共同生活问题时，女团员缪伯英的态度比大多数男青年还要激进……施存统后来回忆，“这几个问题解决后，精神上很有几天愉快。我们那时以为，我们的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在团里总算实现一部分了，所以精神上非常快乐”……

　　然而，接踵出现的，是经济问题。

　　

　　13、

　　

　　如果说，各小组风格不同，第一组因聚集了施存统、俞秀松、何孟雄等激进青年，因而冲突不断的话，那么，一两个月以后，经济问题成为工读互助团的普遍危机了。后来，施存统留下了一份饶有意味的账单，它折射了工读互助团的必然命运。

　　第一组的营业，分为电影、洗衣、印刷、食堂、英算专修馆五种。大约1月20日，领取130元开办费后，电影股开始在各大高校轮流放映。起初，这份营生颇让团员们兴奋，它符合青年人的性情，并且很轻松，“不过只管收票、卖票的事情”；一开始生意也还兴隆，“在女子高等师范演了三次，承她们同学的好意，高兴来看，每次卖了二百左右张票”……

　　但此后生意时好时坏；寒假前夕，“一连好几天生意冷落”。一个多月的维持后，团员们算了一笔账，发现三十元盈余主要来自姑娘们的捧场。于是，在匆促的会议后，电影股解散了。

　　电影股之后，又一个被停掉的，是石印业务。石印分为印信纸、印信封两种，“做的人一个两个不一定”。它的利润异常微薄，并且不时滞销；不久，“大概赚三元”、还不够饭钱的结果出现了，它也就被“办理结束”了。

　　最让人啼笑皆非的，当属洗衣业务。洗衣股有四个人，“每天作工五点钟”；但接连三四天，“收了还不到二十件衣服”。无奈之下，施存统只好去找学生宿舍的斋夫，让斋夫帮忙代收。“斋夫帮洗衣局收衣服，每件是得到百分之二的报酬……我们加他百分之三。”施存统后来回忆：“我们以为这样一定有衣服洗了……”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斋夫转身就去找洗衣局，以此为筹码讨价还价，“一定向洗衣局要求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更可笑的是，这一天，施存统去收衣服时，在斋夫房里和洗衣局的人狭路相逢……

　　“（洗衣股）办了两个多星期，仅仅收入七十几枚铜子”。而在电影、石印、洗衣几股纷纷停业后，更大的危机发生了：食堂办不下去了。

　　食堂地址在北大沙滩校区附近，以北大师生为主要顾客。一开始，这个名为“俭洁”的食堂似乎生意兴隆；它只有三间房子、五张餐桌，于是，两个多月后食堂扩大规模，“另租两间房子，增添五张桌子”。

　　就是这次“扩充”引发了食堂危机。团员们很快发现，“生意既不发达，开销又比前大”；而十几天以后，不仅“每天要亏本一元五角”，料理食堂的共有八个人，“连这八个人的饭都没得吃”！……

　　施存统后来谈到，“食堂无异是我们的根据地”，“差不多我们这回失败，形式上都是它的缘故”……值得一提的是，直到此时，施存统还没有发现食堂失败的真正原因：它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外卖、学生“包饭”，来饭堂点餐的顾客很少很少；扩大店堂规模，在增加开支之外，丝毫无助于食堂生意。

　　更富有意味的是，五种营业中最赚钱的，当属仅有两名团员、区区七八名学生的英算专修馆。前后两个多月，它仅支出两元，收入七十余元……

　　1920年3月23日，在“万难支持”、无法维持生活的情况下，工读互助团第一组解散了。施存统写道：“开了一个会，议决各人自由另找工作。工读互助团的主张，从根本上推翻了！……”

　　第一组的解散，震动了新文化界、千万知识分子。

　　

　　14、

　　

　　4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五期上，王光祈、陈独秀分别发表文章，探讨第一组失败的根源。在《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的标题下，王光祈以一个副标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是人的问题，不是经济的问题”。

　　王光祈列举了种种问题，人浮于事、浪费较多、经营不善、感情不融洽、“互相怀疑”、精神涣散、一些人“不肯努力作工”、一些人不了解工读互助团“深厚远大的意思”……他并反思了自己的责任：虽经审慎挑选，但知行合一的团员“实不多见”；他说，“今日演出此种现象，完全是我当日急于组织成功的罪恶”！

　　或许，最令他耿耿于怀的，却是他一语未及，但令第一组“感情大坏”、不得安生的易群先事件？

　　如前所述，易群先是国会议员易夔龙之女，因反对父亲的婚姻安排，出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她漂亮、活泼、大胆，“差不多每个团员都喜欢她”。这一天，易群先告诉施存统，她与何孟雄自由恋爱了。这句话引起了轩然大波。

　　施存统后来说，他对此“又惊又喜”。但几天后，几名成员连夜开会，以妒怒交加的态度逼迫何孟雄承认错误；一怒之下，易群先远走天津。这么一来，事情愈演愈烈，那几名成员决议驱逐何孟雄、施存统、陈培公……

　　在王光祈看来，这是“人的问题”的明证。陈独秀也认为是“人的问题”。他并转引了一名成员的来信，“只可说第一组的人失败了，并不是工读互助团不能办”。而对此，胡适站在“原教旨”、实用主义的立场上，嗤之以鼻。

　　远在工读互助团发起不久，在一次演说中，胡适就批评工读互助运动“名实不符”、挂羊头卖狗肉。他说，17名发起人中，“有几个人的目的并不注重工读，他们的眼光射在‘新生活’和‘新组织’上。因此只做了一个‘工’的计划，不曾做‘读’的计划”……

　　这个批评，针对的无疑是王光祈、陈独秀。胡适认为，这是计划的“根本大错”。因为这个错，“工作的时间太多……没有做学问的机会”；因为这个错，工读变成了“挨役”，“只有做工的苦趣，没有工读的乐趣”；因为这个错，工读互助团朝不保夕、困难重重，“但他们对于家庭、婚姻、男女、财产等等绝大问题，都早已有了武断的解决，都早已定为成文的戒约了”！

　　那么，胡适怎样理解工读互助运动呢？

　　胡适谈到，美国至少有几万人过着工读生活，但在他们自己看来，这是极平常、极现实的选择；他说，“工读主义只不过是靠自己的工作去换一点教育经费，是一件极平常的事……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新生活”；他并刻薄地挖苦道，“用不着挂什么金字招牌……如不能使团员有自修求学的工夫，那么，叫他泛劳动主义也罢，叫他新组织也罢，请不要乱挂‘工读主义’的招牌”……

　　如果说，王光祈、陈独秀、胡适等人，都还在工读互助团范围内探讨问题的话，那么，戴季陶、施存统的思考，则指向了工读互助团背后的那个社会、那种制度。

　　

　　（五）余音

　　

　　15、

　　

　　1920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定名三十四周年。这一天，戴季陶创办的《星期评论》发行了“劳动纪念号”；在这一期杂志上，这个深研马克思主义、曾翻译《资本论解说》的国民党元老，发表了《工读互助团与资本家的生产制》一文。这篇学养深厚、冷静精辟的长文，为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提供了一个新解释。

　　戴季陶反对胡适的“原教旨”立场。他说，个体出路与“分工协作”、“劳工神圣”观念的结合，是工读互助团的出发点；王光祈为“工读互助”而发起，团员们也是为“工读互助”而不是单纯的工读而来，美国工读主义是什么样的，和工读互助团没有关系。所以，“不能因此便说他们要解决‘婚姻问题’、‘财产问题’有什么不对，更不能在他们的理想上面便去加上武断两个字”……

　　那么，工读互助团为什么失败？这些思想与生活相冲突、因此追求新社会的青年，他们的出路又在何方呢？

　　戴季陶认为，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根源，在于财产私有、大机器生产与资本化社会；一句话，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大机器挤压着作坊、工场、手工业者，让他们无法抵抗地、“一步一步的立在劣败的地位去”；它并席卷、压迫着大多数人群，职员、农夫、商业雇员、学生……以农夫为例，他的纺车闲置、他的失去手工兼职、他的被迫购买商品，都是明证，更不必说未来农机和工业化农场的出现了；以学生为例，古代求学的人，只要有两本破书，“都可以咀嚼出许多高尚的哲学来”，但如今，学制也已经工业化，它逼迫大部分学生脱离乡村、缴纳学费、积年累月。而这也是工读互助运动的成因之一。

　　在资本的挤压下，手工业者、小商人、中产农民……“中流阶级的贫民化”已经是一个趋势。戴季陶说，“市场上面手工业工人的生活难，就是工读互助团团员的生活难……因为工读互助团里的设备，还是手工业的设备”；又何况，他们经验不足、熟练程度差、协作不流畅，更何况，手工业者起早贪黑，而工读互助团却有一个必要条件，“劳动时间少”。他认为，“我想这是把最困难做到的条件，做了必要条件”……

　　正因此，工读互助团的“作工”时间不断增加，从四小时到六小时、八小时，乃至十小时；也因此，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是注定的……

　　那么，他们该向何处去呢？

　　如果说，戴季陶的上述分析，无一不以《资本论》为理论基础，那么，他的建议与呼喊却有着“工党”色彩、合法斗争的鲜明倾向。他大声呼吁：“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

　　他说，既然资本化不可抗拒，“独善其身、独善其家、独善其国，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还不如走进工厂、组织工会，“谋工场劳动者的团结”；他说，“时间问题、工银问题、幼年保护问题、妇女保护问题、社会的保险、劳动者住宅、教育、娱乐、慰安，都是只有靠劳动者的团结与奋斗才可以解决”，这是唯一的办法……

　　也是在这一期杂志上，年仅22岁的施存统，发表了长达万余字的《“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此后几十年，这篇文章被反复转载、不断引用。

　　

　　16、

　　

　　在这篇长达万余字的长文里，施存统以真诚、悲愤、略显偏激的情感，回顾了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营业、账目、生活、工作、冲突、危机，陈述着他的理想、激情、希望、失落、伤感、忧虑……他说，“对于工读互助团，抱有莫大的希望，希望将来的社会……成为一个工读互助的社会”；他直言不讳地宣称，经过三番五次的讨论，他们拟定了实施步骤，“第一步巩固团体的基础……第二步扩张我们的团体，实行主义的宣传。第三步联络各处的同志，结成一个大团体，实行世界革命”……

　　对自己的偏激、“极端”，他并不后悔。他说，“幸而这几位不赞成共产的团员，自己愿意退团，让我们试验新生活”；他说，“我们这种态度，自己也很以为不好，不过我们为团体着想，只希望团的基础打得稳固”。他并不避讳易群先事件的影响，“直到群先离团、外面攻击、适之演说，于是感情大坏、精神愈散，团体已不能一日存在”……

　　在所有当事人中，他是唯一一个谈及易群先事件的。

　　他激动地质问胡适：“适之称我们为武断的解决……但我要请问适之：你没有成为学者的时候，有没有问题？你如有问题，而且也要解决它，那么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的武断解决？我以为武断的解决，比不解决总要好一点！……”

　　不仅胡适。他也不满王光祈的结论。他说：“我以为他们两个有同一的谬误，就是太相信自己的理想，不顾事实怎么样。若愚相信工读互助团定可以组织，所以一切失败都归罪于人的身上；适之相信实行工读定可以维持生活，所以一切失败都归罪于主义身上……”

　　那么，他认为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根源是什么呢？

　　和戴季陶一样，施存统将根源归结于社会。他说，“现社会的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组织，一般平民都做资本家的奴隶”；他说，“凡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底下……都要直接间接受经济的压迫”……

　　不仅如此。工读互助团的努力，有什么意义呢？赚了一些钱的电影股，承蒙的是女子师范姑娘们的好意，“她们的钱是哪里来的”？赚了一些钱的英算专修馆，学生大多是富家子弟，还不是替资本家作工！不管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活在这个社会、这种秩序里，都参与乃至赞助着资本主义的运转！

　　尽管如此，他说，“我们并不因此怀疑共产主义（作者按：非专门名词，仅指财产公有）。我们因此更信共产主义。……我们最敬爱的朋友，不要因为我们一时的失败，就去怀疑我们神圣的主义！”……

　　那么，该怎么实现财产公有呢？他说，“我们如果有能力把资本家所掠夺去的资本收得回来，那才不至于受经济的压迫”；

　　他说，“从这一次的工读互助团的实验，我们可以得着二个很大的教训……（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叶叶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

　　“如果要免除这些试验新生活的障碍……惟有合全人类同起革命之一法”！

　　

　　在这样的评论、回顾和归结中，1920年10月12日，在《北京大学日刊》，命运多舛的第三组刊登了一则广告：“诸君要做衣服吗？请快到女子工读互助团去！……必能令诸君满意”；而10月28日，第四组则以“快！清洁”的标题，刊登了食劳轩食堂重新裱糊、更换厨夫的消息。此时，已经没有多少人关心它们的前路了。不久后，这两个小组连同第二组，连同在各大城市的众多小组，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一个驳杂而短暂的时代结束了。

　　

　　

 

　　“疆场上见”

　　

　　1925年冬天的一个清晨，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来到上海民厚北里1719号，拜访中国青年党的三位首脑，曾琦、左舜生和陈启天。这一天，六位少中会友交谈了一整天，但谈话很不愉快，“从早晨起，辩争至深夜……逐于深夜不欢而散”。陈启天记得，临别之前，“邓中夏与我们握别说：‘与诸君再见于战场’”。

　　不知道这一刻，邓中夏的表情是激昂还是伤感？然而，左舜生的心情是异常黯淡的。不仅杨贤江是他南京分会的多年密友，他还那样欣赏邓中夏、恽代英。几十年后，他评价说，代英还带三分做作，“中夏则纯任自然，大气磅礴。假定他们二位不死，不知比今日的毛泽东、刘少奇何如？”……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天的具体日期，被渐渐遗忘了。杨贤江病逝后，恽代英、邓中夏先后遇难；而活下来的三个人，也只有“某日”的淡淡记忆。或许，他们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很久了？过去的五年多，他们为“主义”、为中国道路不断争吵；他们都明白，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

　　他们的争吵，从王光祈离别故国后开始。

　　

　　（一）“标明主义”

　　

　　1、

　　

　　1920年4月1日，工读互助团第一组解散八天后，在上海黄浦江码头，王光祈踏上了法国邮轮Paullecat号，打算途经欧洲前赴美国，考察工读主义并在美留学。这一天，与他同行的还有少中会友魏时珍、陈宝锷、涂九衢，以及学者吴虞的女儿吴若膺；当轮船渐渐驶离码头时，在岸上不断挥手的几个身影中，也夹杂着来自湖南的毛泽东。

　　这一天，王光祈的心情无比沉重。尽管第二组、第四组仍在艰难维持，而在冰如的努力下，第三组也行将成立。但，第一组的解散，意味着工读互助试验的失败。不久，在写给恽代英的一封信里，王光祈表示，“（我）将以此为终生事业，决不因此次失败而丧气”。他并因此决定前往工读运动最盛的美国，考察经验、总结教训。

　　然而，十几天后，邮轮抵达新加坡时，一封电报却让他改变了航向。

　　来电的是少中南京会友方东美。这封长电，为的是与王光祈同行的吴若膺。不知道什么时候起，王光祈与吴若膺悄悄恋爱了；消息传开后，无穷无尽的麻烦开始了。众多年轻气盛的会友纷纷阻止；他们的理由，并非远在四川、已隔绝六年的王次屿。他们的理由是“妇女运动”。

　　“光祈性格，高超纯洁，其律己之严，同人中无出其右者。惟情之所钟，独在一晚辈如花之美媛……”几十年后，方东美在台湾回忆往事，几近老泪纵横：“当时少中同人群以未来中国文化创造力之一半，应由全国妇女负荷之，故极力倡言妇女运动。苟因发起人一人私情溺爱之故，致令妇女运动遭受疑难挫折，将何以见谅于国人？……”

　　当时，妇女运动困难重重。结合安那琪主张，众多守旧者斥之为“共产共妻”，一般民众也颇多诘难。毫无疑问，倘若王光祈与吴若膺结合，反对者必将添油加醋、借题发挥。正因此，在魏时珍建议下，两人决定避居美国。但性格偏激、异常固执的方东美并不就此罢休，在这封洋洋洒洒的电文中，他历数“七不可”，苦劝王光祈与吴若膺分手。他并以异常激烈的口吻，告诫王光祈“勿贻终生之羞”……

　　这份电文让王光祈决定改道欧洲。一个多月后，在法国马赛港，他送别了孤身赴美、泪眼婆娑的吴若膺。不知道轮船渐行渐远之际，王光祈心里想到的会是什么？从此，他开始学习音乐，并过起了苦行僧一般的日子；从此，他再也没有见过吴若膺，也没有再尝试他曾经宣言的、视之为“终生事业”的工读互助运动。在短短一年多以后，他激荡、豪迈的心事，永远地成为了过去。

　　后来，方东美视此为平生“三大恨”之一。而随着王光祈的蛰居德国，一个渐渐对抗、分崩离析的少年中国学会出现了。

　　

　　2、

　　

　　王光祈赴欧前夕，3月31日，在北京大学，李大钊创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第一组的解散，对李大钊同样冲击巨大、影响深远。3月23日，也就是第一组解散当夜，他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谈到，“我觉得工读团要想维持，还是采取纯粹的工读主义才是”。换而言之，工读互助运动不可能成为“新社会的胎儿”，对于改造旧社会，它的影响异常微弱、渺小。

　　那么，该怎么办呢？此后几天，他和十几名青年反复讨论，最终决定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彻底告别改良、安那琪的生涯了；他将目光投向了苏俄，并投向苏俄的理论源头，那个行文缜密、气势磅礴的大胡子思想家。

　　研究会共有19人。李大钊之外，它还包括少中的邓中夏、刘仁静、高君宇、黄日葵，工读互助团的何孟雄，新民学会的罗章龙，等等。他们大多是北大学生。几个月后，它渐渐地演变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策源地之一出现了。

　　又何止是策源地之一？这一天，在北大俄籍教授鲍立伟的介绍下，李大钊会见了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威金斯基一行。《李大钊年谱》记载：“……经与威金斯基深入交谈，对筹建中国共产党取得一致意见。”不久，他又把威金斯基介绍给了流亡上海、号称“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据说，几天之内，这个率性而激进的教授很快转轨了。

　　“南陈北李”的格局出现了。与此同时，“马迈耶夫则留在北京帮助筹备建党工作。”马迈耶夫介入后，建党步伐大大加快了。8月16日，在中央公园，李大钊出席包括少中在内的五团体联席茶话会，并由此结识觉悟社发起人周恩来；8月18日，在“改造联合”的旗号下，五团体正式结盟。而8月19日，他又以个人名义，阐述少中“标明主义之必要”，并提请全体会友讨论、决议。

　　这个议案，后来被认为是少中长达五年、愈演愈烈的“主义“纷争之伏笔。

　　

　　3、

　　

　　一开始，对李大钊的议案，众多会员沉默以对。9月15日，《少年中国》月刊以“北京会员参加筹备‘改造联合’”的标题，刊发了李大钊的建议。但几乎没有会员参与讨论。紧接着，11月15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少年中国》又刊载《改造联合宣言》，提出包括少中在内，各团体应“集合在赤帜下”；这份宣言同样应者寥寥。

　　此后几个月，没有人再提及这个话题。但，次年1月15日，恽代英发表的《少年中国学会的问题》，成为“主义”纷争的一个重要铺垫。

　　这一年，25岁的恽代英无比失落、迷茫。工读互助团的失败，让他渐渐质疑起了安那琪。作为最早、最坚定的安那琪信仰者之一，几个月来，他和王光祈不断通信、讨论；与施存统一样，他不相信这仅仅是“人的问题”。而在探讨社会根源之余，他说，他想在小范围内再次实验工读互助，“办一所小学，两三个人做一个教师的事，一个人的薪水做两三个人的生活费……生活无恐慌，读书有时间”……

　　他也更加关注少中生活。在这篇文章里，他谈到，少中会友分散各地、彼此陌生，表面上是同志，“其实我在许多会员心目中间是个化外的人，许多会员在我心目中间亦是化外的人”；他说，“中国惟一的希望，或者在少年中国学会身上”，但除了几本月刊、几次例会，会员们彼此说几句私人勉励的话，“我们学会……还有什么切实的团结作用呢”？他并且表示，在学问日进、品格修养之外，少中会员应“自觉的联合于一个共同目的之下，有计划的分工互助”……

　　这些说法，折射了偏居一隅、困顿苦闷的外地会员的观感。他们渴盼走出旧天地、获得新追求，但他们无力、挣扎，缺失精神与组织资源；他们的加入少中，为了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新的转机，然而，他们所在的城市只有寥寥一两个会友，他们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少中“入会者需五名会员介绍”的规约，隔绝着他们身边的众多同学、友人……恽代英为此建议，7月1日，也就是少中成立两周年纪念日，在南京召开一次年会，“各地会员，苟非万分的不得已，必须求其到会”。

　　恽代英的建议，合情合理。它获得了大多数会员的支持。不久，评议部也刊发了一则启事，要求各地会员准备提案，以便年会集中讨论、集体议决。

　　这个建议、这则启事，成为北京总部“研究主义”的前奏。

　　

　　4、

　　

　　2月19日，在李大钊办公室，一群北京会员举行例会。这一天，邓中夏谈到，北京总部应向年会提出“决定主义”的议案；在此之前，会员们应研究各种主义、“为之预备”，以便“讨论出一个道理来”。

　　毫无疑问，没有年会这个环节，“标明主义”只会个人建议、应者寥寥；各地会员也将各行其是，个人信仰不会牵涉进会务。但，年会使天南海北的各地会友聚集一堂，并多少带有群体裁定的性质。在这个背景下，邓中夏提出这个建议，也是顺理成章。

　　尽管如此，6月17日，在接近四个月的研究、讨论后，二十余名总部会员拿出的《谈话会记录》，表明少中依然是一个观点各异、立场众多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对于“主义”，北京会员大致形成了四种立场。第一个观点认为，少中不是没有主义，“创造少年中国就是本学会的主义”；尽管略显笼统、模糊，但会员们不断实践、改良，我们也能创造出“适合我们生活的进步的理想少年中国”；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类生活不是一种主义所能概括的，“不能采取一个主义，而且也没这必要”。如果说，这个看法让人想起自由主义立场的话，毋宁说它有着深重的、王光祈式的“联合体”痕迹，乃至挥之不去的安那琪色彩。这些会员谈到，虽然不赞成有共同的“主义”，但，“就一般主义中定一个最低及最高限度，也未尝不可”。

　　所谓“最低限度”，让人想到王光祈所说的少中“同车而行”、共走“第一段路程”；而所谓“最高限度”，则无疑是那个安那琪的国家与世界。毕竟，无论什么主义，它的终极追求都是这个……

　　还有一种观点则是不言主义，但与第一种极为接近。一些会员表示，“不愿我们学会也变成空谈主义挂招牌的团体”；他们说，少中同人应是“实事求是的实际改造家”，应点点滴滴地改良社会，改造国家……

　　或许，“不言主义”与“少年中国主义”，其实是同一类人？他们都标明了改良立场，只不过表述方式不同而已；进一步说，向往安那琪、提出“最低及最高限度”的那些会员，又何尝不是改良主义者？经历近三年的时代风潮，在参与社团、信奉安那琪、发起“五四运动”、目睹工读互助实验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没有改变温和的立场。他们依然行走在原先的轨道上。

　　这一天，北京总会达成一项决议，“此次在南京大会无论何种提案，只用会员名义，不用总会名义”……

　　无论如何，1921年7月1日，在南京玄武湖畔，少年中国学会的第一次年会召开了。

　　

　　（二）南湖上的那条船

　　

　　5、

　　

　　尽管“各地会员……必须求其到会”，但，过去的三年，十余名会员渐渐涣散，几十名会员游学海外，这一天来到紫金山下、石头城中的，不过区区23人。

　　北京来了邓中夏、刘仁静、高君宇、黄日葵；南京来了张闻天、沈泽民、杨贤江；武汉来了提案者恽代英……如果说，第一天的会议，因为三名北京会员邓中夏、刘仁静和黄日葵未能及时赶到，会务组搁置了宗旨、主义、“政治活动”等议题的话，那么，7月2日，八名共产主义青年的集体出场，则使现场气氛无比热烈。

　　按照会务组的安排，这一天清晨，23名会员走进玄武湖畔的一家茶馆。主持人讲话后，南京会员刘衡如首先发言。刘衡如说，“结会有两种”，一种是为了某种目的、乃至某种“主义”聚集的，另一种则是没有目的、“为研究求得某种目的而结合的”；正因此，“讨论问题不可不辨清这一点”。

　　这些说法不偏不倚。这些说法也近乎废话。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大多数少中会员不都在研究“某种目的”么？而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众多会员，不都是因为时世剧变，觉得“研究主义”不够，才提出“标明主义”的么？

　　为此，紧接发言的邓中夏谈到，少中既需“研究”、又需“实行”，但二者有轻重缓急之分。几年来，这个国家仿佛走进了死胡同，生死存亡系于一发，“中国向何处去”已成为必须回答的问题，“故必采取或创造一种主义”。随即，邓中夏又表示，“自然我亦不是急于求决议，今天便要定出一种共同决议；但以为必须从今天注意问题，研究时局……求将来有一种规定”。

　　对此，南京会员方东美认为，“北京会员多半因受恶刺激太深，为保持人格故，力争要规定共同主义”。他说，以他自己为例，当初之所以入会，类似于古人的“学会诗”，为的是一种“非理智的爱悦”。而入会之后，他刚刚学到了“旧哲学”，少中却又进入一个“科学时代”。因此，一切都变幻不定，求共同的主义是不可能的……

　　高君宇针锋相对。他说，寻求“少年中国”是每一个会员的梦想；在这个意义上，主义不是宗教，甚至不是信仰。主义只是一种方法，“是向各方面改造的方法”。如果少中连方法都不能统一，它和会员们各自寻求、各自奋斗又有什么区别？会员们又为什么加入这个社团呢？

　　成都会员穆济波则认为，“无彻底研究，无具体计划，总不易谈主义”……

　　…………

　　在观点不一、众说纷纭中，毫无疑问地，南京年会没有达成任何结果。如果说，高君宇“主义只是一种方法”的表态，大致折射了此前讨论的平和基调，那么，几天以后，刘仁静的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则预示着少中的大分化、大对立。

　　刘仁静前往的，是上海租界的一处公馆，以及嘉兴南湖里的那一条船。

　　

　　6、

　　

　　几十年后，在《毛泽东传》一书，R-特里尔写道，那几天，“与会者都没有觉察，一个影响历史的大事件正在发生”。因此，共产党的两大创始人，陈独秀与李大钊没有前来；也因此，在与上海咫尺之遥、“一日可达”的南京，几个少中会员反复游说着、活动着，但他们都不愿意前往上海，而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最为年轻、性格庸常的刘仁静……

　　又何止刘仁静？这一天，聚集在李书城寓所、随后又走向嘉兴南湖那一条船的，还有两名少中会员，毛泽东和周佛海……

　　南湖会议后，少中的“主义”纷争渐渐急骤、激烈起来。

　　1921年9月1日，《少年中国》第三卷第二期以全部篇幅，刊登了各地会员的南京年会议案、评论、观感。刘衡如认为，以政治为丑恶，是少中的最初立场，现在看来，一些会员要参加政治活动，也未尝不可，但，“何必一定要个一致的解决，或以大多数意志强迫少数人丢自己主张呢”？邰爽秋则叹息说，恽代英“取消主义说法”、“另立最低限度”的折中办法，都得不到认可，“我看将来的结果，不出于有形解散，便出于无形解散”。郑伯奇谈到，少中早已有了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只不过“我们自己不大显著地意识罢了”；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实现主义之手段”，是苏俄模式，是安那琪实验，还是基尔特式的民主与工团活动？他说，不管什么主张，“我却不信这是矛盾……因为我们共服侍这一位女主人，便是少年中国”；李璜则反复强调，诸位过多关注社会、政治，却忽视了思想革命，他说，“先政治的不如先社会的，先社会的不如先思想的”……

　　在众说纷纭中，最饶有意味的，当属发起人王光祈的表态。

　　对“主义”纷争，王光祈平淡而严厉地表示，“主张社会活动，反对政治活动，为本会精神之所在……违背此项精神者，即作为违背学会宗旨，请其出会”。随即，他开始规划他的新村蓝图，“先办一半工半读之小学校，并租田十余亩为自耕之计。……三年之后，即扩充为中学校，又四年后即扩充为大学。同时筹办工厂”。他说，“十年之内，基础已立，再进而改造中国……少年中国于四十年之内必可出现”。

　　还有谁理会他的“三年”、“四年”、“四十年”！还有谁重视他愿当“小学校庶务”、“农场经理”或“各县巡视”的表态！对加入共产党的那些中国少年而言，这样的计划既不符合酣畅淋漓的性情，也近乎白日做梦。当年秋天，他们纷纷走向民间，在厂矿演说中，在学校鼓动中，在成员发展中，在组织扩张中……以邓中夏为例，几十年后，一个长辛店老工人依旧满怀深情地回忆说，“那时，我们一点不懂得什么叫公社，什么叫社会主义。是邓中夏先生让我们明白了我们是无产阶级……我们决心跟着他做下去！”……

　　也是在这样的风潮中，1923年12月2日，在遥远的巴黎，以少中成员为主体，中国青年党成立了。它伏笔着后来的“再见于战场”。

　　

　　7、

　　

　　1922年秋天，在法国留学的曾琦、李璜，在英国留学的余家菊，以及在南京读书的左舜生、陈启天，开始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地宣传国家主义。此后一年多，《少年中国》、《新闻报》、《中华教育界》、《先声周报》……在众多报刊，他们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与此同时，通过中华书局，他们印行了大批小册子，《释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正名》、《国家主义答客难》、《国家主义浅说》……

　　一年多的宣传后，在成员600余名，由少中巴黎分会、中共旅欧支部、学生勤工俭学总会等团体组成的旅法联合会中，“他们占有大部分势力”（李富春、刘伯庄，《向团中央的报告》，1924年3月22日）。然而，在此期间，一些少中会员的转轨，让曾琦、李璜、魏时珍坐立不安，“深为痛心”。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赵世炎。抵达法国后，这个少中会友、曾琦“所最契重的青年活动分子”，与周恩来频繁交往、结为密友，而与曾琦等人渐行渐远。这一年冬天，任凭他们苦苦劝说，“（赵世炎）不听劝告，竟而加入共产党”。

　　赵世炎的远去，让曾琦萌生了组党的想法。他的《癸亥日记》记载，1923年1月28日，“上午早醒，在床构思，拟发起中国青年党”。李璜则回忆说，“国际共产主义，因有党的组织，在国内外皆得青年知识分子暗中趋附。……如不早起而与之对抗，共产主义更易成功……”（《学钝室回忆录》）

　　经过大半年的活动、筹备，当年年底，在巴黎玫瑰村共和街，中国青年党成立了。一开始，它只有区区12个人，但四个多月后，它就建立了四个支部、拥有60余名党员。

　　1924年秋冬，曾琦、李璜先后回国。曾琦住进了左舜生、陈启天在民厚北里1789号的寓所，李璜则前往武汉，与余家菊成为同事。这五名党魁亲密无间、精诚合作，在他们的合力下，席卷全国的“醒狮”运动兴起了。

　　在北京，“国魂社”、“救国团”、“中国少年卫国团”；在上海，“大夏青年团”、“商界青年同志会”、“复旦国家主义青年团”；在成都，“惕社”、“光国社”、“起舞社”；在长沙，“新民学社”、“固中学会”、“少年中国自强会”；在美国，“大江会”、“大神洲会”；在欧洲，“先声社”、“工人救国团”、“国际同志会”；在日本，“孤军社”、“华魂会”、“江声社”、“独立青年社”……短短一年时间，中国青年党在十几个省份、几十个城市蔓延开来了；通过众多外围社团，它建立了几百个支部、拥有内外围成员一万余人。它的声势足以与渐渐崛起的中国共产党相提并论。

　　更重要的是，遏制共产党、与中共各支部争夺成员，是青年党持之以恒、孜孜不倦的组织方略。正因此，才有了邓中夏、恽代英诸人的反复劝说；也因此，1925年冬天，当少年中国学会“全会骚然、不可终日……自动解散”后，邓中夏才以“再见于战场”的话语，终结了他们的友谊，并终结那携来百侣、书生意气、“万类霜天竞自由”的风华岁月。

　　对历史来说，一个崭新的、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开始了。

　　

　　（三）“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8、

　　

　　少中解体了，一个崭新的大时代到来了。也是1925年，32岁的毛泽东回到韶山。此后几个月，在同乡、原湖南自修大学工读生毛福轩的帮助下，他发展了四名青年入党。当年夏天，以毛福轩为书记的韶山特别支部成立了。不久，毛泽东离开韶山，经长沙前往广州；就是在长沙逗留的那几天，他写出了怀念“百侣曾游”、“万类霜天竞自由”岁月的《沁园春-长沙》。

　　他走向广州，参加被称为“大革命”的国共合作；随即，他又回到湖南，发动几千名农夫参加秋收暴动。在秋收暴动中，他发展的韶山支部党员庞书侃、毛新梅先后遇难；而走上井冈山后，李耿侯阵亡、钟志申被杀，混入上海金山县警察局的毛福轩，更惨遭五马分尸。韶山最早的五名党员全部死掉了，后来，他们被称为“韶山五杰”。

　　死掉的，又何止是“韶山五杰”？1927年4月28日，当韶山特别支部发展为下设15个支部、230名党员的总支部时，在遥远的北京，李大钊牺牲了。

　　李大钊之死，惨烈而悲壮。次日，北京《晨报》报道，殉难20人，“首登绞刑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赴难前李所留遗照，目光和悦，泰然自若，恍如平日”。不久，《北洋画报》进一步描述说，“连绞三次……历时二十余分钟始绝”。

　　李大钊遇难后，“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他抛下这个含辛茹苦、一生艰难的女人，抛下一群子女，一个人独自走了；在他走后，妻子赵纫兰甚至无钱安葬他，只好拖儿带女，挨家挨户地登门求告。他的灵柩被寄放在寺庙里整整六年，直到1933年春天，白花、挽联、遗像、松柏……他才在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拥簇下，被安葬进了香山万安公墓。据说，送葬队伍的最前头，一群北大学生举着这样四个大字：“精神不死”！

　　就这样，李大钊死掉了。在此之前，高君宇已经去世；在此之后，当年夏天，赵世炎被杀；三年后，黄日葵病逝、杨贤江病逝；又一年，恽代英慷慨就义；又两年，邓中夏壮烈牺牲，沈泽民死在大别山区……少中的二十余名共产党人，有的分化、有的沉沦，有的脱党，有的沦为大汉奸，但大多数人还是死掉了，为了他们的那个“少年中国”。后来，毛泽东写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也是在这样的牺牲和死难中，1945年秋天，毛泽东来到重庆。几天后，他邀见在大后方的二十余名少中旧友。在沧海桑田般的变迁之后，他又见到他们了。

　　

　　9、

　　

　　也是1945年，为调解国共之争，左舜生曾经拜访延安，并与旧友张闻天见面。他惊诧于张闻天的变化；他说，他们只谈一些私人往事，“不及其它”，但不知是任弼时在场的缘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张少年时也是英气勃勃的，这个时候居然变得规规矩矩，不敢放言高论了”……

　　与张闻天一样，毛泽东的变化也很大。二十余名旧友来到上清寺渝园时，他尚未到场。当曾琦、左舜生、陈启天交谈国事，而朱自清、宗白华、方东美等人闲聊学问时，毛泽东出现了。方东美记得，“（毛）举目流盼来宾，一若大党魁之视群众”……

　　“少中同人多系饱经忧患者，何能服此气势？”方东美后来回忆，不知道由谁挑头，二十余人齐声高呼，“毛大哥到矣！”

　　更有趣的还在后头呢！一声“毛大哥”，让毛泽东顿时平和。方东美甚至觉察，“蓦然显露昔年初莅南京时之乡曲情态”。而当毛泽东说起昔年初抵南京，一天走了九十多里、“巡行全城周围”时，会友们相对哄笑，其中一个好事之徒玩笑说，这是万里长征的初步练习，“今日仍有此雅兴与否”？

　　说归说，笑归笑，毕竟此一时彼一时了。陈启天后来回忆，“我与曾琦、左舜生、余家菊等虽曾应邀前去，但彼此心照不宣，无多话可说”；而另一名会友也谈到，“至于往日交情，实在提不得了”……

　　也是这一天，在宴席上，毛泽东打听起了王光祈。

　　

　　10、

　　

　　1920年夏天，经过近两个月的航行、转车，王光祈抵达法兰克福。6月4日，在给巴黎分会同人的一封信中，王光祈谈到，“弟因初到德国，所租之房尚未搬往（因尚有人住着），须七八号始能搬去。此时尚寄居在德列士博士之家”；几天后，他又以欣喜的语气，赞叹着法兰克福郊外的田园风光，他说，“开窗临野，可望数里之遥，皆系绿野平芜，全系故乡风味……十余年来，终日在都市车马扰攘中，忽得此乡景，令人心旷神怡”。

　　不仅如此。作为《晨报》及上海《申报》、《时事新报》的欧洲通讯员，他的收入颇为可观，“每年一千二百元”。与魏时珍“同用此款”，并资助远在美国的前女友吴若膺“每年约二、三百元”（《吴虞日记》）外，他过上了从未有过的体面生活。与魏时珍、陈宝锷、涂九衢“各租一室”外，房东聘请的勤杂工还照料着他们的生活；他为此叹息，“虽国内达官贵人之生活，不过如是也”。

　　就在这样的松弛心情中，漫长的心灵回归之路开始了。

　　作为“第三代人”，王光祈生长在对传统文化的讥笑、蔑视声中；与大多数青年一样，他认为旧文化、旧传统已无药可救。他的“以传统之心、行改良之事”，完全出于无意识的本能。然而，在法兰克福，这个“歌德的城市”，空气里都弥漫着对中国文化的深情赞叹。歌德生前被称为“魏玛的孔子”，他这么呼喊，“逃走吧，逃向纯净的东方，去呼吸宗法社会的清新空气”；而在他之后，伴随着西方的没落、心灵的衰老，德国再度卷起中国文化热潮。抵达法兰克福后，王光祈的札记记载：一位大学教授来信，要和魏时珍交谈“孔子之道”；陈宝锷在乡村旅行时，听到一位中学教员为学生讲授《论语》，他并且说，“老子学说比孔子学说还要深奥”（《旅欧杂感》）……

　　不仅如此。当地的一份报纸，不断刊载中国诗歌。编者的“按语”写道：“我读了这些诗以后，我的精神仿佛到了另自一个世界。……中国诗的动人如饮了醉酒一样热烈。希腊哲学家说天空中有一种自然和谐的音乐，这种音乐只有中国人能听见，并一一谱入他们的诗歌。我们从前只知道一个李白，其实中国像李白的诗家还多得很呢……”

　　凡此种种，无不唤醒他沉睡的、无比热烈的中国之心。不久，他开始学习音乐了。在《阳春》、《白雪》、《高山流水》的节奏中，他看到了生机盎然、从来不曾消失过的那个少年中国。他说，“我是孔子的信徒”；他说，人心之和谐，是通往天下大同的唯一路途，而音乐能让人心和谐；他还说，古人的礼乐传统，实已究天人之际、达人生之穷……

　　1924年前后，魏时珍、周太玄等人纷纷回国；而孤独之外，贫困再度袭来。许多留学生记得，从此，他过起了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在工人饭馆吃饭，终生未踏进餐厅一步”。然而，音乐、典籍和盎然生机，这些所交织的那个少年中国，想必始终伴随着他。他的晚年，想必异常美好、异常从容。

　　1936年1月12日，王光祈突发脑溢血，死于法兰克福旅次，终年44岁。

　　

　　11、

　　

　　王光祈去世后，一些旧友举办了几场纪念会；次年，《王光祈先生纪念册》也出版了。然而，直到1941年冬天，他的骨灰才埋葬进他的少年旧游之地，成都郊外沙河堡菱角堰。他的同学、少中会友李劼人陪伴着他，度过了十几年。

　　又一些年后，毛泽东走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又两次委托陈毅寻访王光祈亲属。然而，他没有子女，王次屿也早已死掉了。四川地方政府能做的，不过是将他的埋骨处转移到了四川音乐学院内。

　　几乎是再次下葬前后，1952年，因为种种压力，少中会友卢作孚在办公室自杀。许多年来，他为何自杀？他自杀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传言无穷无尽。此后，1957年，少中会友周炳琳因抗拒洗脑，被北大作为改造重点，并被毛泽东列为全国性反面典型，不久含恨而死；1968年，周太玄被批斗致死，同年少中会友田汉也死在监狱之中。又几年，少中会友张闻天死在流放之中，而经历二十余年的囚禁生涯，1978年前后，因参加青年党被逮捕的魏时珍终于出狱，并前往四川大学任教……

　　遭遇冲击的，又何止是这几个少中会友？宗白华、杨钟健、许德珩、刘仁静……他们活下来了；对于噩梦一般的十年，他们似乎没有多谈。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更久以前，那时他们是那样的年轻，充满少年风华。以许德珩为例，大约1981年，他开始断断续续地写作回忆录，“学生救国会”、国民社、五四运动、少年中国学会……

　　也是1981年，在福建沿海的一个偏僻渔村，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举起右臂，宣誓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

　　

　　12、

　　

　　那一天似乎是6月1日。在众多目光的交织下，这个孩子和别的孩子一起走上戏台。乡村小学是那样寒碜，他们的学校在祠堂里。那一天，和他的父亲，无数堂叔、堂哥一样，在一个老师的示范下，他举起右臂、握成拳头。他和十几个孩子一起说，“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这是几代人的声音。这是亿兆生民共同阅历的场面。在那一批入队的孩子中，他年龄最小、入学最晚，但他也无疑是最有热情的一个。那一天，在自己的心里，他暗暗誓言，“我一定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为此，不久后，他串联了几个堂哥，乃至一些没有入学的小孩，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搬石头、运柴草，想在那条泥泞不堪、坑坑洼洼的机耕道上，为几户人家找一个出行的方便。但一两天后，就有一户人家责问他，“你们究竟要做什么”？又几天，另一个要退出团体的孩子哭着说，“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父亲带来的，和你说的共产党没关系”……

　　他为此伤心、气愤。他是那样地向往共产社会，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压迫、无比自由的社会。然而，他仿佛生错了时代：不久后，他随着他父亲进城了；在那个城市，他目睹了一个信仰时代褪却、消逝、完结的过程。他更加难过；于是，大约17岁那一年，他开始了图书馆生活；他在图书馆借阅的第一本书，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他研读着共产理论。他整整读了两年。两年后，他对自己说，到北京去吧，那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他说，“那里有许多青年”。就这样，携带四百元人民币，他一个人到了北京。

　　北京没有让他失望。它果然有着许多青年。他们读书、辩论、组社、印行刊物；他们在一个毗邻大学、叫“红平房”的小小村庄里，看杨花漫天飞舞，看清晨的阳光照耀着一群中国少年，一个生机勃勃的人间。他们的日子是那样美好，以至于终生难忘……

　　然而，也是那几年，他渐渐放弃了共产追求。离开北京后，他工作、经商、结婚、生子、惨淡谋生……他大声讥笑着共产之梦。他仿佛忘却了，那个梦，曾经那样光华、灿烂地照耀过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

　　那个孩子，就是作者我本人。

　　2007年深冬，在北京的一处寓所，我在妻子、同事的支持下，开始写作《少年中国》。随着文字的行进，一些遥远的往事，代代相似的那些中国少年，不断冲击着自己日渐混沌的心灵。我一次次泪眼模糊，一次次震撼和感动。为了那美丽的安那琪，为了最美好的风华岁月。

　　许多年前，一个叫高长虹的安那琪信仰者，写过一首叫《离魂曲》的诗歌。或许，它能够表达我的心事，并作为这一组文章的结语：

　　“安那琪之美备兮

　　乃超人之所居

　　吾在群彦之中兮

　　忝滥竽而充数……”



原文：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09/09/30539.html